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元朝的和尚会令人作呕？都说“脏唐臭汉”，元朝更是不堪|元朝|元顺帝|和尚|唐臭汉|忽必烈|朱元璋|高丽

元大都的宫灯亮起时，十六名宫女围着灯火旋转。佛像在侧，皇帝在座，番僧也在场。后来的人回看这一幕，把它当成大元垮塌前的一张剪影，像陈后主那曲《玉树后庭花》一样，被骂作亡国之音。

宋代诗人讲过“脏唐臭汉”，元朝也没躲过这四个字。汉唐的荒淫故事流传太广，元朝的许多细节却被时间压进灰里。明清读书人翻《元史》，忽然撞见“十六天魔舞”“演揲儿法”“供养女妇”这些冷冰冰的字眼，再想到大都城破、宫车北遁，才意识到这个“幅员万里”的大元，灭亡前夜的宫里是什么景象。

天子、藏地僧侣、宗室勋戚共聚一屋，男女赤身露体。佛法和密宗的称号，到头来竟成了一幕纵欲狂欢。若不去追溯前面的缘由，单说宫廷如何胡来，就极易掉进“亡国必有女祸”那种陈旧说法。元朝往事绝非仅有一位糊涂君主与几回荒唐宴饮，它连着蒙古征战、藏传佛教进入中原、西番僧人特权肆意、汉地社会遭掏空，最终延伸到元顺帝那处烛光暗淡、烟气弥漫的禁内。

起点并非顺帝，而是他敬奉的先祖忽必烈。忽必烈巩固汗位之后，为把西藏与蒙古的统治资源拢到一处，很早便留意藏传佛教。彼时西藏最强的一支是萨迦派，元世祖给萨迦寺那位高僧八思巴加封“帝师”，命他掌管西藏佛事，同时兼理军民事务。自此，藏传佛教不再只是某一地方的信仰，而变成帝国治理结构中的一块。

打那以后，西番僧一批接一批进入中原。元朝朝廷赋予他们的政治、法律身份极高：身带金字符牌者，见地方官不必行礼拜见，也不会被搜查，驿站无偿供应食宿；其中不少人还被赏下免赋、免役的优待。

元朝《食货志》记载得很清楚，僧人道士所属寺观的田产有许多不用缴税，于是“良田多入寺观”。百姓的耕地一再被吞并，收上来的田租反倒记进僧院名下。

此时的“僧”，早已和常人心中那种清贫形象相距甚远。特别是一些西番僧人，打着“佛法”旗号，在当地横行霸道。史籍笔法虽收敛，保存下来的语句却刺目。

“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迫逐男子，奸污女妇。”

上述内容出现在元代文献、后世汇编的杂史，还有明代学人叙述元末政事的文字中。措辞虽有克制，仍描出大体情形：西番僧人结队乘马，在北边各州往复穿行，驿站住不下，便强占百姓房屋，将男人逐走，留下女子任意凌辱。

何以无人过问？因为最高掌权者替他们撑腰。忽必烈以后，仁宗与英宗，还有文宗等数位君主，都不同程度地推崇藏传佛教。

轮至顺帝，宗教风气愈益朝“密宗”一侧倾斜。此处务必讲明白：藏传佛教自身乃是庞大复杂之体系，里面既有谨守戒条的派别，也有苦修的高僧，不可径直视为“淫祀邪教”。症结在于当时掌权者特意抬高、扶植，并让其踏入宫廷核心的那一路“密教”做法；若干本来极具象征、隐喻意味的“男女双修”理念，被推向极端的世俗化与肉欲化，全然变味。

顺帝在位后期，从《元史》和《明史》，再加上后代笔记，能拼出个大概：有位对政务毫无兴致的君主，身边围着一群番僧、皇亲、宦者转，他们用“法门”“密宗”“房中术”诱哄他，使他确信，放任情欲同样能成佛，男女双修便是最迅速的解脱途径。

“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

短短数语，差不多已将内廷的丑相说透。

所谓“取良家女，为之供养”，放在寻常佛教说法里，原意应是信众向僧人施舍衣食，为其护法、修福。可到了顺帝朝，“供养”竟化作把清白人家女子径直送至番僧身旁充作性奴，三四人编作一组，日夜服侍。那些僧人还引以为荣，仅仅把皇帝看成放大版的“同修伙伴”，将皇宫弄成纵欲之所。

“十六天魔舞”便是在这般情形下冒出来的。据《元史》所载，顺帝向番僧学会“演揲儿”之法，此词源自蒙古语音译，大约是说一种把房中术同密宗仪轨混在一起的修练办法。为配合这门法门，他下令在宫内选出十六名宫妓，各用“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称号，象征佛教里的诸天、菩萨以及天女，排成一支舞。史书称，此舞所表现的内容，正是“密宗之义”。

“凭谁为问天魔女，唱得陈宫玉树声。”“自古国亡缘女祸，天魔直舞到天涯。”

此舞如何跳法？正史下笔极省，后来诗人倒提供了更露骨的想象余地。宋讷于《壬子秋过故宫》中留下这些诗句。在他看来，“天魔舞”已非某场宗教仪式，而像陈后主宫中的歌舞那样，代表着沉迷声色、不理朝政的亡国之象。

“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

其意是说，顺帝的亲弟以及受他倚重的亲近大臣，一同在皇帝跟前同那些“天魔女”玩闹调笑，乃至赤身相见，聚众宣淫。舞已不单纯是舞，而成了借舞起头的一回“多人运动”。

宋讷路过旧宫遗址，脑中浮现昔日延春阁、御花园，留下“霓裳宫女吴船载，胡服朝臣汉驿趋”“延春阁上秋风早，散作哀音泣播迁”这些句子，将元末乱局与宫内腐靡牵到一处。像霓裳羽衣一般的宫女，被船只一批批载走；从前身着胡服朝见的官吏，慌乱逃走，皇宫里只剩秋风与哭音。

元顺帝起初并未想把禁中变成“大型春宫”，他是一步步陷下去的。起先对藏传密宗生出兴致，把番僧尊作“西天僧”“西蕃僧”，赐国师之号，授予权柄，又将“供养”之制引入宫内，容许他们收纳良家女子取乐。随后本人修炼“演揲儿法”，发觉这套“法门”竟真能使气力变强、欲念更盛，慢慢便离不开了。再到后来，妹夫与亲戚们抢着向他推荐“高僧”，说这位会双修，那位懂某种密法，一时之间，“双修术”成了后宫最风行的玩意儿。

双修之说，其本来的理论乃是以男女交合象征阴阳相济、空性与智慧融合，原本属于极为抽象的宗教隐喻。但进了顺帝内廷，却被不折不扣当成“多姿势性交”的技法课本。皇帝为着“修行”，大量征召民间女子入宫“实习”，公然在白昼宣淫。

某些记载甚至说：每当有新的宫女进宫，得先“奉番僧一夕”，用来表示对佛法以及贵僧的“尊敬”。这一细节，在晚明到清初的笔记里反复出现，纵然有夸大成分，也不难想见那时百姓对“僧官合流”何等反感。

最叫人惊骇的，是后来演化出来的“开红”风俗。后代个别史料写道，元末若干地方有此等离奇“规矩”：百姓家的姑娘到了该出嫁的岁数，须先送进寺院，让僧人“破身”，宣称这是在替她“开红”“驱晦”，之后方可成婚。

这种讲法在正史里查不到清楚条文，多数见于明代学人以及地方志杂记。然而拿当时番僧在各地胡作非为的记录来对照，它便不那么像天方夜谭了。就算不将之视作通行全国的制度，也足够表明一种极端社会心态——百姓已不把番僧看成“僧”，反而把他们的奸暴说成无可奈何的“仪式”，用宗教外壳遮盖羞辱。

如此风气，怎会仅限宫中？元顺帝周围的勋戚权臣，看在眼中，也照样效法。一个已无法挽回的大帝国行至末路，官吏、豪强、军阀都清楚，天色将暗，无人能再撑住这片天。于是不少人干脆随皇帝一同躺平：能享乐一日便享乐一日，能多捞一分便多捞一分。

朝中宰相“无策奏岩廊”，再无人肯冒险进谏。宋讷诗中那句“相臣无策奏岩廊，倾国倾城总祸殃”，表面仍像“红颜祸水”的旧调，回过头看，更像在斥责整个集体失职的掌权阶层——你们将过错推给后宫佳人，把罪状安到“天魔舞”身上，偏偏不敢说自己当年怎样默许、怎样配合、怎样一道沉沦。

同一时期，蒙古统治集团自身也分崩离析。各地色目人以及蒙古贵族同汉人官僚之间纠纷不断，各处起事接连发生。红巾军南北征战多年，朱元璋趁势壮大，自封吴王，一步步向北用兵。元廷反而把许多气力花在法事、后宫欢娱上，军事与政务烂到透顶。

顺帝面对外局，一味退让，对北方各部掌控日渐减弱，只能凭旧日根基支撑局面；至于南方战事，他又缺少决断，只会在输赢之间反复动摇。

1368年时，朱元璋于应天府登基称帝，改年号为洪武，派徐达、常遇春领兵北伐。明军一路势不可挡，逼近大都。此时元顺帝早已没有心思布置有效防守。《元史》写道，他慌忙逃走，将汗位和大都一并丢在华北平原，带着宗王亲贵、匆忙收拾的珍宝，以及许多后宫女子往北去，退到上都、应昌，最终成为人们所说的“北元”。

按后人推算，顺帝此番出走，把宫女中的“九成”都带走了，大都仍留下五百多人。朱元璋进城后，看到这些遭抛弃的女子，做了一件在当时显得相当“反差”的事：让人替她们登记户口，尽量遣返原籍；查不出来源的，就择配给百姓成婚，使她们重新过民间日子。史籍还称，其中一名高丽女子，也被朱元璋专门送回高丽。此事在明人笔记和《明太祖实录》里都有反映，后来常被用来衬托朱元璋的“惜人之心”。在一片残破景象中，这五百余名宫女，既成了元朝淫靡风气的余音，也成了新朝当权者塑造形象的机会。

可是，元顺帝带走的那些“三千佳丽”，并未马上从史册上消散。北元退往塞外之后，带过去的不仅有若干残留的皇族名号，还有全套已然腐坏的生活习气。不久，各地贵族与上层将领又纷纷买进高丽女婢以及汉人女子，以填补丧失的宫廷享乐。藏传密宗在明代上层仍颇流行，一些藩王、勋贵照旧迷信高僧“加持”，密教双修的说法也不时能听到，只是很难再像元末那样公开、毫无顾忌。

回望这段往事，民间常用一句话作结：元朝灭亡，被说成亡在“天魔舞”；隋朝灭亡，被说成亡在炀帝龙舟；陈朝灭亡，被说成亡在《玉树后庭花》；唐朝灭亡，被说成亡在杨贵妃。这种“亡国必有女祸”的论调，说着顺嘴，听着痛快，却极易叫人看漏真正的病根。

“十六天魔舞”固然荒唐，也代表着掌权集团的腐化，可它并非元朝覆灭的根源。真正的病根则在于：

蒙古掌权者多年对汉地施行压制之策，民族等级壁垒分明，积怨到了爆裂地步；

财赋与田地大量被蒙古贵族和色目豪强以及宗教机构把持，民众税负沉重，社会上升通道僵死；

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缺少有效治理，武备废弛，边防守备松散，各地暴动如星火燎原；

面对这种形势，最高掌权者甩掉了“帝国舵手”应负的责任，转而把心思放到宗教幻象与肉欲享乐。

元朝并非让几支舞毁掉的，而是被一种共有的懒散与纵欲推到了悬崖边。皇帝借女色与密宗麻醉自身，贵戚靠特权与掠夺麻醉自身，番僧拿圣号遮蔽欲念，官员以沉默替自己开脱，百姓则在压抑、贫困里爆发。到这一步，“天魔舞”仅仅是个恰巧被人瞧见的出口，一个能被大书特书的象征。

宋讷立于元故宫残址旁，写下：“禁路随人不忍行，临风立马倍伤情。”他所见的不只是残墙与野草，还有一个王朝昔日的雄心——“千年王室山河壮”——以及最终那轻飘飘的结局——“万里宫车社稷轻”。宫车向北一走，社稷便如从车上掉在路旁的行囊，再没人去捡。

后世之人总爱把元朝荒淫与汉唐并排比较，称“脏唐臭汉，淫元不逊”。这种说法有其形象之处，却易忽视一个事实：差不多每个走到尽头的王朝，都出现过相近的暗影。汉有黄门宦官擅权，外戚干预朝政；唐代则见藩镇割据、宦官统兵；宋代则呈积弱、冗兵冗费之弊；明代则有东林党争，也有宦官酷吏；清代则见八旗废弛、鸦片侵蚀。荒淫不过是一层皮，真正把这张皮撑起来的，是制度败坏、权力滥用、责任缺失。

元朝后宫混乱，特别是顺帝年间的“十六天魔舞”“演揲儿法”“供养良家女”，叫人难受，有些细节甚至读来恶心，这些都无需粉饰。然而若把罪责统统推给几个“妖僧”、几名“妖女”，便又退回那种既古老又省事的说法中。历史的苛刻就在于，它不容忍这样轻巧甩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