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北京的基建工程兵机关里，李人林与黎原再次成为同一领导班子的成员。多年以前，李人林是军政委，黎原是他麾下的师长；此时二人一个担任主任，一个担任第一副主任，位置近了，分歧却慢慢显露出来。
这并不是简单的旧部重逢。基建工程兵有军队的编制和番号，却承担国家基本建设任务，管理方式既不能完全照搬野战部队，也不能完全按照普通施工单位办理。二人争论的核心，正是这支特殊队伍究竟该“以兵为主”，还是“以工为主”。
基建工程兵诞生于三线建设时期。1966年以后，国家重点工程陆续铺开，原有施工力量在人员、设备和组织调度上都难以满足需要。把部队组织、施工力量和集中管理结合起来，便成了当时的现实选择。
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作战部队，却拥有军事化的组织体系；不是一般企业，却要完成铁路、矿山、厂房等建设任务。工程进度、质量、安全和成本，常常同时压在一支部队肩上。干活要讲效率，管理又要讲纪律，这种双重属性从成立之初就没有消失。
早期的基建工程兵并没有独立的兵部，主要由国家建委方面负责。1978年1月，基建工程兵兵部成立，按大军区级机构设置，实行军队和国务院双重领导。李人林出任主任，谷牧兼任政委，黎原则在同年12月调任第一副主任。
这三个人的分工，本身就说明了基建工程兵的特殊性。谷牧政务繁重，主要工作并不在兵部日常事务；李人林长期参与建设管理，对工程计划和施工组织熟悉；黎原则有多年军队指挥经历，更看重组织纪律、干部制度和部队性质。
李人林与黎原并非初次合作。1951年，李人林调任第四十七军政治委员时，黎原是该军所属师的师长。第四十七军后来参加抗美援朝，黎原也在战斗和部队建设中逐步成长。李人林离开四十七军后，黎原继续在这支部队系统内任职，后来还担任过军长。
多年上下级经历，使他们彼此熟悉。李人林转到地方工作后，曾利用出差等机会看望老部队；黎原也保持着来往。按常理说，这样的关系足以形成默契，可行政岗位不同于战场指挥，旧日情谊并不能自动消除制度上的分歧。
黎原倾向于认为，既然基建工程兵列入军队序列，就应当用部队的标准加强管理。施工再忙，也不能淡化组织纪律，干部任用更不能脱离军队制度。李人林看到的则是另一面：工地任务紧、劳动强度大，许多单位还要核算成本、承担经营压力，若一味套用作战部队办法，未必适合实际。
“这支队伍，究竟按部队办，还是按工程办？”这句话，正是两种思路的集中体现。
分歧很快延伸到干部使用问题。黎原认为，部分干部提拔没有严格依照政策程序，存在越级和集中调整的现象。他把意见反映给谷牧，希望由上级核查处理。谷牧虽兼任政委，但日常事务有限，问题经过反映后，班子之间原有的缓冲空间也随之变小。
值得一提的是，矛盾并不只是工作方法之争。黎原后来回忆，1981年前后，李人林曾抓住他过去写过的一篇文章作文章，认为其中存在政治问题，并指责他拉帮结派，要求他辞去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黎原对此保留个人意见，并要求上级调查，给出明确结论。
这场风波对黎原的政治身份产生了影响。他原是上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原本希望成为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后来资格被撤销。1982年，他又没有继续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未当选代表者，也不再列入委员或候补委员候选范围。
同一年，军队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展开，基建工程兵随之撤销。许多干部响应干部年轻化安排，办理离休或退出原有岗位。这支在特殊年代形成、长期承担国家建设任务的队伍，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李人林与黎原的关系变化，放在个人恩怨里看，容易变成一场旧相识之间的冲突；放在基建工程兵的制度背景中看，实质上却是军事管理与工程管理发生碰撞。两人都带着各自的经历和判断进入这个班子，昔日的上下级关系，反而让彼此更清楚对方坚持什么，也更难轻易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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