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30日清晨，越南河内白梅机场附近，空军飞行员乔清陆驾驶一架美制UH-1H直升机升空。机舱里，除了他和机械师黄春团，还有数名等待接应的人员。直升机没有按照既定任务飞向边境，而是突然改变航向，朝中国方向飞去。一场事先筹划数月的集体出逃，就此进入最危险的阶段。
这起事件不能只看成一次“抢飞机”。它发生在中越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下，也折射出越南国内长期战争、政治清洗和社会困顿带来的矛盾。
越南战争结束后，河内的政策逐渐转向。越南同苏联关系日益密切，并出兵柬埔寨。与此同时，国内反华情绪升高，大批华人华侨受到冲击，中越边境也不断发生摩擦。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之后，两国关系跌入低谷，边境地区的军事对峙持续多年。
乔清陆并不是一开始就准备逃离越南。1969年入伍后，他曾参加过运输和飞行任务，亲历过越南战争后期的局势变化。在许多军人眼中，统一国家原本意味着战争结束、生活转向安定，可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他回乡时，父亲常常谈起早年革命的初衷。乔清陆的父亲是越共党员，还曾到中国学习，对中国有较深了解。随着越南国内政治气候变化，这位老党员却因为与中国有过联系而被排斥。父亲对儿子说：“我们当年参加革命，是为了让百姓过日子，不是为了没完没了地打仗。”
这句话并非决定一切，却在乔清陆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后来，他执行赴柬埔寨运输任务时，看到当地战火造成的惨状，也看到越军士兵在异国土地上的伤亡。战争的名义与战争的结果之间，出现了难以回避的裂缝。
1981年春，乔清陆把外逃想法告诉了好友黄春团。黄春团是地勤机械师，熟悉飞机维护环节。两人清楚，普通出境几乎不可能，若想逃走，只能利用一次实际飞行任务。但单凭两个人，既缺少资金，也缺乏接应人员。
此时，他们结识了工程师杨文利。杨文利曾为美军方面从事技术工作，后来被送入劳改营。离开劳改营后，他在越南已很难找到立足空间，因此愿意承担筹款和购买设备的任务。三人由此形成了最初的核心小组。
越南军方为防止军人驾机外逃，飞机停放后通常会拆下电瓶和磁罗经，交给专人保管。没有电瓶，发动机无法启动；没有磁罗经，飞行方向也难以准确判断。杨文利多次乔装成海员、渔民，在市场上寻找这些物品，经过数月周折才逐步备齐。
机会来自一次边境视察任务。乔清陆获悉，总政治部的一架UH-1H直升机可能在9月底前往中越边境，而自己正是预定飞行员。这个身份让他能够接近飞机，任务所装燃油也足以支持飞往中国方向的飞行。
他们把人员分成几组，分别前往河内，避免一次行动引起注意。9月28日，乔清陆抵达白梅机场，与同伴重新核对路线和接头地点。计划并不复杂，却容不得差错：有人负责进入机场，有人安装电瓶和磁罗经，还有人在龙编桥附近等待接应。
9月30日凌晨，行动开始。乔清陆和黄春团接近停机坪时，引起了执勤人员警觉。按照相关回忆材料，黄春团将哨兵制服，其他人迅速完成设备安装。由于这一插曲，直升机直到5时07分才起飞，比原定时间晚了不少。
龙编桥附近，接应人员已经等得十分焦急。乔清陆驾机抵达时，附近又出现了盘查情况。他没有降落，而是压低机身，以旋翼气流驱散地面人员，机上同伴趁机把等待者拉入舱内。直升机随即重新升高，向西北方向飞行。
河内方面发现飞机失踪后，立即组织搜索，并出动战斗机进行拦截。乔清陆有较丰富的飞行经验，他不断调整高度和航向，利用地形与云层躲避追踪。直升机性能有限，机上人员又多，燃油和航程都成为巨大压力，途中只能尽量保持平稳飞行。
飞行一个多小时后，直升机在广西境内迫降。北京时间9月30日8时51分，乔清陆面对中国边防人员和当地民兵，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说明身份，表示他们是从越南逃出的人员，希望得到保护。中方此前已通过雷达发现异常飞行目标，并与当时在北京的黄文欢取得联系，因此接应并非完全仓促。
这支小队共有10人，包括飞行员、机械师和工程人员。抵达中国后，他们先被安排在广西大新县，随后转赴北京。10月8日，相关消息见于《人民日报》，外界才得知越南军人驾机出逃一事。越南方面随后指称他们涉嫌刑事案件，但这一说法并未成为事件的主要解释。
10月16日，乔清陆等人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越南国内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此后，杨文利前往法国，乔清陆等9人留在中国。那架UH-1H也被送交有关单位研究。它并不意味着中国立刻拥有了成熟的武装直升机体系，但对飞机结构、传动系统和使用维护的实物研究，确实提供了难得样本。有关资料显示，这架直升机后来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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