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二月。南方丘陵地带的湿气还没散尽。

区公所设在原来的地主庄院里。青砖门楼，两扇木门卸了，换成了木栅栏。院子里搭了个芦席棚，棚下摆了三张条桌。桌上铺着报纸，报纸是上个月的《人民日报》，第三版，社论标题印了一半。

登记还俗僧道的工作从正月十六开始。负责登记的是民政助理老周，三十一岁，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干部服，胸前别着一支钢笔，英雄牌，笔帽上磕了一道豁。

净尘师太来的时候是上午九点过七分。她没穿僧衣，换了一身灰布褂子，袖口磨出了白线，下摆掖在黑布裤腰里。头发刚蓄了不到半年，齐耳短，花白，用一根黑发卡别着。

她走到条桌前。老周抬头看了她一眼。

"姓名。"

"陈王氏。"

"法号？"

"净尘。"

"多大岁数？"

"五十四。"

"在哪个庙？"

"镇子东头那座小庵。三间房，两棵银杏。"

老周在本子上记。本子是小学生用的方格作业本，封面印着"奖"字，红漆掉了大半。

"还俗原因？"

"庙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去年冬天，小徒弟还俗嫁了人。我一个人烧不了两口锅。"

老周点了点头。他见过不少这种情况。这一带解放前有十一座庙，现在还住人的不到四座。

"文化程度？"

"不识字。"

"会干什么？"

净尘合掌。这个动作她做了四十一年，手指头自动就并拢了。

"会看人。"

老周笔停了。

"看人？"

"看人。看一个人什么品性，什么根底，一眼就晓得。"

老周把笔放下。他看了净尘两秒。她的手还合着，指关节粗大，右手食指第二节有一道茧，是捻佛珠磨出来的。

"这个不算技能。"

"我在庙里帮人看了一辈子。谁家媳妇受了气，谁家后生要走歪路，谁家老娘快要不行了，我一看就知道。"

老周没说话。他拿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茶是粗梗，苦的。

"你先回去。有消息通知你。"

净尘把手放下来。她转身走了。布鞋踩在院子里湿漉漉的青砖上，没声。

老周当天中午去乡政府食堂打饭。食堂在庄院西厢房，一口大铁锅，蒸的是糙米饭，菜是萝卜炖豆腐。萝卜是入冬存的，糠了，芯发空。豆腐是隔壁村老刘头推的，一块二一斤。

乡长孙大年坐在条凳上吃饭。孙大年四十二岁，左眉上方有一道疤，是打游击时让树枝划的。他吃饭快，一碗糙米饭扒拉三分钟就见底。

"老周，今天登记的那个尼姑，说会看人？"

"嗯。五十四了。不识字。"

孙大年把碗搁在桌上。碗是粗陶的，碗沿缺了一小块。

"看人算什么本事？算命那一套？"

"不像算命。她说的是看品性。"

"那不还是算命。"

老周没接话。他扒了一口饭。糙米硬，嚼起来费劲。

净尘回到庵里。庵确实小。三间瓦房，正屋供着观音，东屋是她睡的，西屋堆柴火。院子里两棵银杏，一棵公的一棵母的，树干粗得要两个人合抱。母银杏的枝丫上挂着去年没摘完的白果，干瘪了，风一吹晃荡。

她烧了锅水。水是井里的，凉，提上来倒进铁锅，烧了十七分钟才开。她泡了一把茶叶末，是去年秋天在山上采的野茶，揉了晒干的。

她坐在门槛上喝茶。茶苦。她喝了两口，放下碗。碗是粗瓷的，外面釉掉了，露出灰胎。

她犯的第一个错是记错了日子。她以为登记截止到二月初十，其实是二月十三。她提前三天来，老周没说截止日期，她也没问。这个错误后来没造成麻烦，但她心里一直记着。

二月十九。区里办妇女识字班。教室在庄院正厅，原来供祖宗牌位的地方，现在摆了二十张条桌。老师是区中心小学的李老师，二十四岁，扎两条辫子，穿蓝布列宁装。

净尘也去了。她坐在最后一排，离门最近。她不识字，但学得很认真。李老师教"人、口、手、上、中、下"，她在膝盖上比划。

课间休息。李老师走到她身边。

"陈大娘，你学得挺快。"

"慢。记不住。"

"多写几遍就记住了。"

净尘点了点头。她看着教室里的其他女人。有年轻的媳妇，有寡妇，有姑娘。她们说话、笑、互相借铅笔。净尘不说话。她坐在角落，像一棵被移栽过来的树，根还没扎下去。

三月。合作社要成立。区里下了文件，要求每个乡至少办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孙大年把老周叫去商量。

"缺人。缺会算账的，缺会管仓库的，缺能张罗事的。"

"会计让谁当？"

"粮站那个钱富贵，读过私塾，打算盘快。仓库保管想让刘家老二干，他种了三十年地，什么庄稼都认得。"

"刘家老二老实，但太老实。去年分救济粮，他把自己那份让给隔壁了。"

"那叫风格高。"

"叫没脑子。仓库保管要的是寸步不让的人。"

孙大年咂了咂嘴。他拿起桌上的旱烟袋，装了一锅烟丝。烟丝是自家种的，切得粗，点着了冒黑烟。

"你说让谁？"

"我再想想。"

老周走了。他走到庵门口的时候，看见净尘在院子里晒被子。被子是土布缝的，棉花旧了，板结，晒在银杏树上，用一根麻绳拴着。

他站住了。

"陈大娘。"

净尘从被子里探出头。

"周同志。"

"我问你个事。你说你会看人。合作社要选会计和仓库保管，你能看出谁合适不？"

净尘把被子翻了个面。被面上有块补丁，靛蓝色的，针脚密。

"我看看人就知道。"

"那明天你到乡政府来一趟。孙乡长也在。"

"好。"

第二天。乡政府办公室。三张条凳，一张方桌。桌上摆着一壶开水，三个粗瓷碗。

孙大年、老周、净尘。三个人坐成三角。

钱富贵来了。三十六岁，穿一件藏青色长衫，袖口沾了墨渍。他走路快，进来带了一阵风。

"孙乡长。"

"老钱，坐。合作社要办了，想让你当会计。"

钱富贵坐下。他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细长，指甲剪得齐整。

"我当得了。打算盘、记账，这些我熟。"

"你以前在粮站干过？"

"干了六年。管过三万七千斤粮食的账。"

净尘坐在角落。她没说话。她看着钱富贵的手。他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间有一层薄茧，是打算盘磨的。但他的小指指甲留了半寸长，弯的。

钱富贵走了以后，孙大年问："怎么样？"

净尘说："他打算盘快。但他不老实。"

"怎么说？"

"他进来坐下来的时候，两只手先摸了一下方桌的桌沿。那是摸惯了桌子的人下意识做的。但他在粮站当的是开票的，不是管账的。管账的人摸算盘，不摸桌沿。"

老周看了孙大年一眼。

"他还说管过三万七千斤粮食的账。粮站一年的吞吐量最少十二万斤。三万七千斤，那是他经手过的最大一笔，不是他管的总账。"

孙大年把旱烟袋放下。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往右上角瞟了三次。那是编数字的时候才有的动作。"

刘家老二来的时候是下午。四十九岁，穿一件补了三个补丁的棉袄，棉袄领子磨出了棉花。他进门的时候弯腰，像怕碰着门框。

"孙乡长。"

"老刘，坐。合作社要选仓库保管，你干不干？"

"我？我怕干不好。"

"你种了三十年地，什么庄稼认不得？"

"那倒是。麦子、稻子、苞谷、红薯，我都认得。"

净尘又没说话。她看着刘家老二的手。他的手粗糙，指缝里有泥，指甲盖裂了两片。他坐下的时候，屁股只挨了条凳的三分之一。

"他行。"净尘说。"就是太软。得有人替他把关。"

孙大年点了点头。

合作社定在三月十八挂牌。会计没用钱富贵，用了隔壁村的一个复员军人，叫赵铁山，二十六岁，在部队当过文书，会用算盘也会写字。仓库保管定了刘家老二。

钱富贵知道以后，在粮站门口骂了半天。骂的话没人听清，因为他在骂的时候嘴里还嚼着花生米。

四月。插秧的季节。合作社分了四十七户人家，二百一十三亩水田。赵铁山每天记账，刘家老二每天验粮。净尘没进合作社。她在识字班继续学。

她犯的第二个错是算错了一笔钱。识字班每人交三斤米当学费，一共四十七个人，她算成一百三十七斤，少算了四斤。李老师发现账不对，重新算了一遍。净尘当时脸红了，把米补上了。

这件事没影响什么。但李老师后来跟老周提过："陈大娘算术不行，但认人准。"

五月。合作社第一次分粮。按工分算，一家一家领。刘家老二蹲在仓库门口，拿一根竹签，领了粮的划一道。

出事是在分粮的第三天。赵铁山发现账对不上。少了两担稻谷，合三百一十四斤。

孙大年急了。他把赵铁山和刘家老二叫到乡政府。

"账怎么少的？"

赵铁山翻账本。账本是小学生作业本，一页一页写得密。

"十六号那天，刘家老二签了出库，但我账上没有。"

刘家老二急了。他的脸涨成紫红色，嘴唇哆嗦。

"我没签过！那天我在田里插秧，下午才回来。谁拿我的签子了？"

他的竹签挂在腰上，用一根红绳拴着。他解下来看。签子上刻了三道杠，是他自己刻的记号。

老周来了。净尘也来了。她听说了分粮的事，自己走来的。

她拿起那根竹签看。看了两遍。

"这不是他的签子。"

"怎么不是？"刘家老二说。"我刻了三道杠。"

"你刻的是两道横的一道竖的。这根是一道横的两道竖的。"

刘家老二愣了。他接过来看。看了半分钟。

"真不是我的。"

孙大年把签子拿过去。他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那谁的？"

净尘没说话。她站在门口，看着院外。

院外是晒谷场。晒谷场上堆着几堆稻谷，用草帘子盖着。钱富贵站在最远的那堆旁边，跟一个社员说话。

净尘指了指。

"他的签子，我见过。他腰上挂了一根，跟这个一模一样。"

钱富贵被叫来了。他一开始不认。

"我那根签子在家里。这根是老刘的。"

"你那根呢？拿出来看看。"

钱富贵回家取。取来的签子也是一道横的两道竖。

"合作社的签子都是找木匠统一削的。样子一样，不奇怪。"他说。

"你十六号下午在哪里？"老周问。

"我在粮站。开票。"

"有人证吗？"

钱富贵沉默了。

刘家老二突然说："十六号下午我看见他在晒谷场转悠。我以为他路过。"

赵铁山翻账本。十六号那天，粮站只开了九张票。平时最少十五张。

"你下午没在粮站。"赵铁山说。

钱富贵低了头。他的长衫下摆沾了谷壳。

"我拿了粮。我拿了一担半。我媳妇娘家那边缺粮，我……"

"两担。"净尘说。"三百一十四斤。你少说了一担。"

钱富贵抬头看她。

"你咋知道是两担？"

净尘没回答。她转身走了。

钱富贵的事处理了。粮食追回来，两担，三百一十四斤。他写了检讨书，八张纸，字迹工整。孙大年把检讨书贴在乡政府门口，让大家都看看。

净尘没去看。她在庵里晒豆角。豆角是自己种的，摘了四斤半，切了条，挂在银杏树上晒。

老周来了一趟。他站在庵门口，没进院子。

"陈大娘，你咋知道是两担？"

净尘把豆角翻了个面。

"他拿签子的时候，手抖了一下。拿重东西的人手不抖。一担一百五十斤，两担三百斤，他提不动，得用扁担挑。扁担磨肩膀，他今天穿长衫，领子没磨痕。但他右手虎口有印子，是昨天才磨出来的。"

老周点了点头。他走了两步，又回头。

"合作社想请你当监事。不用天天来，月底对账的时候来看看人。"

净尘的手停了一下。

"我识字不多。"

"识字班还在办。你慢慢学。"

"行。"

六月。识字班结业。净尘认了四百七十三个字。她写了自己的名字，陈王氏，三个字写了三遍才写工整。

合作社第一次分红。四十七户，最多的分了四百二十斤稻谷，最少的分了一百七十三斤。刘家老二分了三百零六斤。他扛着粮袋回家的时候，在庵门口停了一下，给净尘放了一把豇豆。

净尘收了。豇豆是干的，用一根稻草捆着，正好一斤二两。

九月。乡里办互助组经验交流会。孙大年让净尘去。她坐在会场最后一排，跟上次识字班一样的位置。

台上讲话的是县里来的干部，穿中山装，戴眼镜。他讲了四十分钟，讲了互助组的优越性，讲了增产的数字。

散会后，老周问她："讲得怎么样？"

净尘想了想。

"他说的都对。但他不知道哪块田瘦哪块田肥。"

"那谁知道？"

"种田的人知道。"

老周笑了。他笑的时候露出两颗门牙，一颗缺了角。

腊月。合作社决算。全年增产百分之十七点三。孙大年拿着决算表去区里报喜。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包水果糖，散的，给了识字班的学员一人两颗。

净尘把糖收在枕头底下。她没吃。她枕头里装的是荞麦皮，硬，翻身的时候沙沙响。

她后来吃了一颗。糖是橘子味的，化得慢，在嘴里含了七分钟。

第二年正月。净尘的头发长过了耳朵。她去镇上剪了。理发匠姓胡，五十七岁，剪刀钝了，剪得头发茬长短不一。她没计较。

她路过原来的庵。门上了锁。锁是生铁的，锈了。两棵银杏还在。母银杏今年结了满满一树白果，没人摘。

她站了一会儿。风从山口灌进来，吹得银杏树枝晃。她把围巾紧了紧。围巾是识字班一个姑娘送的，红格子的，腈纶的，扎脖子。

她转身往合作社走。月底要对账。她得去看着。

她走路不快。五十四岁的人了，膝盖有风湿，走长了路会酸。但她走得稳。布鞋踩在土路上，一步一个印。

走到合作社门口，赵铁山在记账。刘家老二在扫院子。扫帚是竹枝扎的，扫在泥地上沙沙响。

净尘走进去。她坐到那张条凳上。凳子腿有一条短了，垫了一块瓦片。

她等着对账开始。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识字、对账、晒豆角、翻被子。净尘师太变成了陈王氏。陈王氏变成了合作社的监事。监事不用天天来，但她来得勤。

有人问她："陈大娘，你到底怎么看人的？"

她说："看手。看脚。看眼睛往哪儿瞟。看坐下来先摸什么。看说话的时候手放哪儿。"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她没说，看了四十一年的人，看的不只是手和脚。看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像一棵庄稼长在田里。根正不正，秆直不直，穗沉不沉，风一吹就知道。

她也没说，还俗这一年，她自己也在被人看。孙大年看她，老周看她，合作社四十七户人家都在看她。看她能不能从一个尼姑变成一个能干活、能算账、能帮人看人的陈王氏。

她变成了。

第三年春天。识字班又开了新班。净尘去当旁听。她坐在最后一排，跟去年一样的位置。新来的学员问她："大娘，你都认了四百多字了，还来？"

她说："认字跟看人一样。看一辈子，学一辈子。"

她翻开作业本。本子是新的，封面印着"奖"字，红漆鲜亮。她拿起笔。笔是李老师送的，铅笔，中华牌，两毛七一支。

她写了第一个字：人。

一撇一捺。写了三遍。

人这一辈子，最难看清的是自己，最容易看轻的也是自己。但只要脚下有地、手里有活、心里有人，走到哪儿都站得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