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将倾的南宋危局中，蜀地何以苦撑数十年？
南宋后期，蒙古铁骑大举南下。为应对强敌，蜀地军民依托山川险要，在今四川、重庆一带修筑八十三座山城，构建起以“川中八柱”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形成一道西南防线。蒙古军最擅长的野战，在这里变成了艰苦漫长的攻城战。凭借山城，蜀地顽强坚守三十余年，即使王朝已绝，仍未放弃抵抗。
新锐历史作家萧易的新作《方山为城：南宋巴蜀抗元记》以山城防御体系为核心，讲述南宋巴蜀抗元的悲壮历程。山城攻守，既体现了军事战略的较量，也折射出南宋重文抑武、权力内斗的政治积弊。
蜀地抗元过程中，一众关键人物相继登场，有人死守孤城、以身殉国，有人运筹帷幄、力图挽狂澜于既倒，也有人改弦易辙、投降敌方。他们各不相同的选择，折射出人性的权衡与复杂。
他们守住了一座座山城，却没能守住一个王朝。
他们赢得了一场场战役，却最终输给了历史。
《方山为城》楔子
文 | 萧易
来源 | 中信出版
在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6年）的一个晚上，夜深了，彭州城（今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董宅的灯还亮着，董家上下人人面色凝重，心事重重。几天前，城里来了些蓬头垢面的流民，听他们讲，天杀的蒙古人从大散关打进来了，一路攻破兴元府（治所位于今陕西省汉中市）、天水军（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天水镇），每到一处都烧杀抢掠，甚至毫无人性地屠城，恐怕不多久就要打到彭州了。
南宋的彭州属于成都府路，州治在濛阳（今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濛阳街道）。驻守彭州的多是些厢军 ，平日里做些杂役还行，如何抵挡得了如狼似虎的蒙古人？一旦蒙古人进城了，府中日常使用的金银器恐怕要被洗劫一空。众人商议了半天，决定将金银器掩埋起来，暂避兵乱。
趁着夜黑风高，董宅的家丁在附近寻了处僻静之地，挖了个长1.2米、宽0.8米、高0.9米的大坑，并在坑底、四壁砌上青砖，将大件的盆、注子1 放在下层，小件的酒盏、茶托垒在上面，女子的钗、簪散落其间，还在一些金银器上标注了记号，防止取出时归属不清。最后，家丁找来三块大石板盖在大坑上面，填土掩埋。
七百多年后，董氏家族的珍藏在一次挖掘中重见天日，只是取走它们的并不是董家后人，而是考古工作者。经过清理，坑中共出土了三百五十余件金银器，其中可辨认形状的有三百四十三件，包括金器二十七件、银器三百一十六件；刻有铭文的有二百五十余件， “董”“董宅”“陇西郡董宅”字样反复出现，这证明了它们的主人正是董氏家族。一件金菊花盏底部，“绍熙改元舜字号”字样清晰可见，“绍熙改元”即宋光宗改元的1190年，这也将埋藏的年代确定在南宋。
董氏家族的珍藏，是中国迄今发现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藏。可以想象，董家在彭州定是富甲一方，豪宅深庭，奴仆成群，珠围翠绕，推杯换盏。可是，在考古学中，“窖藏”是指古人因为战乱、灾难特意藏匿财宝、器物的遗存，而这个窖藏能够完整地保存到现在，也就说明董家人后来并未回来取走这些金银器，那么他们究竟去了何方呢？
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太宗七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太宗八年），蒙军兵分三路伐宋，其中皇子阔端率领的西路军由大散关攻入汉中，仅用了两个月左右便攻占了成都府，而后陆续攻破邛（邛崃）、彭（彭州）、汉（广汉）、遂（遂宁）等州府。川蜀地区生灵涂炭，一片狼藉。
几个月后，宋将贺靖收复成都，据说在城中收殓了一百四十余万具尸骨，城外更是无法计数。这个数目或许有些夸大，但成都府一带想必已经十室九空。在彭州城被蒙军攻破时，董家人恐怕也是命运多舛，在蒙古铁骑下成为冤魂。相对乐观的推测是，董家人埋下金银器后，就匆匆踏上流亡之路，而后因故未能返回故土，取走这批庞大的宝藏。
董氏家族的故事不是孤例。在查阅四川宋代考古资料时，我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起，四川各地已经出土宋代窖藏近百处。
1959年3月，德阳市孝泉镇农人耕地时挖出一处窖藏，在一只四耳陶罐中装有一百一十七件银器，包括梅瓶、注子、酒托、香熏炉等。从铭文来看，银器的所有者是当地的沈宅、冯宅与马宅。
1981年5月，成都市双流县加禾村（现为双流区黄龙溪镇嘉禾社区）一处窖藏被人发现，内有银铤与金银首饰共十九件。银铤为宋代货币，其中一件上有“南平军发庆元二年夏季经总艮（银）二十五/ 两专库张□□/天/库官邓行人楹林嵩看/重二十六两六铢”字样的铭文。南平军驻扎在今重庆市南川区一带，宋人曾在此修筑龙崖城（又名龙岩城）。
此外，剑阁县、安县、金堂县、大邑县、彭山县、青神县、平武县等地也屡有宋代窖藏出土。窖藏文物包括金银器、青铜器、瓷器、银铤、铜钱等，其中金银器已发现几百件，在中国宋代出土的金银器中占有很大比重。
考古工作中频繁发现的窖藏，却往往代表历史中频发的灾难。端平年间，镇守蜀口的蜀军一战即溃，内郡空虚，此后，蒙军每隔一段时间便来袭扰。听闻蒙古铁骑入侵的消息，惊慌失措的蜀人纷纷将金银器、铜器、瓷器等掩埋起来，然后逃往异乡。然而，战争的残酷性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他们或背井离乡，或惨遭不测，再也没有机会来取走当年埋藏的宝藏。
凌霄城
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四路共有人口约259万户，到元朝统一后的至元十九年（1282年），只剩下12万户，60年中户数减少约95%。而德祐二年（1276年）“临安出降”后，江南人口937万余户，比起绍熙四年（1193年）的1230多万户，只减少了24%左右。倘若从绍定四年（1231年）“假道伐金”算起，半个世纪的时光中，蜀人一直生活在流亡与死亡的阴影中，这些家族的历史也随之湮没，窖藏是他们在时间长河中留下的唯一印记。
这样的情况直到名将余玠入蜀后才有改观。余玠其人在《宋史》中有传，他曾率领一支船队北上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奇袭了蒙军的造船厂，由此崭露头角。淳祐二年（1242年），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在十年帅蜀期间，他主持新修了多座山城，并加固了山城的防御体系，如钓鱼城、云顶城、苦竹隘、大获城、运山城、平梁城、小宁城、神臂城、大良城、得汉城、青居城等，其中最重要的八座山城被称为“川中八柱”，它们如同八根擎天巨柱，稳固了支离破碎的巴蜀大地。
之后的几任制置使，李曾伯、夏贵、朱禩孙在任期间，各大戎司陆续创立龙岩新城、礼义城、凌霄城、皇华城、虎头城、多功城等，逐步完善了山城防御体系。朱禩孙也是位传奇人物，二十三岁那年，他在成都遭遇蒙军屠城，被刺一刀后侥幸未死，于是藏匿在一堆尸体下面，还被淋漓的鲜血直喷入口，一度昏倒，到夜晚时醒来，趁黑逃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朱禩孙后来中了进士，官至四川制置使、京湖四川宣抚使，但可惜他最后还是归降蒙古。
从淳祐三年（1243 年）方城防御体系初具规模，到景炎三年（1278年）钓鱼城沦陷 ，三十余年间，四川战区共修筑方山城堡八十三座，寨垒更是难以计数，似乎可以说，这三十余年的攻防战就是围绕着方城进行的。方城大多坐落在依山傍水的山崖之上，四周峭壁环绕，顶部开阔平坦，这种地质形态在地理学上被形象地称为“方山”，高耸的山崖如同天然的城垣，挡住了呼啸的蒙古铁骑。山顶有田可种，有水可饮，逃亡的百姓纷纷迁徙到山城中，又为军队提供了粮草。
云顶城北城门
聚山为寨，古已有之。但方城并非仅仅是屯兵之所，宋人在上面修建城墙、敌楼，营造衙署、文庙、仓储、寺院、祠庙、民居，并将府治、州治、县治迁于其上，方城几乎就是城池的翻版。
方城成为蒙古人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蒙军之所以恐怖，在于骑兵擅长机动作战、包抄迂回，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余玠将四大戎司、地方军分驻在山城，不轻易下山决战，依靠地形坚守，使蒙军失去了速度的优势，将“运动战”拖成了“攻坚战”。
攻城历来是蒙军的弱项，《元朝秘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成吉思汗之子、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得知皇子贵由在西征途中得罪了宗王拔都，气得大骂：“如今教去边远处做探马赤，攻取坚城，受辛苦者！” 随着汉军的加入，蒙军虽对攻城作战有了些心得，却依旧对攻城有本能的排斥。在高耸、陡峭的方城面前，云梯搭不上，地道打不通，蒙军积累的攻城经验几乎无用武之地。
宋人牟子才曾言：
今以所闻参之，兴戎司见管四千六百余人， 沔戎司仅及三千人，金戎司不及千人，利戎司约七八千人，此四戎司见管之数也。……总而计之，不满五万人之数。
戍守山城的南宋将士，在后期还不到五万人，连钓鱼城这样的要塞，正规军也不过四千六百多人，一些偏远的方城就更少了，从三四百人到五六百人不等。在依山傍水的方城上，他们相互联络，彼此应援，硬是一次次挡住了蒙军的征讨与围剿。
倘若说京湖、江淮的战事都记载在史书中，那么四川的战事则镌刻在山城的岩壁上。当年修筑山城的将士，有的留下了筑城题记，如云顶城的“帅守西和姚世安重建”；也有的在某次大战后留下了记功碑，如龙崖城的茆世雄；还有的名字也被刻在记功碑上，曾经骁勇善战，后来却晚节不保，如运山城的张大悦。
戍守方城的将士，大多未能留下传记，方城岩壁上斑驳的碑文、题记，则复原了他们的戍守岁月：都统制姚世安因害怕丢掉官位，与朝中大臣勾结，进献谗言，最终导致余玠枉死，云顶城上的题记证明他曾驻守云顶城，并改造了城池；茆世雄于祥兴元年（1278年）投降元军，那时临安城早已陷落，而龙崖城上一则豪情万丈的题记，还记载着茆世雄多年前曾经撕毁蒙古人的招降书，并两次挫败名将纽璘的故事，不禁让人产生物是人非之感。
更多的武将，甚至没能在史料中留下名字，如云顶城统制萧世显、右军统领孔仙，小宁城路将刘文德、徐昕、安忠，平梁城总管王昌、钤路张虎臣……三十多年的缠斗，如同黑洞一般吞噬着武将的生命。他们出现在某座城池、某场战役中，有的迅速消失，有的侥幸多活了几年，但都宛如流星一般划过历史长空。
这些武将只是战争狂澜中的沧海一粟，但他们的选择，牵动着宋蒙两方的命运，也在不经意间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走向。
钓鱼城守将王坚，面对蒙古大汗蒙哥率领的数万精锐，坚守数月之久，使蒙哥在城下殒命。蒙哥死后，四弟阿里不哥图谋帝位，二弟忽必烈其时正领兵攻打鄂州，闻讯匆忙北还，行至开平府，决定先发制人，自立为大汗，这就违反了蒙古通过召开忽里勒台大会推举大汗的传统。而西征的旭烈兀，此时也率大军匆匆东还。
镇守神臂城的泸州知府兼潼川安抚副使刘整，曾率十二勇士攻下金朝信阳城，人送外号“赛存孝” 。他本是一员虎将，但因“归正人”身份难得朝廷信任，其乖张的性格又与上司不合，待贾似道推行“打算法”后，他担心自己受到清算，最终率泸州（今四川省泸州市）及所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了蒙军。他向忽必烈提出围攻襄阳、训练水军的计划，直接促使蒙古将主攻方向转向京湖战场，襄阳、樊城一破，南宋王朝苦心经营的防线迅速崩塌。有谁能想到，一个安抚副使竟能搅动大历史的风云际会。
南宋与蒙古之战，主要分为江淮、京湖、四川三大战区，以四川战事持续最久，也最为惨烈。面对蒙古的虎狼之师，四川守军依托方城顽强地坚守了三十多年，紧紧锁住蒙军的主力部队，分担了京湖、江淮战场的军事压力，延续了南宋王朝的国祚。就算临安业已出降，就算皇帝业已北迁，山城上的将士依旧守护着疆土，而他们脚下的土地，早已插满了元朝的旗帜。
从某种程度而言，四川盆地的方山城堡，赢得了战争，只是输给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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