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日，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23岁的周庭站在被告席前，等待法院就未经批准集结案作出判决。那一天，法院外聚集了不少市民，有人鼓掌，也有人举杯庆祝。对他们而言，这并不是针对某个年轻人的私人恩怨，而是对持续多年的街头冲突作出的情绪回应。
案件源于2019年6月21日包围香港警察总部事件。周庭、黄之锋、林朗彦等人后来承认控罪，法院判处黄之锋13个半月监禁，周庭10个月，林朗彦7个月。判决并非针对某种观点，而是针对未经批准集结以及由此造成的公共秩序问题。
宣判时，周庭情绪激动，流下眼泪，并提出保释及上诉申请。支持者认为她承受了巨大压力，批评者却觉得这更像一场面向镜头的表演。有人在法庭外说：“表达意见可以，但不能把街道变成失控的战场。”这句话，恰好点出了争议核心。
周庭进入公众视野，并不是从2019年开始。2012年，她还是一名中学生时，就参与“学民思潮”相关活动，反对香港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那场争议持续时间不长，却让黄之锋、周庭等人迅速成为媒体关注对象，也使校园政治第一次大规模进入香港社会的日常视野。
当时的周庭形象十分鲜明：年纪轻，外表安静，讲话带有学生代表式的克制。正因如此，她很容易获得部分媒体的同情。可政治活动并不只是发表几句口号，尤其当学生罢课、街头集会和公共机构受影响之后，参与者就必须面对法律与社会责任。
2014年的“占中”行动，是她政治经历中的重要转折。周庭参与罢课及集会，也曾公开为有关行动发声。支持者把她视为年轻的抗争者，反对者则认为她在鼓动学生参与高风险政治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她后来退出“学民思潮”，并以压力过大、身心疲惫等理由解释离开，这种处理方式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有人认为，年轻人退出政治组织是个人选择；也有人认为，既然曾经站在聚光灯下动员他人，就不能在局势紧张时只强调自己是受压迫者。政治活动带来的声望可以由个人享受，行动造成的后果却不能由别人独自承担。
2016年，周庭与黄之锋等人组建“香港众志”，继续以“民主”“自决”等概念参与政治。她曾尝试参选香港立法会，但因选举资格问题未能成为候选人。围绕她是否真正放弃英国国籍，香港社会当时也有不少争论。有关身份安排是否合法，需要依据具体法律文件判断，不能仅凭网络传闻下结论。
更大的争议，在于她对香港身份与国家认同的表达。周庭曾以本土身份区分香港人与中国人，并在海外活动中介绍香港的政治处境。这些言论得到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的欢迎，却让许多香港市民感到刺耳。因为在中国香港参政，同时又刻意回避中国人的国家认同，难免被质疑存在政治上的选择性。
2019年修例风波爆发后，周庭频繁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批评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支持者称她是在争取国际关注，反对者则认为她把香港内部矛盾包装成对外宣传材料，客观上加深了外部社会对香港的误解。政治人物可以批评政府，但若不断把本地冲突推向国际舆论场，也应承担相应后果。
202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公布施行。此后，香港政治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一批激进政治组织解散，部分人物离开香港。周庭所在的“香港众志”也在国安法生效前宣布解散。组织解散并不意味着既往行为自动消失，是否涉及违法，仍要由司法机关依证据处理。
入狱之后，周庭曾被转往大榄女惩教所服刑。2021年6月，她刑满获释。出狱当天，她面对记者没有发表长篇讲话，而是迅速离开。这个细节与她过去频繁接受采访、主动塑造公众形象的状态形成反差，也说明她已经意识到，聚光灯带来的不仅是名声，还有持续的法律与社会压力。
周庭后来逐渐减少公开活动。她是否真正改变政治立场，外界无法仅凭沉默作出判断；但有一点很清楚，香港社会已经为那场风波付出沉重代价。法庭判决记录的是具体控罪，街头掌声和嘘声表达的是社会情绪，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对周庭而言，2020年12月2日那场宣判，既是十个月刑期的开始，也是她从青年政治偶像跌入法律责任之中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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