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大中华，悠悠5000年历史，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在红山文化遗址显露出了其独到精深的文化底蕴，红山文化圜丘呈现出来的√2比例关系更是让后人惊叹中华始祖数学功底的扎实。
时过境迁，时光飞逝，虽然春夏交替已过5000载，之前与中华始祖并驾齐驱的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已经成为了历史不复存在，但中华文明依旧以其不屈不挠的意志、海纳百川的姿态，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继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 中华文明史上不止有儒家，也拥有与文艺复兴相媲美的伟大思想
说到中华文明，很多人首先想到了其代言人——儒家思想，自豪于儒家思想之礼赋予了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美誉。实际上，悠久的中华文明不仅仅只会崇德尚礼，也并不受限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执拗，而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姿态，诞生了不少真知灼见。
其中一项认知，早在公元前5~6世纪就诞生于华夏大地，其提倡的个体性、人文性足可以与公元14世纪发生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相媲美，也通过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单从时间历程上推算，它至少领先西方文艺复兴运动1900年，只可惜因为与主流的儒家思想冲突导致遁入民间、惨遭淘汰，让人扼腕叹息不已。
2.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戳中人类生活本质，引发科学革命
（1） 文艺复兴主张：直面现实，自由生活，符合人类生活本质
与中华民族遭遇的几千年封建王朝君主专制一样，西方自公元5世纪至公元13世纪，也迎来了思想束缚、精神压抑的中世纪之黑暗。教会由于把持了话语权，因此大肆宣扬人生来受苦、需要赎罪的负面观念，使得中世纪西方文明一度陷入停滞状态，进而不得不为教会人员的奢靡生活买单。
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公元14到16世纪意大利北部城市萌发的文艺复兴运动，拉开了反抗教会、反对权威的序幕，并针锋相对提出了人类生存的新观点：
人生并非充满了痛苦和险恶，而是美好和愉悦；人的欲望值得肯定，一个人首先应享受现实生活，才能考虑其他事；人类在追求个人幸福和物质利益的同时，也会给社会创造价值。
这一新思潮的诞生，直接撼动了教会的思想禁锢，解放了人类个体思想，发挥出了个体主观能动性，引导人们直面现实、尊重常识，提倡用科学方法和试验观测来解读自然和社会，为16至17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打下了基础。
（2） 文艺复兴的误读：并非“文艺复古”，而是“再生”
包括“文艺复兴”翻译在内，很多人将文艺复兴运动解读为一场“复古”运动，类似于中华历史上孔子复古周礼的运动模式，理由是文艺复兴运动“复古”了古希腊时期的绘画、雕塑、文学和艺术。
实际上这是一种严重误读，文艺复兴一词首先源于1550年意大利画家、建筑师乔尔乔·瓦萨里在其《艺苑名人传》中提到的词“rinascimento”，本意是“再生”，寓意脱离于中世纪思想禁锢的思想再生，与中华历史上的“代圣人言、述而不作”式之盲目复古完全不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艺复兴运动更是欧洲思想史上的一次思想创造，也是欧洲各界社会名流在分析对照古希腊时期和中世纪社会的人文态势，总结提炼出的一种新观点新思想。
很显然，文艺复兴提出的观点，无疑是科学正确、直击人类生活本质的真知灼见，它引导欧洲进入到了近现代时期，也为欧洲率先引领科学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3.中华文明这项真知灼见因非主流，惨遭淘汰
（1）道家：道法自然，顺应自然规律，成就了文景之治
由上文分析可知，文艺复兴的成果：世俗主义（直面现实）、人文主义、个体主义无不在阐述一个如今耳熟能详的真理：尊重客观规律，尊重人性特征，引导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为社会创造价值。
欧洲直到公元14世纪方才认知，实际上咱大中华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老子时期，就已经深刻领悟到了这个层面。
作为道家学派的集大成者，老子就曾主张“道法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些观点最终成书于《道德经》，成为了现代思想家、哲学家探求人类生活本质的思想源泉。
很多学者再看了《道德经》之后，不由得由衷感叹：这才是中华历史上伟大的思想著作，这才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思想，这不比文艺复兴运动成果更深刻、更先进？
用不着打口舌之战，事实胜于雄辩。汉文帝就是道家思想的拥趸者，他死后诏书的内容可以说完全践行了道家思想“道法自然、顺应客观规律”的要求：人死是客观的，用不着厚葬哀鸣、大操大办，早中晚各哭一次足矣，之后该干嘛就干嘛去。
正是因为汉文帝的这份“寒酸”，正是因为汉文帝身体力行践行道家“无为而治”，方才创造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的记录。后世李唐王朝尊道家老子为始祖，以汉文帝为偶像，成就了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盛世图景。
（2）自儒学一统天下之后，道家因非主流遁入民间
故而无论从哲学思辨层面还是客观事实方面，道家思想的“道法自然、顺应自然规律”都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思想，是中华文明又一项领先西方的哲学成果，这次时间线再次刷新记录：领先西方至少1900年。
但非常可惜的是，随着秦始皇一统天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归一之后，荷兰学者弗罗里斯·科恩惊奇地发现：一种以皇帝为核心的道之综合主导了中华文明思想界，从此，“君为上，德为先”式的忠君思维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身体，窒息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思维。
道家思想因为与“君”与“德”无缘，思想主张过于非主流，使得在儒家的高压排挤之下只能被迫遁入民间，在唐朝兴盛过后再无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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