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29日傍晚，北京火车站二楼候车厅，王志刚提着一只黑色手提包走进人群。那时正值旅客集中进站，车站里人声嘈杂，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沉默的中年男子。
18时许，巨响突然传来。玻璃、座椅和行李被冲击波掀翻，候车厅顿时陷入混乱。有人向楼下奔逃，有人倒在地上呼救，站外旅客起初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浓烟从窗口涌出，才意识到车站出了大事。
警察、消防人员和医护人员很快赶到现场。爆炸区域被封锁，伤员被分批送往医院。关于伤亡数字，当时公开材料存在不同说法，但可以确认的是，这场爆炸造成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影响极为严重。
更棘手的是，爆炸中心附近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尸体损毁严重，与周围受害者的受伤情况明显不同。刑侦人员据此判断，此人很可能就是携带爆炸物并在现场引爆的人。
现场没有留下完整的身份凭证，案件一度陷入僵局。第二天，北京公安机关接到两封匿名信，内容涉及继续制造爆炸和袭击外国机构。信件真假尚待查明，却加重了社会上的紧张气氛，也使专案组必须尽快查明死者身份。
侦查人员从残留物、衣物和随身物品入手。爆炸物中检出硝酸铵、黑索金等成分，现场还发现了衣料、毛巾以及一些零散物件。技术人员根据尸体特征复原出画像，并将辨认材料送往北京各单位和有关地区。
线索很快从山西传来。山西运城拖拉机厂曾发电询问，职工王志刚于10月28日私自离厂，去向不明。家属确认他没有回到北京，工友也回忆起他离开时的衣着和携带物品，与现场情况能够相互印证。
王志刚出生于1950年，是北京人。1968年前后，他作为知识青年到山西农村插队，后来入伍，曾在铁道工程部队服役。复员后，他被分配到运城拖拉机厂从事维修工作。这样的经历，在当时并不特殊，真正引起注意的，是他长期积累的情绪变化。
据工友反映，王志刚一直希望调回北京，对工作安排和个人处境颇有怨言。他曾多次提出返城要求，未获批准后，与厂内管理人员发生过争执。女友调离山西并与他分手，也让他的精神状态进一步恶化。
有工友曾劝他：“有话慢慢说，别把事情想绝了。”王志刚没有正面回应，只是沉默。后来，他开始以钓鱼、补充营养等理由接触制作爆炸物所需的材料。由于平时从事维修，能够接触金属管材和焊接设备，异常行为没有立即引起足够警觉。
1980年10月18日，王志刚再次申请调回北京，被拒后与厂方发生争执，并受到处分。几天后，他没有办理正常请假手续，购买了前往北京的车票。临行前，他给熟人留下带有诀别意味的话：“我走了，别找我。”
这些细节后来成为判断其作案动机的重要依据。11月初，调查人员赶赴山西，核实他的工作经历、交往情况和离厂经过。衣物、劳保用品、工友证言以及现场残留物彼此对应，确认死者就是王志刚。
案件被定性为蓄意制造的严重破坏事件。值得注意的是，王志刚的个人遭遇只能解释其情绪积累，却不能成为伤害无辜者的理由。他将对工作和生活的不满，转化为对公共场所的报复，结果使毫无关联的旅客承受了生命代价。
这起案件发生时，知青大规模返城已经出现变化。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持续了十余年，随着城市就业、教育和家庭安置压力加剧，返城问题越来越突出。1978年以后，部分知青陆续回城，相关政策不断调整。
1980年前后，中央和地方开始系统处理知青返城与安置问题。北京火车站爆炸案造成的社会震动，确实让公众更加关注知青安置、就业分配和基层管理中的矛盾，但不能简单说某一个案件单独决定了政策转向。政策变化有其长期的经济、社会和人口背景。
案件侦破后，关于继续爆炸的匿名威胁并未成为事实。车站恢复秩序，伤亡旅客的身份陆续确认，调查材料也被整理归档。一个人的失衡和极端选择，至此留下了无法挽回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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