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元代汉人的蒙古化进程|佛狸祠|元朝|神鸦社鼓|色目人|蒙元|蒙古化

元代入主中原后，帝国面积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多元的民族文化处于一个互相碰撞交流的过程中。忽必烈依靠汉人世侯的拥护夺得地位，确立自己中原帝国的大汗位置，蒙古帝国表面上开始进入汉化阶段。

金国后期（1207年），统计华北人户约800万；蒙元初期（1235年），统计华北人户约一百万。南方受战乱虽不及此，但也严重，其中四川、广东、江西为最。

但实际上，整个帝国并非是单一的，单向的“汉化”，在蒙古人，色目人汉化的同时，汉人也在“蒙化”。元朝时期不少的汉人都开始学习蒙古文字和蒙古语音。江南士大夫争相模仿蒙人服饰、发型、语言、姓名、风俗，已经不拿自己当汉人了，汉文化之颜面扫地，可见一斑。

整个社会的服饰文化也发生了转向，从秦汉到唐宋一脉相承的汉服在元代迎来了大变样。形成了窄袖束腰的胡化风格。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俗。衣服则为祷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

蒙古汗国前期，蒙古军队经常俘虏工匠，妇孺充作贵族的私人奴仆。大量幼童被掳掠到草原服侍蒙古贵族军将，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蒙古语言文字，学习了蒙古文化，成为了最早蒙古化的汉人。比如，十一岁始“给事”察必皇后的梁德珪，十四岁留充窝阔台宿卫的石天麟，十岁被掳“遂徙朔方”的张雄飞，十四岁“被俘至杭海”入侍忽必烈藩邸的张惠等。

最突出的是“九岁而孤”的王德真，蒙金野狐岭大战被蒙军俘虏，成吉思汗觉得这小孩脑袋长得异于常人，于是让人把他抱回家养着。王德真耳濡目染之下，仅仅三年就通晓了蒙古语言。于是，深得铁木真喜爱，走到哪儿都带着他，最后竟然当上了蒙古皇室的怯薛“奉御”，成为铁木真二皇后忽兰皇后的宫政，称为“怯怜口”。这是史料中最早的一名成为蒙古怯薛军的案例。

除此之外，就是汉人官吏主动向蒙元贵族靠拢，学习蒙古语，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继承的父职“交城令”的谭澄，就因为学习蒙古语而出人头地，发家致富。他看到当时的州府县守说话只说蒙古语，觉得自己这个县令还要找翻译，万一翻译乱说坑他，他做官还要倒大霉。于是就自己刻苦学习蒙古语，仅仅一年就精通蒙古语，每次开会都不带翻译，政务通达。不了解他的人很奇怪他怎么这么快就能懂蒙古话。

除了学习蒙古语之外，汉名改蒙古名成为流行。部分汉族官员为了迎合上级，给自己取了一个蒙古名，比如改名为太平的贺惟一，他是元朝中书省左丞相，字允中，姓贺，名惟一，后赐姓蒙古名:太平。还有改名为也可秃立的刘黑马。一时间蒙古名字在官场上泛滥起来，可谓是“朝堂皆是帖木儿，抬眼望去尽脱脱。”

“拔都” 即“巴图”的另一个音译，是古代北方民族流传已久的用来赞扬勇敢的美称。早在蒙古汗国建国之初，蒙古统治阶层屡屡将此名号赐予英勇善战的汉人。比如元史里有《元史·张拔都传》、《元史·杨杰只哥传》、《元史·王昔剌传》等，一看就是汉人被赐了蒙古名。

甚至打了崖山之战，主持灭亡南宋最后一支大军的张弘范也被赐名拔都，他的正式名称应该也叫做张拔都。另外还有，张荣降蒙，被元朝授予元帅左都监的官职，赐名兀速赤。郑温随蒙哥汗征川蜀有功，赐名也可拔都。贾塔刺浑应募授四路总押，又添塔刺浑之蒙古名。贾抄儿赤袭都元帅，又有抄儿赤之蒙古名。郑鼎归降任千户，赐名也可拔都。至于汉人百姓就是另一个极端了，大部分压根没名字，全是用数字替代。就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朱重八、朱五四、陈九四等等。

在蒙古文化强势影响下，在元代模仿蒙古人成为各地的一种风尚。元朝确立全国统治后，蒙古化现象便从汉军军政人员向下层平民扩散，在婚俗上甚至也出现改变。汉俗是有三父八母之说，如嫡母继母养母慈母嫁母出母庶母乳母等等。但是草原民族是流行收继婚的，即父亲的妾在父亲死后也可以收为老婆，就像王昭君当年就是嫁了父亲，又嫁了儿子。这是因为草原生活条件恶劣，女人作为人口资源之一也不能浪费。

蒙古的“收继婚”包括，兄收弟妻、弟取兄妇、子婚继母、侄纳婶母之类。蒙元初期未禁汉人沾染此俗，后逐渐禁止。由于蒙古人地位较高，所以汉人之中模仿者众多，不能禁止。

元廷至元七年规定，侄儿不得收继婶母。而按至元八年十二月颁布的圣旨，又开始准许兄收弟媳，弟收兄嫂，即使是小叔收嫂，也被认为可以肆无忌惮收取。到了至元十二年，兄收弟媳开始在实际上受到禁止，犯者刑杖。明初，很多官员们的“伦理纲常”和“身份认同”并非来自汉族，而是来自蒙古族，即便他们是汉人。朱元璋认为“大逆不道”的强夺人妻，在胡化汉族官员们看来稀松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