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甸，踞守在昭通市的南大门，彝语意为“彝族居住的平坝”，是牛栏江畔一颗璀璨的明珠，在这里生活和居住着汉、回、彝、苗族等14个民族。
鲁甸的历史离不开朱提银，这次毛线就打卡了朱提银文化馆。
到达目的地，毛线张口就来：“朱提[zhū tí]银文化馆是纪念‘朱提银’这位文人吗？”工作人员尴尬又不失礼貌的解释：“先生，这两个字音译“书识”，shū shí“，毛线现在害羞的给大伙普及一下，“朱提”在读音上是两个变音字，乃是“银、金“的彝语读音演化而来，苏林在《汉书》中对朱提注释说，“朱音铢，提曰时，北方人名匕曰匙。”
秦开“五尺道”以前，这里的彝族先民一直都过着怡然自得的部落生活，狩猎、制陶、捕鱼学习农耕，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根据《蜀王本纪》的记载，在杜宇的带领下，教蜀人农桑，被推举为王，竟在一次天降大火中，和随从发现被火烧出的银饼，进而发现了烧石出银的办法，后称“朱提银”。
自汉代起，随着朱提山银矿的开采，鲁甸渐渐声名远播，素有“千年银都”之美誉。用这种银料打造的器皿，深受喜爱，诗人韩愈有“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的诗句，而朱提银最重要的用途，是作为国家货币流通于世，享负盛名。
根据《鲁甸县志》记载：“乾隆七年到嘉庆七年的六十年间，是乐马厂大旺时期。大小矿洞二百多个，冶炼大炉四十八座，云集十多万人开采冶炼。”乾隆七年开始，朱提银矿业开采盛况空前，出现“万商辐辏，八方云集“的巅峰繁荣时期。
有传说在紫禁城门外竖有一块碑刻，上面刻满全国各省府州县厅地名，乐马厂大盛，很多即将外放的官员们，都期望来鲁甸厅感受一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瘾，于是纷纷地走到这块碑前，找到鲁甸厅三个字，用手指划，由于划得太多了，其碑刻上面的字都凹陷下去。
朱提县历经两汉、蜀汉、晋、宋、齐时期，仍名朱提。而汉时的朱提山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地名屡经变易，到了清代，便由“龙头山”之名称所代替。朱提银、铜的开采，在这一千多年历史时期内，亦几经兴衰起伏。
在参观过程中，展厅直观展示了兴盛时期的群雕、工作场景和劳务工具、矿山禁忌等，也在工作人员由浅及深的讲解下了解到朱提银由兴盛到衰败的主要原因：蜀汉和晋初处于一个稳定时期，有利于本地银、铜矿自然资源的开发，但是，到了晋朝咸宁时期，由于郡太守雍约“懦钝无能，政以贿成”原因，遂导致了朱提大姓李猛联络“五荼夷”反叛晋王朝。使朱提和邻近地区的政治军事动乱长达几十年之久，由于如此，朱提郡社会经济遭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当然就谈不上对本地区银、铜矿的开发。
另外就是，在宋、元、明三代的几百年中，朱提，即乌蒙地区形势，基本上说来是趋于稳定的。使乌蒙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特别是在元、明两代中，当时的王朝中央都想在这一地区发展冶金事业。但是，在今昭通、鲁甸、巧家和永善的古朱提山一带，尚未发现新的银矿资源。这样，元朝只好转向于淘金事业。
顺治、雍正以后， 张允随、林则徐采取的鼓励开发矿山政策，大大地调动了厂民的积极性，古老的朱提山银矿又恢复了它的千年前风采，相继地发现丰富的银矿资源。
参观了朱提银文化馆，毛线深刻感知朱提银积淀和创造了灿烂的朱提文化，这是鲁甸的历史财富。回望历史，骡马的铃声已经远去，我们更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史为鉴，去珍惜、去选择、去担当，期待早日重见朱题文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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