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AI时代的文化认同》， 许纪霖、刘擎 等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6年出版
今年诞辰120周年的美国犹太裔思想家阿伦特特别重视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意义，她认为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个体需要一张共同的圆桌来构成彼此的联结和羁绊，以及精神生活上的交流和互动。显然，这种基于日常和公共生活中的面对面交流所形成的公共性，在这个电子媒体无所不在、人类生活过度甚至极度屏幕化的当下，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挑战和侵蚀。从这个意义而言，基于许纪霖和刘擎教授等学者和文化人策划、组织和参与的多场对话所形成的作品《此心安处是吾乡：AI时代的文化认同》，是对于越来越缺乏活人感和现场感的虚拟世界的一次绝地反击，是从多元角度重建现时代的公共生活。这本收录了近十年许纪霖教授策划和参与的思想和文化对话的新书，围绕着北京、上海与成都的城市性格，王元化与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知识人何以安身立命，西南联大知识人的风骨，儒释道与现代人的安心之道，AI时代的严肃阅读和精神生活等多个主题展开，汇聚了当代中国一大批优秀的人文学者和文化人士的智性思考，给处于极度竞争、焦虑和倦怠的当代中国注入了一股将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融会贯通的活水。
许纪霖在序言里提炼公共生活的主旨是：“它不是基于血缘纽带或利益交换的私人聚合，而是陌生人之间围绕共同关切展开的交往活动。在这种实践中，个体不仅表达自身观点，也在倾听与回应中，经由相互承认而形成一种‘我们’的意识。公共生活的价值，不在于达成共识，而在于差异得以呈现、分歧得以讨论、陌生人得以彼此正视。”众所周知，如今的互联网时常充斥着猜忌多疑、仇恨鄙视的戾气，党同伐异、阴谋论和网暴等成为常见现象，浅薄庸俗追逐流量的陋习屡见不鲜。如何从这种信息茧房、意见茧房和情绪茧房里走出来，这本书提供了一条具有可行性的路径；换言之，就是学会尊重差异、和而不同、包容意见和深耕自我，相对于求同存异，求异存同也许更为重要。如何从温吞吞的同温层和舒适区走出来，活在真实中并活出生命的真诚，并想象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以远见超越未见，也许是这个越来越缺乏活人感、被AI套叠的短视频时代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议题甚至难题。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虽然脆弱，却有着强韧的生命原力，而阿伦特在反思20世纪纳粹德国的大屠杀悲剧时，也反复强调“不思”是很多纳粹军官和普通德国人走向主动作恶和参与作恶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而言，《此心安处是吾乡：AI时代的文化认同》所展现的思考现场和思维乐趣，就显得特别重要了。短视频时代一个最大的病症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过度依赖感官的物理刺激所带来的多巴胺分泌，这种长期的注意力高度分散自然会导致思考能力的弱化和心智感受力的退化，进而导致生命力萎缩。刘擎指出：“在网络上、在手机里，我可以在任何时刻中断一次特定的阅读，随时转到另一个文本或另一个频道，对于文本权威性的要求已经降低了。也就是说，以作者为中心的时代已经渐渐远去，我们进入了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时代。从作者的主体性转向了读者的主体性。我们不再面对知识权威，或者至少我们不再分享共同的知识权威。这似乎意味着一种解放，但同时它也暗藏着危险。”确实如此，表面上看读者（或者说短视频的观众）享有了选择的主体性，可是如果他缺乏一个相对完整和严谨的知识地图和生命经验来作为判断的尺度，这种选择就变成一种随心所欲任性而为的选择，它就会将严肃阅读降格成为消费打卡阅读或观看，而平台和大数据更会抓取其阅读、观看习惯，源源不断地为其输送各种信息和视频。人们仿佛在互联网里遨游，但其实只是在金鱼缸里翻滚而已。我这些年所提倡的严肃阅读就是一种有抵抗感的阅读，敢于去面对跟自我的知识结构、认知框架、价值观念和情感经验等充满差异性甚至冲突的书籍，去学会跨越自我的鸿沟，学会理解另一种思想和人生。可以说，《此心安处是吾乡：AI时代的文化认同》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自我转化和自我突破的契机。
历史学在这本书里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比例，譬如讨论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与上海的双城记，微观史学里的人的本位的回归，还有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回溯，以及西南联大与民国知识人的精神系谱等。此前的史学作品太强调结构、规律和所谓历史必然性的决定性作用，这些年受到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等的影响，史学在强调人的回归，尤其强调对于普通人生活与思想的还原和重构。无论是葛兆光倡导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还是罗新、王笛所提倡的小人物的历史书写等，以及美国学者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意大利历史学家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等作品，曾经眼光朝上围绕精英的历史，开始眼光朝下拥抱庶民。王笛在与许纪霖的对话快结束的时候倡导说：“我们现在写历史一定要重视个体的人，一定要重视个体的命运，而不是用一个群体或者一个行业来代替他们。哪怕他是一个普通人，他的个人的故事、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情感如果被展示出来，可能背后也代表了千千万万个同样的人。”近些年备受关注的素人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呼应学者的倡议，而今年鲁迅文学奖颁给了送外卖的打工诗人王计兵，更是体制内外对于普通人的生命和生活以及书写权的认可和重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卢作孚》和纪录电影《九零后》的导演在与许纪霖关于西南联大的对谈中，如此描述她所接触的西南联大幸存的“九零后”（九十岁以上的学者）的精神面貌：“接触了那么多‘九零后’，我感受到一种现在特别稀缺的‘温柔敦厚’。他们的纯粹、他们心灵干净的状态，今天描述起来我都觉得有点吃力，可能离我们太遥远了。”刚获菲尔兹奖的王虹在接受访问时也强调了纯粹性在其数学思考中的重要意义。我也曾读过在西南联大念过书的百岁老人杨苡的口述史《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那种历经生命磨难而永葆青春和童心的状态和境界，以及在漫长人生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的韧性和智慧，确实值得我们致敬和深思。
马克思说过，哲学家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书中的哲学学者周濂在对谈中为处于困境的我们提供了一种小小的可供参考的“以行动克服虚无”的突围之路：“如果不想成为现代的犬儒主义者，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拒绝宏大叙事，重返个人生活，培养可以独处的兴趣爱好，并与重要的他者建立情感满溢的坚实纽带，寻找意义的锚点。其次，不做道德上的孤岛，勇敢地走进公共领域，与他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联系。只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联系，才有可能构成共同生活。最后，努力尝试微小的生活实验，不自欺，不合谋，另起炉灶，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美学。唯其如此，才有可能过一个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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