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相见，并不是普通的探亲。谢飘原本在留苏预备班学习，成绩不错，也一直把赴苏深造看作既定方向。可是，随着中苏关系变化，苏联方面停止接收中国留学生，他的计划突然落空。年轻人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同行的林用三比谢飘小一些，平日里遇到事情，总习惯听“哥哥”的意见。那段时间，林伯渠刚刚去世，留苏之路又中断，两个人的压力可想而知。沉默了一阵，谢飘想起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想起了在延安照看过自己的陈赓。
“去哈军工吧，那里有陈赓叔叔。”
一句话，方向定了下来。
谢飘出生于1939年10月，幼年时期曾随父母生活在延安。父亲谢觉哉是老一辈革命家，长期从事政法和理论工作，对子女要求并不宽松。谢家不讲特殊待遇，讲的是把事情做好，把本领学到手。
在谢觉哉看来，读书不能只为一纸文凭，更不能因为家庭背景便自觉高人一等。他常提醒孩子，听取意见要有分辨能力，遇事不要急躁，更不能跟着人群随声附和。正确的意见要吸收，不妥的地方也要冷静分析。
这些话，谢飘在火车上反复想起。离开父母求学多年，他当然有思念，也有失落。只是，这些私人情绪很快被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压住：没有留苏机会，怎样把自己的专业能力用到国家建设中去？
到了北戴河，谢飘先见到父亲谢觉哉。父子相逢，谈的不是生活享受，而是前途选择。谢觉哉没有把留苏落空看成灾难，只是劝儿子别把一次变故看得过重。国家建设需要人才，学校不同，任务却未必有高低之分。
随后，谢觉哉带着儿子去见陈赓。
当时的陈赓身体已经很差。此前他曾两次突发心肌梗死，疗养并没有让他真正放下哈军工的工作。1952年，中央决定创建军事工程院校，陈赓参与筹建；1953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学校承担着培养国防科技人才的重要任务，课程紧，要求高，陈赓一直把它看得很重。
办公室里，陈赓见到谢觉哉父子，仍然起身相迎。谢飘看着面色憔悴的“胡子爸爸”，心里十分难受，脱口说道：“胡子爸爸，您一定要保重，国家离不开您啊！”
这句话并不华丽，却很符合一个延安孩子的直率。陈赓听后笑了起来，先问他的学习情况，又问林用三准备怎么办。谢觉哉说明来意后，陈赓没有犹豫：“来哈军工，欢迎你们。”
对陈赓而言，这不只是照顾故人子弟。留苏计划变化后，一批原本准备赴苏学习的青年需要重新安排，哈军工正需要这样的学生。学校要建设，国防工业要发展，人才不能因为计划改变就被闲置。陈赓看重的，是这些年轻人的基础和志向。
很快，谢飘和林用三被安排前往哈尔滨。陈赓还多次过问他们的行程。那份关照，让谢飘记了一生，但更重要的影响，是陈赓把个人情谊放进了国家人才培养的大局之中。
进入哈军工后，谢飘成为第八期学员。新生要接受严格训练，队列、体能、射击、投弹一样不少。生活条件也很紧张，主食常有东北高粱米，许多南方或城市来的学生吃不习惯。可训练不会因为饭菜粗糙而放松，学习也不会因困难而停止。
谢飘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父亲。谢觉哉在回信中没有一味安慰，反而引导儿子换个角度看问题：所谓苦与甜，往往要放在具体环境中比较。能在哈军工读书，是难得的机会；粗粮难咽，却已经比许多群众吃不饱饭的处境好得多。
这封信的分量很重。父亲并非要求孩子故意吃苦，而是提醒他，不能只盯着自己的不方便，更要明白所受训练与国家需要之间的关系。身体要练，专业要学，思想也要经受锤炼。谢飘后来回忆，父亲的书信常常不像训话，更像帮他把眼前的事情放到更大的尺度里去判断。
在校期间，谢飘还通过书信与父亲讨论知识分子工作、专业学习和个人修养。那几年，国家处在困难时期，学校师生既要完成繁重课程，也要面对物资紧张等现实问题。谢觉哉反复告诫儿子，专业必须学深，做事要独立思考，意见不同可以坚持，但不能因此骄傲，更不能把直率变成尖刻。
毕业以后，谢飘没有凭借父亲的名望谋求轻松位置，而是长期从事经贸和对外工作。改革开放后，他曾在国家对外经贸系统任职，并于1984年至1986年在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商务处工作。那里的任务复杂，既要接触外商，也要处理具体贸易事务，代表的是国家形象和实际利益。
有一次，哈军工老同学南新果来信求助，牵涉其妹妹一家在意大利的生活困难。谢飘了解情况后，前往热那亚协调相关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合法居住等现实困难。此事后来引发争议，有人据此提出质疑。经过核查，相关部门未认定他存在违纪行为，事情才逐步平息。
这件事也让熟悉谢飘的人看到，他处理问题有自己的尺度：该坚持时不退让，该帮助时不推诿，事后却不愿借机追究旁人。谢觉哉留给他的教育，早已从纸面上的家训，变成了工作中的取舍。
谢飘曾说，自己没有把父亲当作可以依靠一生的招牌。能做什么，就把什么做好；环境不利时，换一个岗位继续做事。对他而言，陈赓在北戴河的一次点头，谢觉哉一封封朴实的家书，最终都落在同一个地方：把个人前途放进国家需要之中。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