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四川荣县公判大会现场,黄茂才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台下群众高喊着惩办凶手,有人认定他参与了渣滓洞惨案,是杀害江姐的特务。面对一片怒骂,黄茂才脸色惨白,反复喊道:“不是我,我没有杀江姐!”
枪决即将执行时,他突然挣扎着扑向审判人员,声音几乎嘶哑:“我没有杀她,我还为江姐做过很多事!”这句话让现场短暂安静下来。一个被认定为刽子手的人,为何临死前还要提起江姐?事情还得从1948年说起。
那年5月,黄茂才被调入重庆渣滓洞担任看守。他出身贫苦农家,父亲为了躲避抓壮丁,托关系把他送进监所。上任第一天,所长便用鞭子抽打铁栏杆,警告他必须凶狠,否则挨打的就是自己。
黄茂才只能照做。可接触久了,他发现狱中的所谓“政治犯”并不是恶人,很多人有文化、有理想,即使遭受酷刑,也没有向敌人低头。看守所里经常进行所谓的训导,许诺投降便能获得自由和钱财,却始终没有多少人动摇。
这些场景让黄茂才心里产生了变化。他想起家乡百姓被拉丁抓夫,想起许多家庭因此破碎,也越来越看清自己身处的地方究竟在维护什么。一个普通农民的判断,往往没有多少大道理,却来自亲眼见过的苦难。
1948年夏天,曾紫霞和刘国志被押进渣滓洞。登记时,黄茂才发现曾紫霞是内江人,便随口说:“离我的家乡不远,算半个老乡了。”这句闲话,成了双方接近的开端。
曾紫霞逐渐向他讲述共产党的主张,也告诉他,狱中的同志需要有人传递消息。黄茂才起初害怕,曾紫霞问他:“你觉得这些人像坏人吗?”黄茂才沉默许久,只回答:“不像。”这份朴素的判断,最终促使他作出选择。
后来,江竹筠被押入渣滓洞。她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却始终神情坚定。黄茂才早就听说过江姐的名字,也知道她曾经受过夹手、坐老虎凳等酷刑。所长命令他严加看守,他表面答应,心里却多了一层敬重。
江竹筠很快得知黄茂才的情况。她没有把他当成普通看守,而是耐心解释狱外形势和地下党面临的困难。她对黄茂才说:“送一封信出去,可能要冒险,你愿不愿意试一试?”黄茂才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只要能帮上忙,我去。”
一次放风时,他装作训斥江姐,悄悄接过信件。休息日,他把信藏在衣服夹层中,前往重庆大学医学院寻找接信人。那时街头盘查严格,他一路低着头,到了约定地点,只简短说了一句:“这是江姐托我带来的。”随后迅速离开。
从那以后,黄茂才不只替狱中同志送信,还设法购买报纸,让他们了解外面的战事和政治形势。有一次,陈作仪因看报忘记打饭,被特务发现并逼问来源。黄茂才站在旁边,手心全是冷汗。陈作仪挨打后仍咬紧牙关,只说报纸是捡来的,没有把他供出来。
江姐知道黄茂才已经承担了风险,便反复提醒:“你在外面做事,千万别把情绪露出来。”这不是客套话,而是对一个秘密联络人的保护。黄茂才虽然痛恨叛徒,却尽量压住怒火,继续在看守身份的掩护下传递消息。
天气转冷后,江姐和曾紫霞一起给他织了一件毛衣。黄茂才原本只是奉命看守犯人,却从一件毛衣里感受到狱中同志对他的信任。那件衣服并不贵重,却让他明白,自己已经不再只是站在牢门外的旁观者。
临近母亲病重的消息传来,黄茂才准备回乡探亲。临行前,江姐写下一封信,托他转交亲属,信中牵挂着年幼的儿子彭云。后来,黄茂才还把亲属送来的孩子照片带回监所。江姐接过照片后久久无言,只是低头看着照片。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对狱中人员大肆杀害。江姐等人牺牲后,黄茂才受到很大震动。他离开渣滓洞前,还设法把狱中遭受迫害的情况传递出去。遗憾的是,他离开的时间与之后发生的惨案相近,反而使他后来背上了沉重嫌疑。
新中国成立后,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展开。当地有人把黄茂才误认为参与渣滓洞屠杀,他因此被捕,并长期蒙受冤屈。1953年公判时,正是那句“我为江姐做过很多事”,让审查人员意识到案情可能另有隐情。
多年以后,重庆歌乐山烈士纪念馆整理史料,馆长卢光泽发现了黄茂才的线索。1981年,他设法联系到黄茂才,并带他回到渣滓洞核实情况。曾紫霞也出面作证,证明这名看守曾经冒险为狱中同志传递信件、报纸和消息。
相关材料经过重新审查,黄茂才最终被认定无罪。1982年,他当选荣县政协委员。那场公判大会上,群众曾经把他当作凶手;多年之后,保存下来的证言和档案,才让这个沉默太久的名字重新回到真实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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