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任玉珊，一个1995年当选的河北省劳动模范，如今已到了耄耋之年。但他并没有安享晚年，因儿子的案件一直在“申诉之路”上徘徊。任玉珊的名字，在公开信息中并不难找到。他是东光县于桥乡任家坊村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被当地称为“东光牛百岁”，《河北日报》曾报道过他“自筹资金创办扶贫副业摊”的先进事迹，系河北省劳动模范，被省委书记、省长等高官接见过，到2026年，39年出生的任玉珊虚岁已经88岁，正合“米寿”之谓。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天天忙于上访申诉，并不是想不开，而是咽不下这口窝囊气。
（作者孙玉良与河北省劳动模范任玉珊在一起）
我与任玉珊的交往已久，我在北京厚德养老院工作的时候，他还给我寄过几幅字，让我了解到他还是一位书法家。东光县铁佛寺的几个门联，都出自他的手笔，可见任老在当地还是有相当知名度和美誉度的。2026年10月28日，我应任老之邀赴东光一聚，临别作《七古·别任老》一首，诗曰：“观州观光会任君，玉珊玉良结知音。忘年相交三世契，一诺如山情更真。孟嘉落帽犹能饮，鲍叔分金不厌贫。苍天不解离人愿，回首泪飞已倾盆。”，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并写文章讨论公共议题，差不多也有上千万字了。我关注的对象，常常是那些在制度缝隙中感到无力的人。任玉珊申诉的这个案子，已经经过最高法终审，但败诉的他始终不认同，可见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甚至有的当事人，在法律判决后走上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的悲剧道路。
我这篇文章无意讨论任玉珊所申诉的具体案子孰是孰非问题，因为任何具体案子，都是要讲证据的，妄加猜测并不妥当。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这需要律师及各级法院、法官进行共同研判。我想说的是，终审与铁案并不能画等号，若有新的证据出现，并不能排除新的转机。当然，一篇负责任的文章，不能代替法院去认定事实，也不能仅凭申诉者一方的身份和情感就推定判决有误。任玉珊过去做出的贡献和他的优秀党员、河北省劳动模范身份值得尊重，但这跟案子无关，法院判决是否合法适当，只能依靠证据和法律本身做出正确的研判。
一位省级劳动模范，在人生的暮年选择“申诉、上访”而不是默默接受，这至少说明在他的主观感受中，常规渠道并没有给出他能够信服的答案。我“密切关注”这个案件，并非给他所申诉的案件下“对”与“错”的结论，而在于把这个问题摆到台面上：当一位曾经被体制认可、长期为国家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劳模，在家庭遭遇司法案件后感到“屈”和“冤”，现有的申诉和救济机制是否给了他足够清晰、并令他满意的回应？
劳模称号是一种象征资本，它虽然不代表法律上的豁免，也不应成为寻求额外照顾的筹码，但它至少意味着任玉珊曾经被认定对公共利益有过较大贡献。一个社会如何对待那些曾经被它嘉奖过的人，尤其是在他们陷入困境的时候，是检验制度温度和公信力的一个细微但真实的切口。如果任玉珊的申诉有理有据，那么依法纠正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如果判决并无不当，那么通过透明的释法说理让他息诉服判，同样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有关部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最不该出现的情形，是案件在“劳模上访”与“司法既判”之间悬置，双方各说各话，而公众无从判断。
作为一名时评员，我希望我的关注，可以成为促进信息走向透明的民间推力。但“屈不屈”、“冤不冤”的最终答案，不在我写的帖文里，不在我写的抒情诗里，而在经得起检验的证据和程序之中。对于一个88岁的老人来说，时间并不站在他那一边。正因如此，相关部门更应当以可被看见的方式早一点回应他的诉求。无论结果是什么，让过程本身经得起注视和考验，才是对一位老劳模最后的尊重，也是法治社会面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时，应有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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