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世纪，两河流域巴比伦城，汉穆拉比统治下的王国正经历一场商业秩序的重塑。街市上的银块、谷物和羊毛不断流转，泥板契约也随之增多。借贷并非少数富人的隐秘行为，而是农业、贸易与日常生活交织出的制度需求。
两河流域的财富，离不开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河水带来肥沃土地，也带来洪水、旱灾和收成不稳。农民播种时可能缺少种子，商人出发远行时需要本钱，工匠接活时也要先购买原料。资金有缺口，借贷便有了现实用途。
这片土地很早就形成了宫殿、神庙和村社共同参与的经济体系。神庙掌握土地、牲畜与粮食，王室则负责征收、分配和组织大型工程。起初，承担物资调配的人往往服务于宫殿和神庙；随着私有财产扩大，独立商人逐渐活跃起来，商业不再只是权力机构的附属事务。
古巴比伦文献中常见“塔木卡”这一类商人。他们能够经营长途贸易，也可能向小商人提供资金。与之相比，“沙马鲁”更多承担具体经办工作，替出资者采购、运输和出售货物。两者之间既有雇佣关系，也有委托和分成关系，界限并不总是十分整齐。
这种分工直接推动了借贷业。大商人不必亲自奔走每一处村社，小商人也能借助资金完成交易。有人提供银，有人提供谷物，有人负责运输，利润和风险按契约分配。借贷因此不只是“借钱”，还成为组织商业活动的一种办法。
古巴比伦的借贷记录，大多写在泥板上。债务数额、借款品种、归还日期、利息和抵押物，通常都要写清楚，再由当事人及见证者确认。泥板上留下的圆柱印章，相当于身份和承诺的标记。契约一旦完成，便具有相当强的约束力。
有意思的是，泥板并不只是记录工具，还承担着保存证据的作用。债务偿清后，借款人往往可以取回契据，甚至将其毁掉，以免日后重复索债。考古发掘中仍保存着大量未被销毁的借贷泥板，它们像一批沉默的账本，记录着当时尚未结清的经济关系。
《汉穆拉比法典》对借贷作出过较细的规定。银贷利息通常以百分之二十为限，谷物借贷的利率则更高，常见标准为三分之一。这样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借贷没有风险，而是试图把收益、责任和纠纷纳入可执行的范围，避免债权人任意加码。
抵押物也很重要。房屋、土地、作物、牲畜，甚至家庭成员的劳作，都可能被写入契约。不过，法典对债务人的处境并非毫无限制，债务劳役期限受到规定，债权人也不能随意伤害抵押者。法律的介入，说明借贷已不是私人之间一句口头承诺，而是国家必须管理的社会关系。
“我按时还不上，怎么办？”一名欠债者可能会这样询问。
出资者的回答未必温和，却必须受到契约和法令约束。正是这种可预期性，使双方愿意把交易写下来。没有规则，借贷容易变成掠夺；有了规则，资金才敢流动，商人也才愿意承担远途贸易的风险。
巴比伦王权对商业的扶持，还表现在对契约效力的重视。法典要求交易留下印记和证人，涉及代理、寄存、运输、租赁等事项时，也常规定双方责任。商人若侵吞受托货物，或隐瞒交易中的问题，可能承担赔偿乃至更严重的处罚。
宫殿与神庙同样是重要的资金来源。它们拥有粮仓、土地和贵重金属，可以向农户或商人提供资源；商人则把这些资源投入贸易，再以本金和收益归还。部分投资采取合伙方式，出资者不必亲自经营，只按约定分享收益。这种安排，已经显露出早期金融活动的雏形。
国王颁布的敕令也会影响借贷规模。遇到战争、灾荒或严重欠收，王权有时会宣布减免特定类型的债务，以稳定土地关系和农业生产。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减免并非取消一切商业债务，商业投资与普通农户欠债往往区别处理，政策目标是维持秩序，而不是让所有契约失去效力。
借贷繁荣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前提：市场必须有偿还能力。农民相信下一季能够收获，商人相信货物可以卖出，出资者相信法律能够追回债权，借贷才会不断循环。倘若战争频繁、河渠失修、粮价暴涨，借款人没有收入，放贷者也会迅速收紧资金。
因此，古巴比伦借贷业的发达，并非单纯因为人们爱借钱，而是农业剩余、城市贸易、宫殿神庙资源和契约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泥板上的几行文字，背后连接着土地、劳动力、运输、信用与王权。债务归还之日，契据被折断或销毁，那个动作本身，也成为古代商业社会最朴素的结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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