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打开香港电视新闻,不少观众都认得毛孟静这张脸,后来,她从新闻主播变成立法会议员,走到哪里都有镜头跟着,谁能想到,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时,她已经走进了法庭?

从镜头前的主播,到议事厅里的议员,再到刑满出狱,毛孟静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个曾在柏林会议上因座位问题引发争议的人,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把时间往回拨,这事还得从她走进公众视野的时候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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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毛孟静出生于香港,祖籍浙江宁波,年轻时,她曾赴加拿大求学,回到香港后进入传媒行业。

在很多香港观众的记忆里,早年的她并不是立法会议员,而是一名新闻从业者,当年电视是重要的信息渠道,新闻播报员每天准时出现,声音和面孔很容易被观众记住。

坐在镜头前的毛孟静,也因此逐渐为公众熟悉,新闻工作讲究反应快、表达清楚,记者面对受访者要会提问,主播面对观众要把事情讲明白。

做久了这一行,她对公共事务和社会议题也积累了自己的看法,不过,从报道新闻到参与政治,中间隔着一道门。

记者站在一旁观察,议员却要走到台前,对政策表态,对公共事务提出意见,也要接受选民审视。毛孟静后来跨过了这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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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她参加香港立法会九龙西地方选区选举并当选,到了2016年,她再次在九龙西选区胜出,继续担任立法会议员。

从电视屏幕到议事厅,这个身份的转变,也让她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比过去更容易引起争议。

她在立法会期间,曾就香港社会事务及政府工作提出质询,议员进入议会,手里拿着的是一份公共职责,选民投票时,关心的是自己的诉求能否得到表达,政策出了问题有没有人追问。

而议员在国际场合如何表达自己的立场,同样会受到关注,2018年,一场在德国举行的会议,就让毛孟静站到了争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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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首届国际国会女议员会议在德国柏林举行,毛孟静以香港立法会议员身份出席,和她一同参会的,还有其他香港议员。

会上,标有中国国旗的座位已经安排好,根据当时的报道,毛孟静没有坐在该座位,而是选择坐到其他区域。

同行议员葛珮帆对此提出批评,这件事随后引发舆论争议,一张座位,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讨论?

因为那不是一家人出门吃饭,想坐哪边就坐哪边,她当时以香港立法会议员身份参加国际会议,现场的座位安排,与参会身份联系在一起。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一个代表香港出席会议的人,在涉及这一身份的场合做出怎样的选择,公众自然会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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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议员提出意见,社会上也有人对她的做法表示不满,那次会议结束后,毛孟静回到香港,继续担任立法会议员,但围绕她的争议,并没有就此结束。

2019年,香港社会因修例问题出现激烈争议,部分示威活动演变为暴力冲突,道路、商铺、公共交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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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少普通家庭来说,那段日子最揪心的,不是议事厅里的争论有多激烈,而是孩子出门能不能平安回家,家里人上班会不会遇到交通中断,靠开店维持生计的人还能不能正常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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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孟静作为立法会议员,在那段时间持续参与公共讨论,她的政治立场和言行,受到不同群体的评价,但真正让她走上法庭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场政治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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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2020年,当时,一些人士提出所谓“35+”计划,希望在香港立法会选举中取得过半议席,为了协调候选人,相关人士组织了所谓“初选”,毛孟静是参与者之一。

这个计划的后续安排,后来成为案件的重点,根据法庭审理的内容,相关人士谋划在取得立法会多数议席后,无差别否决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迫使行政长官回应有关诉求,并通过一系列步骤达到其政治目的。

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不是几个人在会议室里谈一谈、争一争那么简单,有关计划及参与者的行为,随后进入刑事司法程序。

2021年,香港警方采取行动,多人被捕、被起诉。毛孟静也在其中,此后被还押,案件牵涉的人数多,审理过程受到香港社会关注。

2024年11月19日,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对案中45名罪成被告作出判刑,刑期从50个月到10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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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孟静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法庭将她认定为案中的“积极参加者”,以七年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认罪、过去的公职服务及对法律无知等因素后,最终判处她监禁四年两个月,也就是50个月。

看到判刑时间,有人可能会问:2024年11月判了50个月,为什么不到半年就出狱了?因为她在判刑之前已经被还押,计算刑期时,需要把此前被羁押的时间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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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年的电视主播,到后来坐在议事厅里的议员,再到以被告身份接受审判,毛孟静的身份几经变化,等她走出惩教所,香港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也已与她当年进入立法会时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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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孟静出狱后,外界很快又把目光投向了她的家庭,她的丈夫是英国记者,两人育有两个儿子。

公众人物的家庭背景,容易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而对许多读者来说,更好奇的是,经历了几年羁押和服刑后,她自己说了什么。

此前,她的丈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妻子回家感到高兴,也曾谈到两人可能赴英国探望孙儿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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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刚刚结束刑期的人来说,重新适应外面的生活,总要有一个过程,过去几年,她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限制,走出监狱后,身边熟悉的环境、社会上的讨论,都已经发生变化。

但有一件事不会因为人走出惩教所就被抹去:法院已经作出的判决,仍然是她公开经历的一部分。

同样,她曾经当过新闻主播、立法会议员,也不会因为后来获刑就从时间线上消失。

一个人的经历,需要一段一段地看,电视台里的工作,是她早年的职业经历,立法会里的表现,是她担任公职时留下的记录,“35+”案中的行为,则由法院依照案件证据作出认定。

从这个人的经历往外看,香港在她被还押期间,也发生了一件与立法会密切相关的大事:选举制度作出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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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随后,香港开展相关本地立法,同年5月31日,《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刊宪生效。

调整之后,香港立法会由90名议员组成:40名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30名由功能界别选举产生,20名由地方选区直接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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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放在纸面上,似乎只是议席的分配,可议员通过什么方式产生,会影响不同界别怎样参与议会工作,也关系到公共事务如何进入讨论。

而对老百姓来说,选举规则之外,还有更直接的问题:人选出来之后,事情办得怎么样?

一项公共工程要不要拨款,钱怎么花,一项政策执行下去,街坊遇到什么难处,政府部门作出决定之后,有没有认真回应市民意见——这些都需要议员在议事厅里提出问题、审议和跟进。

香港立法会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审核财政预算、税收和公共开支,以及对政府工作提出质询,这些职责听起来有些正式,落到生活中,却可能关系到交通、住房、医疗和社区服务。

对一座城市来说,议会不能只剩下声音大不大的较量,市民更关心的,是争论之后有没有办法,预算通过之后能不能办成事,出现问题之后有没有人负责。

再回到毛孟静身上,她曾经坐在电视台播报新闻,后来进入立法会,她在国际会议上的做法曾引发争议,之后又因参与“35+”案被判刑,2025年刑满出狱。

这一路走来,她经历过公众关注,也经历过法庭审判,过去做过的事,不会因为离开议事厅就消失,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也不会因为刑满出狱就被重新改写。

有人问,她以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是她自己的选择,公众能够看到的,是她已经走过的路,以及这段经历留下的记录。

说到底,拿到公众给予的关注和公职身份,接下来怎么做,分量可不轻,话可以说得响亮,立场可以摆得鲜明,可真到了法庭上,最终要看的,还是具体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