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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对组织，跟对人，比能力更重要，一个腐坏的组织，神仙也救不了。
明末清初的残酷历史，向世人彰显了真理。
最近读明史，又有了新收获，我发现，那些被史书和后人百般污蔑的文官将领，他们的能力并不差，他们做出了最符合当时情况的选择。
被敌人打败，不是能力不行，而是体制掣肘。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萨尔浒战役。
提起萨尔浒，常见的说法是努尔哈赤高超的战略让清军赢得了胜利，明军统帅杨镐采取了愚蠢的分兵策略，最终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
粗看很有道理，但细品完全不是这回事。
我可以负责任的讲，杨镐的战略没问题，杜松、刘綎、马林等人的指挥也没大错，甚至李如柏的逃跑，也不是全无道理。
真正让明军走向覆灭的，是积弊已久的制度和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
只是史书都是“为尊者讳”，不会提及皇帝和祖制的问题，只能让下属背锅。
一、杨镐的战略没问题
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被诟病的有两点。
一是提前将出兵日期告知努尔哈赤。二是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进而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
这两点都不成立。
首先，杨镐告知努尔哈赤的不是真日期，而是假日期。
《满洲实录》记得很清楚，杨镐宣称的进军日期是三月十五日，但实际出边的日期是三月初一，后金军在二月二十九发现明军出抚顺关。
萨尔浒明军的数量接近10万，这么大一支军队，不可能隐瞒行踪，既然不能隐瞒，不如给对手一个假日期，让对方放松警惕。
杨镐的策略没有大问题。
第二点分进合击也没问题，这本来就是明军的常用策略，此前李成梁在辽东捣巢，明军在朝鲜作战，都习惯分兵。
对于庞大的军队，分兵可以减少后勤压力，减少指挥困难，还能避免不同部队的摩擦。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萨尔浒的明军一部分是来自北方的朝鲜人和叶赫女真，他们在后金的北部和东部，不可能让他们到明朝腹地集结，分兵也是为了接应友军。
杨镐作为参加过朝鲜战争，当时明朝“最知兵”的文官，虽然不是军事天才，但也不会犯低级错误。
另外，按杨镐的部署，几路大军相距并不远，随时可以互为犄角。
其中杜松军和马林军相距最近，杜松军覆灭时，马林已经到达距萨尔浒约二十公里的位置，仅相当于一天路程。
也就是说，只要杜松坚持一天，就能得到援军。
到时杜松军和马林军拖住努尔哈赤，刘綎再从后方偷袭后金首都赫图阿拉，明军可获大胜。
历史上，努尔哈赤与刘綎军交锋时，刘綎距离赫图阿拉只有三四十公里，两天就可到达。
从时间上看，后金的形势非常凶险，但凡有一路明军撑的久一些，后金就将满盘皆输。
客观分析，杨镐的战略不说高明，但至少没有大问题。
二、明军将领打得很英勇，也没大问题
除了杨镐，将领们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四路将领，杜松、刘綎都是当世名将，身经百战，刘綎更是在朝鲜战场战功赫赫，他们已经是大明朝能拿出的最好的将领。
史书和后人责怪杜松的鲁莽，但实际上，杜松的突袭一度给后金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
当时杜松将行动缓慢的火器部队和辎重部队抛在后方，率领精锐骑兵和家丁突袭吉林崖，吉林崖是赫图阿拉的屏障，易守难攻。
当时吉林崖只有几百名后金军和修筑工事的民夫，杜松的突袭让后金大惊，差点丢掉了要塞。
当然我们知道，最终杜松没有拿下要塞，努尔哈赤及时赶到，消灭了杜松。
但换个思路，难道杜松不突袭明军结局就更好吗？如果等后金修好了要塞，努尔哈赤更可以占据险要之地，居高临下突袭明军。
以明军的战斗力，恐怕崩溃的更快，杜松的突袭反而是最优解。
除了杜松，马林部的战略也没问题，马林在知道杜松军覆灭后，立即据险而守，设置三个营地互为犄角，同时设置壕沟和陷阱。
马林的部署也完全没问题。
之所以迅速战败是因为明军战斗力太差。当时代善抓住明军移营的时间窗口，仅率领300人就冲破了明军的防线，之后努尔哈赤调集主力冲击缺口，明军立即崩溃。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另几路，杜松军放在萨尔浒的2万后军，几个时辰就被努尔哈赤歼灭。
表现最好的刘綎军也只挺了半天，李如柏率领的京营更是不堪一击，竟然被几十名后金骑兵击溃，自相践踏，死伤数万。
需要注意的是，努尔哈赤在单路上对明军并没有兵力优势，网上说的6万人是八旗总兵力，并不是单次战场投入的兵力，而且建州女真也不全是骑兵。
由于明军的突袭，努尔哈赤实际上也没能力调集全部兵马。
根据《满洲实录》看，努尔哈赤在进攻杜松军时出动了六旗，即4万5000人，但六旗不代表所有兵力出动，考虑到努尔哈赤是仓促应战，客观估计，努尔哈赤进攻杜松时兵力可能也就在3万左右，与杜松军相差不多。
后面进攻刘綎时努尔哈赤的兵力才占绝对优势。
与其说努尔哈赤是靠战略或者人数取胜，不如说努尔哈赤是靠后金军的战斗力取胜，后金军的战斗力已经和明军不是一个维度了，明军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三、谁该为失败负责？
既然战败的原因是战斗力，那这个责任该谁付，肯定不是将领。
我们老说西方讲分权制衡，其实秦制也有分权制衡，只不过是君主之下分权制衡。
中国的制度设计，一切为了保障君权，为了保障君权，就要拆分下属的权力，从秦到明，丞相的权力越来越小，最后甚至被废掉，各部门的权力也越来越琐碎，政出多门，互相掣肘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另外宋朝之后还实行以文制武，文官统军，太监监军，统兵、调兵、后勤，互不隶属。最后的结果就是外行领导内行，将不知兵，兵不知将。
我们在责怪明朝将领时，往往忽视了他们面临的掣肘远大于后金将领，他们面对的困境和憋屈也不是后金将领能比的。
首先，军队不是他们一手带的，明朝最忌讳将领私兵。
萨尔浒战役，杜松、刘綎的军队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军队，而当时在任的明朝军队，战斗力都非常糟糕。
《明史·刘綎传》记载：刘綎好用蜀兵，久待未至，遂行。刘綎一直想等自己带过的老兵归队，但明朝没给这个机会，最终他只能率领一支包含朝鲜人的杂牌军出征。
杜松则是一直被调来调去，早年他在宁夏从军，1594年担任宁夏副总兵，1606年调到蓟州抗击蒙古，1608年担任辽东总兵，之后他被罢免，直到1615年才被重新启用，1618年，萨尔浒战役前一年才重新回到辽东。
在一年之内，让他们突然赶赴辽东，统率一支自己完全不熟悉，状况很差的军队，如何能打胜仗？
要知道，经过万历二十年的怠政，明朝官僚系统已经瘫痪，军队的后勤体系完全崩溃，很多士兵冬天甚至没有棉衣，裸体穿甲，冻得瑟瑟发抖，拖欠军饷也是司空见惯，这样烂透的局面，让将领们半年之内改善如同痴人说梦。
与杜松、刘綎相比，努尔哈赤的军队完全是他一手带起来的，努尔哈赤已经训练了这支军队20年，默契远不是明军兵将可比。
努尔哈赤手下将领要么是原始股东，要么就是自己的儿子侄子，配合度拉满，其间矛盾远小于明朝拼凑的各路总兵。
一方统领着自己长期训练的老部队，将领都是自己的亲人和跟随自己摸爬滚打的兄弟。
一方统领着棉衣都没有，拖欠军饷的溃军，同事都是没怎么见过的陌生人，还要被后方不懂兵的皇帝、文官催促。
明军不仅没有优势，反而处于大劣势，只是这些劣势不能被数字统计，被史官和后人无视了。
要说真正的责任人，就两个，直接责任人是万历，二十年不上朝，朝廷直接瘫痪，官员缺额达到50%，官僚系统完全无法运转。万历三大征也耗尽了国库，损耗了精锐兵力。
征收矿税更是民心丧尽，辽东局势的糜烂，就是万历直接导致，万历派高淮去辽东征收矿税，导致大量百姓逃到努尔哈赤的领地，迅速壮大了后金势力。
这期间，万历还撤换了总兵李成梁，导致努尔哈赤在一段时间内无人制约，等李成梁再上任时，努尔哈赤已经尾大不掉，明朝只能放弃宽甸等地。
可以说，没有万历的助攻，就没有努尔哈赤的壮大。
另一个责任人，就是朱元璋，他的作用是间接的，他设计的制度弊病太多，为了保障皇权，各部门的权力太小，一旦皇帝不能正常履职，整个国家就陷入瘫痪。
总之，萨尔浒的失败，明朝的失败，主要责任从不是下面干事的人，而在于皇帝和体制。
但是，为尊者讳，皇帝是最大的政治正确，皇帝永远是对的，责任只能是下面的，所以，明朝的文官武将们只能一次次的背锅，最后身首异处。
四、平台比能力更重要
从萨尔浒的杨镐、李如柏，再到后来的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陈新甲，都没有好下场。
而那些选择投奔后金的人，即使是二三流人才，也获得了无限的机遇，初期投奔后金的范文程、李永芳，都享尽荣华，后投的洪承畴等人虽被列入贰臣传，但也比在崇祯手下强，至少落了善终。
还有孔有德那支东亚最先进的炮兵部队，在明朝饿肚子，被弹劾，到了清朝却成了宝贝，大部分成了八旗成员。
客观说，明朝聚集了当时东亚第一流的人才，明末的文官将领，能力都不差，但是明朝的制度却无法让他们发挥能力，他们只能在郁郁不得志中悲愤死去。
明末清初的历史告诉我们，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平台、组织比个人能力更重要，入错了平台和组织，注定走向悲惨的结局。
不管你说多少民族大义，站在明末清初的节点，投奔满清是有识之士最好的选择，不是他们不爱国，不爱汉族，而是大明朝太刻薄，太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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