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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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吾用若何事,乃溷我!”

这是明武宗对太监刘瑾说的话。意思是,我用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事都来搅扰我。

说完,他挥手把人赶走。《明史》接着写道:自此遂专决,不复白。从这天起,刘瑾自己拿主意,不再向皇帝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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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人说起皇帝批奏折,爱拿批语的长短取笑。翻开史料才发现,同样是皇帝,有人敷衍到干脆不批,有人批到后半夜,还有人把奏章分成两种,一种自己动笔,一种交给别人。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皇帝批奏折,到底是怎么批的~

照阁票批朱

照阁票批朱

《明史·职官志》写内阁大学士,职责里有一条:点检题奏,票拟批答。外廷递上来的奏章,先由大学士看过,把该怎么批的意思拟出来。

再往下,是司礼监。《明史》写得很清楚:司礼监的秉笔、随堂太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

朱,指的是红笔。照着内阁拟好的票,用红笔批上去的,是太监。

这套规矩本身就留着一个口子:只要皇帝懒得动笔,红笔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落到太监手里。

刘瑾怎样把红笔接过去

刘瑾怎样把红笔接过去

正德元年十月,武宗在大臣和宦官之间选了边。

那时内阁大臣刘健、谢迁接连上疏,请求杀掉刘瑾。刘瑾夜里跪在武宗面前哭,说害他们的是太监王岳,王岳勾结阁臣,想管住皇上的出入。还说,我们这些人不过是皇上养的鹰犬,能耽误什么大事?要是司礼监用对了人,朝班里的官员哪敢这样。

武宗大怒,当场下令,让刘瑾掌司礼监,连夜把王岳抓了起来。

掌了司礼监,就握住了批红这条线。

刘瑾每次奏事,一定先看皇帝是不是正在玩乐。皇帝烦了,急忙挥手让他走,说:吾用若何事,乃溷我!从此刘瑾自己拿主意,不再禀报。

《明史》还记了他怎么批:瑾不学,每批答章奏,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辞率鄙冗,焦芳为润色之,东阳俯首而已。

刘瑾没什么学问,每次批答章奏,都带回自己家里,和妹夫孙聪、华亭的恶棍张文冕商量着定。写出来的话粗俗啰嗦,由内阁的焦芳修饰一下,首辅李东阳只能低头。

当时还有一条规矩,也记在《刘瑾传》里:奏章要先写一份红揭,投给刘瑾,叫红本,之后才送通政司,叫白本。

红笔到了一个《明史》写他不学的人手上,批语鄙冗,要靠大学士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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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的奏章,连红笔都等不到

万历朝的奏章,连红笔都等不到

武宗的敷衍,是把笔交了出去。万历朝的敷衍,是连笔都不提。

《明史·神宗纪》里,有几条很短的记载。

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辽东的军队缺饷,有关衙门请求发各省的税银,结果是:不报。

次年,也就是万历四十七年,杜松、刘綎先后战死,马林兵败,六月开原失陷。紧跟着一条:廷臣伏文华门,请发章奏及增兵发饷,不报。大臣们跪在文华门外,求皇帝把章奏发下来,增兵,发饷。

九月又一条:百官伏阙,请视朝行政,不报。百官跪在宫门前,求皇帝出来上朝办事。

一个请拨钱给前线的兵,一个请皇帝出来见人。两次得到的回复,都是同样两个字。

每至二鼓三鼓

每至二鼓三鼓

雍正是另一种极端。

雍正十年三月初一,他亲笔写了一道上谕,要把自己批过的奏折挑出一部分刻成书,就是《朱批谕旨》。

上谕里他说:朕的训谕,每折或手批数十言,或数百言,且有多至千言者。又说:此等奏摺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非如外廷宣布之谕旨尚有阁臣等之撰拟也。

意思是,这些奏折上的批语,没有一件是别人代写的,旁边也没有人帮忙,不像对外宣布的谕旨,还有阁臣来起草。

他还交代了自己的作息:雍正六年以前,白天接见大臣、引见官弁,傍晚看本章,灯下批奏折,常常到二更三更,也不觉得累,六年如一日。

全书编成三百六十卷,收了二百二十三人的奏折。乾隆四十四年,四库馆臣在提要里评价这套书,说唐宋以后的批答,多半出于代笔,宋太祖、宋真宗也只是偶然动笔,不过数言。像这样连篇累牍、一一亲笔回复的,是书契以来所未尝闻见。

这是乾隆朝的馆臣替先帝写的话,难免有颂扬的成分。但雍正自己的上谕摆在那儿,批语的字数,是他自己报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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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从简便

始从简便

同一道上谕里,他还说了老实话。

他说:近年以来,天下庶政渐次就理,下情稍觉洞达,臣工奏摺较前减少,而朕躬精力亦不如前,批答之事,始从简便。

这是他自己承认的:后来的批语,写得短了。

上谕里还有一段话,是在替自己的批语解释。同一件事,两个人来奏,他的指示可以完全不同。他说,这是因人而施,量材而教:严急的,用宽和去引导,优柔的,用刚毅去补足,过了的要裁一裁,不够的要拉一把。不是一时兴起,信笔直书,前后矛盾。

他提前替读者想到了:看到同一件事批得完全两样,会觉得他自相矛盾。

还有一个数字。内外大臣缴回的朱批奏折,不下一万多件。能公开的,他挑出来刻印,算下来不过十分之二三。

剩下七八成,没有刻。

乾隆把奏章分成两种

乾隆把奏章分成两种

乾隆的做法,又不一样。

乾隆五十一年,他写了一首《阅折》诗,开头两句是:题章黄阁票签呈,阅折朱批手自评。诗下面有一条自注,把他的办法说得很明白:

各部院和各省督抚每天呈上来的例行题本,都由内阁大学士票签进呈,皇帝看完批发。各省和新疆关系紧要的事件,则用奏折,装进封函呈上,皇帝亲手批阅。

也就是说,乾隆把奏章分成两种:例行的,批语出自阁臣的票签,他看过就批发;要紧的,才亲笔写。这跟明代内阁票拟那条路,是同一个路数。

注里还有:凡有关民瘼加恩之事,无不即日办理。关系百姓疾苦、需要施恩的事,当天就办。另一条注说,有大臣请求把他的上谕和朱批刊刻出来,他回答说,父亲颁发的训谕已经足以流传万世,不必再颁发了。

他没有打算像父亲那样,把自己的批语刻成书。

老达子说

老达子说

批答之事,始从简便,这是雍正那道上谕里最诚实的一句。同一个人,把批语写到上千字,也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后来写短了。

敷衍不敷衍,不在批语的长短,在红笔终究落到谁手里。字再多,要是孙聪、张文冕商量出来的,也是别人的话。

《明史》写刘瑾批答的那一句,我抄在这里:辞率鄙冗,焦芳为润色之,东阳俯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