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燕舍谭
(9)八大胡同的乞丐与倒卧
在八大胡同采访过程中,这里的老人们告诉我:“哪儿有朝鲜人开的白面房子,哪儿就天天有倒卧。早上,警察要是看见了,就给弄走完事。”
“倒卧”一词,在旧时京城是个人人都熟悉天天都使用的词语。是正儿八经的京味儿词。所谓倒卧,专指因饥寒交迫死于街巷的人。主要说的是死者之尸体。因此可以说,倒卧是路毙者及其尸体的代称。倒卧者的身份,一般有吸毒者、性病患者、洋车夫、艺人、堕落的旧文人、游民、乞丐、贫困交加的破产者和失业者等等。《都门杂咏·倒卧》中说:“司坊相验费张罗,街市如今倒卧多。守分穷民何致此?无非嫖赌老窑魔。”在八大胡同周围,每天都可能发现倒卧,冬天季节,倒卧最多。老人们说:“民国时代的北京城,冬天常常朔风凛冽大雪纷飞,地皮常被冻裂了口儿。”
所以,腹内无食,身上无衣,怎能禁得住严寒的侵袭呢?只有带着满腔的哀怨成为街头的倒卧。家住胭脂胡同70余年的崔老太太说:“旧社会,胭脂胡同南口靠东那一溜小平房,是朝鲜人开的白面房子,屋里地上铺着席,白面鬼一躺躺一地,门一开那叫臭,净是些小偷、叫花子什么的,偷了东西要了东西就来换白面抽,实在没辙的,就死在街上了。那时候,这白面房子门口外头净倒卧,天天都看见警察打这儿拉死尸。”
那时候,比倒卧好一点的是乞丐。当然,乞丐的归宿也是倒卧,但在没倒下之前,他们还是要在贫困交加中挣扎生存。旧日里京城的人们,称乞丐为“花子”或“叫花子”。明代剧作《李云卿得悟昇真》中载“丢我独自个,何处安身好,少不得做花子抄化到老。”由此可见,叫花子一词至少在明代就成为京城流行语了。
京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六朝之都城,尊天子之脚下。可提起乞丐,无论历朝历代数量都在全国之首。旧社会,北京的乞丐大都聚集在天桥一带,特别是天桥东北方向的山涧口内,昔日鸡毛小店如云,乞丐流民成蜂,拥挤在这被社会上冠以养病室美称的穷困地区内。他们成群结伙儿或是单独行乞,每天都活动在大街小巷内。八大胡同一、二等妓院区内是不允许有乞丐出现的。但八大胡同周围和各胡同口处,却到处是专在此处等着要钱的乞丐。
说到乞丐,百顺胡同的刘老先生,给我讲了一段趣事。刘老先生现年80岁了,旧社会专为窑子里做事情,如今说起话来,声音豁亮,耳朵不聋,眼也不花,待人一副笑模样。老先生说:“过去,大军阀张宗昌三天两头的到这条胡同里来,胡同里的妓院,几乎家家都有跟他相好的。韩家潭那边他也包着几个窑姐。他每次来这,都坐着辆黑色的卧车,护兵马弁站在车两边。这块儿的叫花子特别多,每赶上他来,挤得胡同口总是满满当当的。叫花子们都喜欢他,都爱追他的汽车跑,但一进胡同就谁也不敢靠前了。原因是张宗昌每次来逛窑子,都让他的副官跟在后头撒洋钱,穷叫花子们每人一块大洋。看着这帮人起哄架秧子,张宗昌是哈哈大笑。所以过去这地方有句俗话,说‘张宗昌逛窑子——叫花子开心!’”
京城旧日有句土语,管乞丐叫打闲的,但大都称其为叫花子。叫花子的身份组成极为复杂,男女老少无所不有,总括了孤儿哀子、鳏寡孤独、破产失业、盲人残废等众多行业者。容颜衰老而又患性病的妓女、吃喝嫖赌而一贫如洗的豪门后裔、大烟鬼白面儿鬼等等,诸如此类者,真是难尽其详。彭孙贻所著《帝京十二咏·丐诗》中吟道:“贤达且乞食,况彼饥寒天。淮阴非漂母,馁死城南隅。所嗟京兆辖,猖獗容此徒。其魁拥巨万,抱妾衣玑珠。不逞亡赖儿,百十行与俱。诣市任颐指,攫取蔑敢呼。沿巷有鸨母,叩头牵人襦。不避司隶仗,反骂司阍奴。道逢谨趋让,诸公正当途。”
旧时的京城,不但叫花子的组成形形色色,而且他们的乞讨方式也各有特色。文明一点的,拎个小铁桶沿街串饭馆乞讨,嘴里头叫着:“老爷太太,您修修好吧!赏我口剩饭吃。”所讨食物,亦倒入小铁桶内。在马路上尾随穿戴讲究者或是乘坐人力车者的叫花子,主要是乞讨钱财。尽管他们终日里伸着枯瘦的脏手“老爷”、“太太”地叫个不停,但真正能对他们以慷慨解囊的恻隐者却很少。当这些叫花子晚间聚在一起时,总要彼此互问“今儿追了几个孙子!”那些脑满肠肥的老爷们,在夜晚便成了他们嘴上的孙子,实有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之精神胜利法。还有一种特殊的乞丐,他们一年四季行乞时总是敞胸露怀,手握砖头猛砸自己胸部,发出疹人的声响,令人顿生怜悯之心而给予小钱。围观的人越多,这种人越来劲儿,老北京称这类人为恶讨。又管以这种形式乞讨的盲人叫“叫街瞎子”。
再有一种是老北京们常说的骗乞。这种叫花子衣服穿得很整齐,鬼鬼祟祟忽来忽去。他们紧追行人说个不停,什么:“家乡遭灾啦,全家人都要饿死,来北京找亲戚没找到,身上钱让人偷去啦,没钱回去,请帮帮忙吧!”如果遇到心善的主儿给几个钱,然后又换个地方,装病,在地上装肚子疼打滚。有人若问,那一套假话绝不打磕巴,哄得你会晕头转向,然后充满怜悯之心地给他钱。于是,他再换地方骗。为了不易叫人识破,他们一天会换几个地方。到了民国以后,取而代之新出现的乞丐有“碰磁儿”和“佯病”两种。
所谓“碰磁儿”,是乞丐手中提不值钱的东西,行走于闹市之中,故意将手中物品碰他人之身体而掉地下摔坏,乘机纠缠,以达到全部赔偿或部分赔偿的目的。
“佯病”者,大都装成肺痨或腿部溃烂。装痨病者脸涂姜汁儿,以装成血亏。并大多在嘴里含浸过猪血的棉团儿,每咳几声便咳出一口红色唾液,继而谎称无钱治病让大家周济。腿部溃烂者,以颜色调成脓血,然后用动物烂肉掺在一块儿敷于腿上,他们坐在街上任苍蝇爬去爬来,以求路人可怜而抛几个零钱。另外,有一种乞丐,被老人们称之为最没辙最可怕的,那便是京城女丐。
在20世纪30年代,人称“女拨子”、“拍铺的”等女乞丐,成群结队,手持竹板儿,到店铺买卖家去捣乱要钱,一般掌柜的都怕扰其生意,便赏出几个钱把乞丐们打发走。女丐组成,全部为妇女,“摔打砸刺”什么都不怕,若达不到目的,什么丑恶的低级的动作和脏话全能从她们嘴里出来,直至讹到钱为止。有时还聚众闹事,生出许多乱枝节,捅出娄子一跑了之。
旧社会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来自社会的侮辱和殴打,致使一部分乞丐自然地结成秘密组织,并产生出头目,团结一致乞讨钱财。有组织的乞丐,“杆”是他们的标志,“杆头”是他们的首领。以所用响具不同,分为7个门户。据老人们讲,有组织的乞丐由明朝开始,还是明太祖朱元璋册封的。
明太祖朱元璋称帝之前,遭受困厄之际,曾经遇到两个乞丐以饭食相救。朱元璋登基之后,曾为答谢二乞丐,欲要加封官职,但二乞坚决不受。朱元璋无奈便赠以尺长木棒予二人,这二乞丐所得木棒外缠绸布,一为黄色,一为蓝色,棒下垂穗,赐名为“杆”,指定黄为长,蓝为次。言曰持此杆讨钱可走遍天下,无人阻拦。两个乞丐自此遍游天下,积资丰厚,并各有后辈相继,久而久之扩成7个门户,带杆办事者为“杆头”,所有乞丐皆称其为大哥。“杆头”身着官服,头戴官帽,然手持木棒,仍为乞丐身份。门户严格按讨钱响具相区别。7个门户分别以如下形式划分:
1.板上加钹、安有龙头者,称“撒拉机”。
2.两块牛“哈拉叭”(即牛肩胛骨)上安铃铛者,称“合扇”。
3.一块“哈拉叭”另加一锯齿板者。
4.三个黄沙碗者。
5.两大板五小板者,俗称“节日板”。
6.两小棍加一碟子者。
7.两块瓦碴者。
门户属于三教九流之一,称为“穷家门”。
穷家门的响具,起初只是因陋就简自制而成,只求有个响声而已。但分门户后便不同了,所用响具等于门户的门面,又是乞讨时说唱的伴器,所以穷家门对响具都相当重视,各门户在长期的乞讨生涯之中,使各自的响具都有了高超的技艺。聚在一起时,便会各显其能。如后来曲艺界的著名演员们所表演的快板,就是乞丐所用的节子板,但风格各异,各家亦有所长。清末民初之时,社会混乱,当政者腐败,叫花子遍地皆是,乞讨之声到处可以听到。尤其是店铺开业或有钱人办喜事,叫花子大都蜂拥而至,念喜歌的、唱太平歌词的、数来宝的、也有喊老爷太太的,混乱之极,使办事者困扰至极。一般这时候由看街人出面施舍些剩饭和小钱,乞丐们便可借机会下台阶了。但有组织的乞丐根本不管这一套,闹成僵局还会生出事端。但此时如有杆头出现,无论事情多大,都会立即解决。于是,后来凡店铺和居民办事,为躲开叫花子乞讨这一关,都请杆头前来护卫。事后多给酬劳,以便下次再请帮忙。杆头得到钱财绝不独吞,而与众叫花子分而享用。
京城中过去的许多铺家,多爱和杆头联系,并由杆头仿制出许多“杆”,悬挂在店门前,店方按自己买卖大小出钱给杆头。杆头便通知众乞丐,见“杆”不讨。京城当铺是旧时首先享受这种优待的行业。民国后期,国事日非,很多人因靠山杆头已倒而各奔前程。过去穷家门中人乞讨,实际已为卖艺乞讨。他们用不同的响打花点儿,边打边唱,有板有眼合辙押韵,现编现唱即景生情。店铺中有喜欢听他们唱的,听几段便给钱。因此,一般常来常往,每次给钱都不多,店铺也为此而讨个吉祥。卖艺乞讨的花子,一般到了店铺唱的都是好词,给了钱他谢过便走,如若听之不理,歌词就会变了,变成讽刺挖苦的词,而且越唱越有刺激性,直到给钱为止。乞丐们接钱也很特别,他们不用手,而是用所持的响具去接。在乞讨中数来宝的专向店铺乞讨,余者随便。穷家门中人大都社会经验丰富,他们没有文化,但说唱技艺通过拜师,勤学苦练,演唱时积累,久之便发挥自如。
据老人们说,穷家门人有声望的有杆李、路二、傻常等。乞丐,作为旧社会旧中国特有的行当和组织,几乎包罗万家,罗列了所有阶层也深入到各行各业,带有京城旧日深深烙印而印在老北京们的记忆里。解放后,作为穷家门人后辈有说唱能力的青年人都相继走入艺术殿堂,利用传统的技巧成为为人民服务的表演艺术家。但更多的人,终没熬到解放这一天,皆因心力衰竭而成了街头的倒卧。
若喜欢,请点个 在看哦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