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人民日报接连发了好几篇谈语言的文章，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咱们自己的话得好好说、好好用。
这话搁在平常日子里看着不显眼，可要是你下楼转一圈，再看看家里孩子的课表、看看商场那块招牌，就会慢慢咂摸出味儿来。
中文这块地盘，看样子是真要认认真真往回找一找了。
法度由来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白纸黑字写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2001年1月1日施行，到现在推了20多年，推广普通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有法律依据，有制度底座。这是地基。地基打好了，上面盖什么房子，取决于后来的人怎么用这块地。
可现实是，孩子书包里最沉的那本，很长时间不是语文，是英语。
考试要考，评职称要考，投稿发论文也绕不开。英语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子，从小学一路拴到工作。
2022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其实已经把账算清楚了：外语课时占比6%到8%，语文20%到22%，数学13%到15%，外语连语文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2025年广州又往前走了一步，初中七、八、九年级英语每周从5节减到4节，调整后仍然处在国家规定区间的上限附近。
这些数字说明一件事：英语从来不该是主角，它是一门该学的外语，不是压在母语头上的石头。
问题出在“该学”和“让位”被混成了一回事。
英语该学，多一门外语多一条路，这个道理不用争。
但学英语不等于把中文挤到边上。2026年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把话说得更硬：在境内销售的商品名称、包装、说明书，公共场所的招牌、广告，都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
法律划的是底线，不是建议。底线之所以需要重新划一遍，恰恰说明越线的事太多了。
去商场走一圈就明白了。有些招牌英文做得又大又亮，中文小得像一行免责声明，站远两步就看不清。
年轻人扫一眼英文也就过去了，老人站在门口，认不出那是什么店，只能凭记忆猜。
餐厅里更常见。菜单做得像一本画册，满页洋文，配图花里胡哨，价格藏在角落。
老人坐下来，翻来翻去不敢开口，最后指着邻桌的盘子说，就要那个。
这不是个别现象，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日常。
一个社会的公共文字，如果连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的人都读不懂，那它的“国际化”就是半截子工程，两头不落好。
公共场所的英文使用，随意到了什么程度。
上海地铁7号线高科西路站，“售票 加值处”的英文写成了“TICKETS & JIAZHI”，售票是英文，加值是拼音，英文和拼音硬拼在一起。
网友的评价一针见血：中国人不会看，老外看不懂。
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指示牌上“China”被写成了“Ching”。
这个错不是简单的拼写失误，Ching和19世纪排华时期的歧视性词汇直接挂钩，在一个代表中国前沿科技的地标旁边出现这种错误，刺痛的不是眼睛，是人心。
银行那边更荒唐。中国银行某网点把“对公业务专窗”翻译成“to male business”，直译过来就是“针对男人的生意”。
对公的“公”指的是公家、公事，硬生生被塞进了性别的框里。
这些例子摆在一起，已经不是在讨论英文好不好，是在说一件事：英文的使用太随意、太泛滥，随意到连最基本的意思都兜不住。
人民日报把话挑明了，语言规范不是小事，中国话不能在自己家里说不清。
这个“说不清”有两层。一层是招牌菜单上的说不清，字在那儿，意思不在。另一层更深，是概念上的说不清。
一个东西明明有中文名，会议室里偏偏只叫英文缩写，叫着叫着，定义它的那套逻辑就从别人的语言里搬过来了。中文变成了翻译稿，原文在别处。
语言的主场一旦让到这个份上，丢掉的就不只是几块招牌。
但中文不是没有分量。它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
1973年12月18日，联大通过第3189号决议，把中文列为大会工作语文，次年安理会跟进。这不是谁赏的，是中文在世界治理桌上本来就该有的位子
往外看，截至2025年9月，86个国家把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建有510所孔子学院。
外面的人排着队学中文，里面的人却把中文往边上放，这个反差不用多解释，谁都看得懂。
所以这件事说到底，不是要不要学英文的问题。
英语照学，该考的考，该用的用，多一条路没人反对。问题是顺序。
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商场里、菜单上、招牌上、会议室里，中文先开口，中文坐主位，这不是排外，这是把自家桌子的座次摆正。
语言是根，根扎在哪儿，人站在哪儿。客场的位子可以一寸一寸去争，主场的位子，一寸都不该先让出去。
2000年立法写下的那句话，推了20多年，2026年又一次被重申，不是因为话说得不够多，是因为有些位子，不站住，就真的会被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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