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矿工李玉林从废墟间冲向矿区，又从矿区冲上进京道路。他身上只剩一条短裤，脚底沾满泥土，身后是被地震撕裂的城市。此行没有公文，没有正式介绍，只有一个念头：必须尽快把唐山的真实灾情送到中央。
地震发生在凌晨3时42分。巨大的震动持续时间并不算很长，却让唐山市大面积建筑倒塌，铁路变形，供水、供电和交通几乎同时中断。许多家庭还在睡梦中，灾难已经压在屋顶和街道上。
李玉林当时是开滦矿务局方面的干部，也有军旅经历。震动稍停，他先把妻子和孩子带到空旷地带。回头一看，家属区大部分房屋已经倒塌。父母住处也在沿途，可井下还有大批矿工生死未卜，他只迟疑片刻，便转身奔向矿区。
矿井入口处一片混乱。绞车房损毁严重，提升设备无法正常运转，井下工人的情况无人能够说清。几名救护人员从瓦砾中脱险，看到一个满身灰尘、几乎赤身的人走来，直到他开口，才认出这是矿上的领导。
“井下还有多少人？”
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答案。李玉林随即留下人员组织抢险，自己寻找能够通行的车辆。矿上仅有的一辆救护车被调了出来，车上坐着李玉林和两名干部，目标是北京。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求援。唐山距离北京并不算远，可地震后道路处处受阻，沿线房屋倒塌，树木、电线杆横在路中，有些路段已经无法辨认。救护车经过村镇时，群众纷纷拦车，希望把伤员送往唐山。李玉林只能下车解释，这辆车肩负着向中央报告灾情的任务。
群众得知情况后，便让开道路。有的搬走石块，有的抬开倒下的木梁，还有人站到路边指引方向。车轮一路颠簸，车上的人不敢停下。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央掌握的信息越早，能够调动的力量就越及时。
车辆行至蓟县一带时，李玉林遇到地震部门的工作人员。双方交换情况后，一名同志留下协助了解灾情，另一名同志随车进京。此时，唐山的具体损失仍难以统计，但从沿途所见已经可以判断，这不是局部房屋损坏，而是一场大范围灾害。
进了北京，李玉林一行原本想直接寻找中央机关。由于不熟悉道路，他们把车开向新华门，随后才知道那里并不是普通车辆可以进入的地方。经过询问，车辆转往国务院接待地点。李玉林这才意识到，自己不能穿着短裤进入正式场所，便找来一件破棉袄围在身上，又用雨水简单清洗手上的血迹。
很快，接待人员核实了身份和来意。当天，来自唐山的空军人员、地震部门人员也陆续赶来，几方情况相互印证后，李玉林被带入中南海，向正在处理震情的中央领导汇报。
紫光阁内，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陈永贵等中央领导正在紧急研究灾情。面对这个从灾区赶来的矿工干部，他们没有只听书面材料，而是让他凭记忆画出唐山市区、矿区、主要道路和机关位置。
李玉林铺开纸张，一边回忆，一边标注。他讲到矿井设备损坏，讲到井下人员失联，也讲到铁路被震成弯曲状，许多道路无法通行。汇报并不华丽，甚至带着疲惫和沙哑，却是中央当时能够获得的少数一手情况之一。
陈锡联看完草图后，对他说：“你从灾区来，情况最直接。你认为该怎么办，就讲出来。”
李玉林提出了几条紧急建议：尽快调集部队进入唐山，优先抢救井下矿工和被埋群众；迅速恢复交通、通信和供水；组织煤炭系统力量，保证矿区救援能够持续。纪登奎等人当即分头落实，相关部队和救援力量随后向唐山集结。
这场汇报前后持续了数小时。李玉林抵达时衣衫破损，同行人员也疲惫不堪。纪登奎得知另外两名同志还在外面，立即让工作人员把他们请进来，并安排换衣和检查身体。对灾区来人而言，这些细节并不显眼，却说明中央已经把他们当作带着重大情况赶来的同志，而不是普通来访者。
吃过简单的饭后，李玉林又到煤炭系统汇报矿区情况，随后踏上返回唐山的道路。沿途，奔赴灾区的车辆逐渐增多，军车、救护车和运输车辆接连向东驶去。李玉林没有停留太久，回到唐山后继续投入抢险。
直到地震后的第三天，他才找到妻子和孩子。家中有14位亲人遇难。面对家人的悲痛和埋怨，他没有为自己辩解。那几小时里，他选择先去矿上、再进京报信，代价是错过了寻找亲人的时间，但井下矿工和整座城市的救援同样不能等待。
灾后，李玉林曾作巡回报告，持续数月，后来因长期劳累病倒，卧床多年。1985年，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1994年退休。那辆载着灾情驶向北京的救护车，成为唐山大地震救援史上一段特殊记录；车上的人，则从废墟和泥泞中，把最急迫的消息送到了决策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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