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特使”这个官衔见于张隆溪教授的《中国文学史》(此书由黄湄据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译成中文)。笔者看到“副特使”,顿时好奇心起:北宋有“副特使”之官?

翻查张隆溪教授英文原著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笔者才知道“副特使”相当于英文版中的deputy envoy。有此职称的人竟然是王禹偁(954—1001)。然而,deputy envoy也好、“副特使”也好,都是有问题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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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溪著、黄湄译《中国文学史》,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版。

王禹偁不是家喻户晓的诗人。就算在大部头文学史著作中王禹偁都未必有一席之位,例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写北宋文学史只提到王禹偁的名字,一笔带过,没有写王禹偁的具体事迹,更没有王禹偁的作品述评。

1949年后,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重视“现实主义”,编纂者认定杜甫、白居易属于“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而王禹偁正是北宋初期学习杜甫、白居易的先驱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有谈及王禹偁,也只用了半页的篇幅。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初版1999年全套四册出齐)之中,此时“现实主义”不再占有显赫地位,编纂者从旧籍中找到“白体”来代表宋初流行的诗体(白体是当时三体之一)。

此书的第三卷第一章第二节是为“宋初白体诗人和王禹偁”。王禹偁是北宋初比较重要的“白体诗人”。张隆溪教授参考过袁编本,张书中的“Bo style” poems 就是“白体诗”。

在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中,王禹偁三字没有出现在该书的目录上——这书的中卷第六章第一节是“北宋前期诗文的趋时与复古”(《中国文学史新著》,199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出上、中二卷;三卷本2007年全部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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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目录

袁世硕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中,“王禹偁”独占一节。  由刘大杰到游国恩主编的文学史书看,王禹偁在二十世纪中期仍是个微不足道的宋初诗人。到了二十一世纪前夕,王禹偁才在文学史书得到“位置”,篇幅略增。

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第十章Towards the Height of a Refined Culture-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第二节题为Wang Yuchengand Early Song Poetry (2023:191),即“王禹偁与宋诗”。张教授这样编排,近似袁行霈主编本上的论述。

对比《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王禹偁只被一笔带过 (三联2013年版,页431) ,袁编本和张书对王禹偁算是很够重视的了。

王禹偁“副特使”这个身份标签,究竟出自原始史料,还是现代翻译建构出来的?一个历史人物,在文学史的叙事框架下,会不会被压缩成无足轻重的配角?文学史的写作,如何筛选、决定哪些文人能留存在特定的叙事之中?

王禹偁的作品凭什么特质获得文学史家关注?是因为王禹偁坚持儒家立场?他的作品体现“贬谪文化”的特点?是因为他的“白体诗”有特别的历史意义,还是因为他是善学者:学白、学杜,又慕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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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蓁等《王禹偁“白体诗”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大宋“副特使”(?)与团练副使

我们从deputy envoy为起点讨论王禹偁,因为deputy envoy这词反映王禹偁任由史家摆布的“命运”:王禹偁的“团练副使”衔,被张教授译为deputy envoy,然后,deputy envoy又被中译者黄湄译为“副特使”。

北宋的王禹偁竟“当上了”他不知道、也不存在的deputy envoy /“副特使”,这情况反映: 古人被今人“呈现”时,古人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摆布(manipulation)——不但职官名称由今人“编排”,就连王禹偁的文学表现也“被安置入”各种文学叙述中。翻阅各种文学史书,我们看到的“王禹偁”是充满多元混杂性(hybrid identit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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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勒菲弗尔《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本节先讨论团练副使是什么官职。  团练使为中国古代(唐至宋)的官衔。团练使大概源起于唐代,初为有实权的军职。唐代团练使多执掌地方乡兵(militia)。  北宋中期以后,团练副使大多演变为寄禄官,不再是处理地方事务的实职。宋代中期以后,它主要作为一种惩罚性的贬官头衔而闻名。  唐代安史之乱后,朝廷在各地广设“团练使”(负责地方武装和治安),掌地方乡兵。《新唐书》卷十九《百官志四》记载:乾元元年(758年),置团练守捉使、都团练守捉使,大者领州十馀,小者二三州。  张国刚《关于唐代团结兵史料的辨析——兼谈唐代的子弟与乡兵》一文认为,除健儿、彍骑之外的兵募、防丁、屯丁或土镇兵都是“团结”兵(《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团练副使”在唐代相关使职体系中,原则上是团练使的属官,具有一定的地方军政职能;其具体品秩与职掌随时期、地区及制度变化而不同 (“‘团结’训练”,见于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八章第92页。“团练”,见于张国刚《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页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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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三联书店2023年版。

到了宋代,朝廷实行“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团练副使在宋代中期以后属于“寄禄官”,没有实际的兵权和行政实权。也就是说,团练副使在许多情况下已不再是实际军职,而可被用作责授或贬谪官衔。

皇帝处罚朝臣,团练副使之衔甚是好用(除王禹偁、苏轼外,元祐党人吕大防、刘挚,亦曾被贬为团练副使。据说,吕大防的官衔是“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地点却是循州;刘挚的官衔是“鼎州团练副使”,安置地点是新州。此处暂记,待详考。)

为什么团练副使与“(大宋)贬官手段”相关?  原来,宋代朝廷总体上比较优待士大夫,一般不轻易处死大臣,因此对犯错或卷入党争的大臣,常采用“贬为某州团练副使”的方式来处分。  大宋朝廷对被贬者施加严厉限制(安置/本州安置)。当处分写明“安置”或“本州安置”时,受贬官员会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得擅自离开,且通常“不得签书公事”(无权参与任何公务活动)。实质上,被贬者差不多是由地方官“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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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雅娟《北宋前期贬谪文化与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苏东坡(苏轼)曾为黄州团练副使

说起宋史上的“团练副使”,“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可能是最有名的。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身陷囹圄,险遭杀身之祸。经多方营救,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被贬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在黄州担任团练副使期间,苏轼的收入微薄,生活有时甚困顿,不得不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他自号“东坡居士”)。他在黄州赋闲,曾以“闲人”自称,大概是自嘲自己诸公事都不得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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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书黄州寒食诗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年版。

原来,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的官方诏令上有明文:“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见宋朝朋九万编录《东坡乌台诗案·御史台根勘结按状》,商务印书馆1939年初版,页33。) 在“公事”方面,苏东坡的权力被朝廷剥夺。正是在这个无实权、受监视的闲职期间,他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及《寒食帖》等传世名篇。

黄州之后,苏东坡被转去汝州,仍任“团练副使”。

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告下,苏轼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四月别黄州。”(参看《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上海古籍出版社,页110。) 到了1085年5月才得起复,知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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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 Egan《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

王禹偁任商州团练副使

在苏轼被贬前大约90年,淳化二年(991)王禹偁被贬为“团练副使”。王禹偁因抗疏论事、直言极谏,触怒了大宋天子,被天子贬斥,贬去当“商州团练副使”。  王禹偁在被贬为团练副使任内,写下了著名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和大量咏怀诗,其“敢言被贬”的品格对后来的范仲淹、欧阳修及苏轼等北宋中期士大夫产生了示范作用。  “团练副使”在宋代名为军职副手,实为士大夫政治生涯遭受重大打击时的“归宿”。

来到商州后的王禹偁,在寒食和清明之日独自伤神,因为这两个冷落凄清的节气引发诗人的愁绪。他写了《寒食》、《清明日独酌》两首诗:

《寒食》

今年寒食在商山,

山里风光亦可怜。

稚子就花拈蛱蝶,

人家依树系秋千。

郊原晓绿初经雨,

巷陌春阴乍禁烟。

副使官闲莫惆怅,

酒钱犹有撰碑钱。

《清明日独酌》

一郡官闲唯副使,

一年冷节是清明。

春来春去何时尽,

闲恨闲愁触处生。

漆燕黄鹂夸舌健,

柳花榆荚斗身轻。

脱衣换得商山酒,

笑把离骚独自倾。

这两首诗,都见于他的《小畜集》卷八,写尽了他的落寞和闲愁。两首之中都提到“官闲”“副使”,透出被投闲置散的苦闷和惆怅。  王禹偁《清明日独酌》末句借屈原《离骚》自况,表明其孤愤与自守。只任冗散小官,身不得不闲而心无法闲,其内心也未能“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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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王黄州小畜集》,上海书店1989年版。

公元991年10月,王禹偁到达商州就任(《小畜集》卷九《登高》),馆于妙高禅院(卷八《思追前事感而成章》)。  团练副使俸禄甚微薄,王禹偁《自咏》诗有“官散且无过,俸微犹助贫”之句(《小畜集》卷九)。为了生计,他只好典园十亩,种菜自给。

淳化四年(993年)王禹偁曾赋诗云:“菜助三餐急,园愁五月枯。废畦添粪壤,胼手捽荒芜。前日种子下,今朝雨点粗。吟诗深自慰,天似悯穷途。”(卷九《种菜了雨下》)“十亩春畦两眼泉,置来应得弄潺湲。三年谪宦供厨菜(自注:此园典三年),数月朝行赁宅钱。空愧先师轻学圃,未如平子便归田。此身久蓄耕山计,不敢抛官为左迁。”(卷九《偶置小园,因题二首》之一)。

所谓“学圃”应是说王禹偁自己学种菜蔬以自给自足(“供厨菜”)。这和后来的苏东坡耕于东坡,情况差不多。

“团练副使”之衔在英语学术界(举隅)

在英语学术界,由于“团练副使”在职能本义(地方民兵副指挥)与宋代实际功能(流放 / 贬官处分)之间存在巨大的名实分离,学者们采用了多种不同的翻译和解释策略。

大宋的“本州安置”,限制了被贬者的人身自由:不得擅离安置之地;“不得签书公事”,就是完全剥夺参与地方政务的权力。

“团练副使”没有行旅的自由,闲得有时间种地,这和 envoy 可以出使四方,显然是截然相反的。因此,用envoy对应原本的“(团练副)使”,妥当吗?

在早期的中外交通史上,著名的envoys, 西汉有苏武(张胜为副使)、张骞、常惠、冯嫽(即冯夫人,原为解忧公主的侍女);东汉则有班超、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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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维恒主编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2年版。

美国学者Victor H. Mair主编的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将“王禹偁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的意思表述为Wang was demoted tolocal office(p.342)。所谓 local office,就是地方官。

译为 local office, 语义含混;好处是local office 不大可能造成误解。  另一位美国学者Ronald C. Egan(艾朗诺)对“团练副使”的内涵有详细的说明。我们在下一节讨论艾朗诺的解说。

艾朗诺:被贬者受一定程度的监控

Ronald C. Egan(艾朗诺)对苏东坡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出版学术专书: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Harvard UP,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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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gan,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1994)

艾朗诺特别强调,朝廷对苏轼的处分——“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绝非单纯的“降职”或“移官”,而是一种极其严厉的政治惩罚和人身限制。

艾朗诺说:

…it was decreed that Su Shi be demoted and reassigned to the undistinguished mid-Yangzi prefecture of Huangzhou. There he was to hold the titular office ofassistant militia commandant. Moreover, he was forbidden to memorialize or speak out on government affairs. (R. Egan,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1994:52)。

我们注意到 Egan 把“团练副使”译为assistant militia commandant。其中,militia一般指民兵、民团、乡兵之类;commandant是长官。

Egan 译成 assistant militia commandant,属于解释性译法,至少 militia 和 commandant 保留了地方军政语义,也没有把“使”误为外交上的 env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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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A. Fuller 译“团练副使”

Michael A. Fuller 的译文,和assistant militia commandant相似。Fuller 翻译成 assistant in the militia command. (Michael A.Fuller,The Road to East Slope : 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49)

至于艾朗诺(Egan)和Fuller 都用的the titular office,意为“虚衔(官职)”。其中 titular = 有名无实的、仅有虚衔。说是虚衔,因为被贬者没有实权(张隆溪教授也指出,王禹偁这副使之职是 without administrative power)。

艾朗诺所谓memorialize,指上奏、上章、向朝廷呈递奏章(memorial =奏章、奏摺)。所谓 he was forbidden to memorialize…affairs是指“(被贬者)不得上章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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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王禹偁、苏东坡出事后被剥夺了公务职权,完全被排除在宋代士大夫引以为傲的国家政治体制之外。对于有政治抱负(建功立业、尽心为国)的士大夫而言,这样的“政治失语”是致命的打击。  王禹偁原本是左司谏、知制诰,降为商州团练副使后,不得签书公事:全部公务行政权被剥夺;他失去谏官直接上疏的奏事权,只保有通过诗文著述和私人议论表达意见的空间。

这种困境和envoys的处境有云泥之别。帝制时期的envoys 一般是君主(或首长)指派往外国、外地的使者,envoys不可能“不得上章言事”。

Charles O. Hucker(贺凯)编《中国古代官职辞典》(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在这本词书中,“团练使”是 Military Training Commiss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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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O.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团练使”被译为 Military Training Commissioner。其中Military 指“军事”或“军方”;Training (训练) 语义贴近原本的“练”;Commissioner是受委任而掌事者。

西方汉学家翻译唐宋间的各类“使”,有时候会用 commissioner,例如:节度使 military commissioner;观察使 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团练使militia commissioner。用Commissioner是汉学圈的惯常译法。

Military Training Commissioner 是驻守一地,掌地方军政权的官员,不是被派出去传达讯息、传达诏令、执行一次性任务的使者envoys。

因此,张隆溪教授说王禹偁到商州去当envoy, 此envoy恐怕会使读者产生错误的印象。

王禹偁在商州大约三年。淳化四年(993)四月,王禹偁因南郊大礼,随例量移解州团练副使,领全家赴任。解州和商州同属陕西路。到了淳化四年秋,王禹偁获召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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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

古时,单单一个“使”字可作动词用,例如,陈亮(1143–1194,字同甫)撰有《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不见王师久,漫说北群空。

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

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

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

于中应有 一个半个耻臣戎。

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

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卷,第2703 页。)

题目中的“使虏”,就是出使到胡虏盘踞的地域或者番邦(《四库全书本·龙川集》作“送章德茂大卿使北”,《四库全书本·归愚词》作“送章德茂大卿使金”)。

“腥膻”,常用来蔑称外族(关于宋人仇外,“犬羊”搭配“腥臊”,请参看洪涛:古人的仇外、近人的“patriotic”—谈文学史家的“书法”和表彰之词(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二十七)一文。  陈亮此作的背景是宋孝宗派户部尚书章德茂前往金人的地界。词中“汉使”似是“大汉朝之使节”,或是借指“汉人之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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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幸次郎撰;郑清茂译《宋诗概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23年版。

张隆溪教授书中介绍王禹偁一首诗,其中明确提到“商山副使”:

In another poem, Wang Yucheng expressed his resentment of his exile to Shangzhou asa deputy envoy, which was a minor position without administrative power, but this was expressed indirectly in writing about his garden in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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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溪教授说王禹偁被贬为a deputy envoy / the Shangshan deputy envoy (Zhang 2023:193)。 诗中所写“商山副使家”,就是王禹偁本人的家。

黄湄将 a deputy envoy 翻译成“副特使”(張隆溪著、黃湄譯《中國文學史》,東方出版中心2024年版页290)。

看来,envoy 被黄湄理解为“特使”。但是,“特使”是什么?黄湄似乎只是照envoy 的字面义来进行英翻中。

然而,“商州团练副使”的“使”,不是 envoy(特使、外交使者)。Envoy, 《剑桥词典》解释:someone who is sent as a representative from one government or organization to another, 使者; 使节; 代表。例:a United Nations special envoy (联合国的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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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黄州小畜集》

王禹偁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困于商州“闲恨闲愁触处生”的他自然不可能是朝廷的representative (使节/代表)。

王禹偁诗“暗合子美”

王禹偁《春居杂兴》有“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之句,王禹偁儿子王嘉祐提醒王禹偁:杜甫已有诗句“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杜句与王作的两句近似,建议父亲改诗。(以避免抄袭之嫌。)

王禹偁知道儿子的看法,非但不改动诗句,反而很高兴,因为他能独力写出“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似乎有点水平力追诗圣的意思。

王禹偁记下此事:“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间半岁,不复省视。因长男嘉祐读《杜工部集》见语意颇有相类者,谘于予,且意予窃之也。予喜而作诗,聊以自贺。”(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上海书店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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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王黄州小畜集》,上海书店1989年版。

《蔡宽夫诗话》的记载,多了点细节:

元之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日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佑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邪?”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卒不复易。(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二版,页212。按:诗话所引《春日杂兴》,疑应作《春居杂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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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校辑《宋诗话辑佚》,哈佛燕京学社1937年版。

王禹偁因自己的诗作“暗合子美”而“作诗聊以自贺”,写出下面这首:

命屈由来道日新,

诗家权柄敌陶钧。

任无功业调金鼎,

且有篇章到古人。

本与乐天为后进,

【予自谪居时,多取白公诗,时时玩之】

敢期子美是前身?

从今莫厌闲官职,

主管风骚胜要津。

(《小畜集》卷九,《四库丛刊初编》本)

这首诗中,“乐天”就是白居易(字乐天);“子美”,就是杜甫。所谓“乐天为后进”、“子美是前身”意为:我王禹偁本来只是白居易的后学,哪敢奢望自己是杜甫转世化身(哪里敢攀比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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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美玉《论争与推激——学杜的多元面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20年版。

王禹偁贬谪商州期间,时常研读白居易诗,学白乐天诗。王禹偁似乎自觉承继白居易的诗学传统,是白的后学。王禹偁诗里有夹注:“予自谪居时,多取白公诗,时时玩之”,正是说他贬谪闲居,常翻阅玩味白居易的诗作(“白公”=白居易)。  “敢期子美是前身”,“敢期”指岂敢期望、哪能奢望(谦辞);“前身”指前世之身。古典诗人用“前身”喻自己诗风、诗才与前人相近。这里是说如同杜甫的转世之身(谦称自不敢高攀子美)。

两句合起来,意思是:我王禹偁原本只是追随白居易的后生,没想到作品竟暗合杜甫句,但我哪敢自称是杜甫转世?

文学史书之中“飘忽不定”的王禹偁

王禹偁在近八十年的文学史书上,是个“飘忽不定”的人物。

为什么有这个说法?从近八十年的文学史论著可以得到印证——王禹偁这个名字,在较早期的史家笔下“一闪”而过。后来,他被编入各种文学语境之中。  民国时期,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对于宋初的王禹偁,一笔带过:“当代和西昆诗风相反的,如王禹偁、王奇、魏野、寇准、林逋、潘阆诸家,或学乐天,或尊贾岛,但在诗歌上也没有多大的成绩,不能形成一种转变诗坛的力量。其中以在西湖栽花养鹤的林和靖处士最负盛名。”(页697)。《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十章讨论宋词,到第二十一章才讨论宋诗——似乎在刘大杰眼中,宋诗的文学地位不如宋词。

1949年后,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重视“现实主义”,认定杜甫、白居易属于“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而王禹偁是北宋初期学习杜甫、白居易的先驱者,王禹偁有引领诗歌“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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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册,页11。

到了上世纪末,“现实主义”文学观不再居于文学评论界的显赫地位,文学史书也减少以“现实主义”衡量古代作者。

于是,我们看到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从旧籍中找回“白体”来统摄宋初的“重要”诗人。此书的第三卷第一章第二节是为“宋初白体诗人和王禹偁”。

在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中,情况不同。王禹偁三字没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目录——该书中卷第六章第一节是“北宋前期诗文的趋时与复古”。这一节的内容提到王禹偁是先“学白”再“学杜”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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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目录)

王禹偁推崇杜诗,其言见于淳化四年(993)三月《日长简仲咸》诗。此诗之中有“日长何计到黄昏?郡僻官闲昼掩门。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之句(王禹偁《小畜集》卷九)。

当时王禹偁被贬在商州,官闲无事,闭门读杜甫诗集和道书。诗中,王禹偁推崇杜甫之作有开展“诗世界”之功绩。王禹偁推许杜诗开展“诗世界”,但他和杜甫当时应该都不知道什么“主义”。

王禹偁这些诗句,为晚近治杜诗学的研究者所重(赵齐平《宋诗臆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37﹔魏景波《宋代杜诗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一章第一节)。

王禹偁学杜,有形迹可寻?

王禹偁诗句“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有杜甫《秋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那种隔远、孤凄的意味(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新著》页212。)

北宋古文的开山祖:“希韩者”王禹偁

在另一些文学史书中,王禹偁的古文成就(主张复古)比他的诗作更受重视,例如,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讲义本(1939年)就着重介绍王禹偁的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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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中国文学史》

钱基博认为,王禹偁在宋代古文方面是个“开山”人物。钱基博说:“韩门弟子,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皇甫湜、孙樵为其难,李翱为其易。原远而末益分,柳开为其难,穆修为其易,宋祁为其难,欧阳修为其易,而首倡易之一说,以开欧、苏、曾、王之风者,不得不推禹偁为开山。自称希韩,而骈文亦间为之,集中《右卫上将军赠侍中宋公神道碑》,奉敕撰,缠绵五千言,尽是偶对,不害纵放,陵云健笔,往往振绝,顿挫清壮,亦杰制乎!”(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页490)。

钱基博的意思是:在古文写作方面,最早提倡“平易达意”之说,从而开创后来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宋代古文名家)风气的人,不得不推举王禹偁为开山鼻祖。他(王禹偁)自己声称以韩愈为学习榜样,偶尔也创作骈文……

“希韩”之言,源自王禹偁本人。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十收录《送李蕤学士序》一文,其中王禹偁明确表示:“某,希韩者也,愿为序以继其美。”(黄启方《王禹偁研究》,台湾学海1979年版,页58)。

“希韩者”,意思应该是:我(王禹偁)是一个仰慕、效法韩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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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观止》黄兆杰英译本

王禹偁是北宋初的儒者型文人,但他却兼容佛、道,并不排斥佛道典籍,只是人生政治、文学的根本准绳仍是儒家。

王禹偁的《待漏院记》、《黄冈竹楼记》二文获选入《古文观止》(第九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同样将王禹偁放在古文发展的脉络之中。

社科院这本文学史书将王禹偁置于柳开、穆修之下(第二册页642)。王禹偁在诗作上的成就只是“附骥”于其古文成就。编纂者在讨论完王禹偁古文后,仅用了十二行文字交待王禹偁诗的概况。

张隆溪教授也认为王禹偁“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 (中译本页290)。张教授引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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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结论

本文从“团练副使”被译成“deputy envoy”这翻译瑕疵切入,层层剥笋,既考证了宋代官制(“团练副使”作为惩罚性贬官与人身监管的本质),又梳理了王禹偁在当代文学史书写中“飘忽不定”的边缘地位,并以其诗作为例,探讨王禹偁政治失意下的真实心境。

以“副特使”这一译名为引子,绝非仅止于一词一字之汉英对译瑕疵,笔者关注的是文学史书写的脉络、史家的权力运用。本文以三点作结。

第一,名称、归属与王禹偁的处境。  宋代“团练副使”实为带有明确政治惩罚与人身监视性质的贬官闲衔(titular office in local custody)。不论王禹偁的商州之贬,抑或苏轼的黄州之贬,其核心处境皆在于“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代表他们的人身自由受限、上奏权被剥夺,本质上是被体制边缘化的失势士大夫,在某些文学史叙述中又被压缩成微角色。

张隆溪教授以 deputy envoy 译“团练副使”官衔,黄湄中译本又进一步坐实为“副特使”,这样无异于将政治惩罚和体制监管替换为带有外交使命意味的权力姿态。

美国学者艾朗诺(R. Egan)以 assistant militia commandant 译苏轼同一官衔(团练副使),并着重揭示副使的“被羁管”性质——两相对照,deputy envoy 不仅在官制术语上失准,更在政治语境上消解了宋代士大夫贬谪文学中的悲惨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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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英寿编《宋人文集の编纂と伝承》,中国书店2018年版。

第二,翻译偏移所附带的象征意蕴。

王禹偁确实偏爱白居易诗,早有“白体”诗人之名,然而,王禹偁的精神领域不尽限于“白氏闲适(诗)”,他兼有杜、白的讽喻意识。

张教授将诗篇中的“商山副使家”译成the Shangshan deputy envoy’s house,可能令读者误以为王禹偁纵使被贬却没有受到很大的挫折,还当上了envoy(使节)。

实际上,王禹偁自己承认人“一郡官闲唯副使”“闲恨闲愁触处生”,当“团练副使”的时光在他看来是苦恨难挨的。

同样被贬为“团练副使”,苏东坡未被误会“黄州团练副使”是“副特使”。这可能反映苏东坡的文学地位较高,因此,他被贬任“团练副使”令人侧目、讶异,世人较熟悉他的生平事迹,对他“团练副使衔”理解出错的机会自然减少。在王禹偁身上,“团练副使”似乎没有那么碍眼。

王禹偁竟被现代英文叙述和中文译文分别赋予了历史上并不存在的 deputy envoy/“副特使”身份,这恰好呼应他在文学史的位置(positioning) 同样受到文学史家的左右、编派,王禹偁本人“身不由己”。

北宋人王禹偁不知道自己当上了“副特使”,正如他不会知道二十世纪在中国流行过“现实主义”论述,而他也曾被拨归“现实主义”的道路——他这个古人在文学史中“站在哪一队”、处于什么位置,往往是由后来的文学史家重新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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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古开今:王禹偁的文学创作与人文的内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6年版。

第三,文学史书写的权力选择和重构。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将王禹偁一笔带过,游国恩主编本文学史认为王禹偁“接近”现实主义阵营,袁行霈主编本中王禹偁是“白体”诗人;章培恒、骆玉明本中王禹偁被置于“学白・学杜”脉络之中;钱基博则揭示王禹偁古文“慕韩”……。

王禹偁在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中的“位置”和地位飘忽不定,偏偏他又可以被置入各种文学语境中……。本文正是关注文学史叙述给予王禹偁多少篇幅、什么位置(参看H.Lindenberger,The History in Literature:On Value,Genre, Institu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张隆溪教授在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中特设专节讨论王禹偁,本可赋予这位“边缘诗人”应有的历史位置;然而,“deputy envoy/副特使”之类的翻译瑕疵,却又在无意间将一个真实、困顿、耿介的宋初士大夫,塑造为一个脱离宋代政治现实的虚幻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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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Lindenberger, The History in Literature On Value, Genre, Institutions

王禹偁写出诗句“命屈由来道日新,诗家权柄敌陶钧”(出处见上文),意思是:纵使诗人命蹇,但是,在文学艺术世界里诗人所掌握的创作力量和精神主宰权足以与造物主塑造万物的神奇力量相匹敌。

王禹偁当年被贬(被下放到商州改造),在商州山景和杜甫诗篇中寻求慰藉时,大概未曾料到千百年之后的自己在文学史的编纂和翻译中经历另一种“被书写、改造”,也被收编入各种文化脉络之中。

王禹偁所说的“诗家权柄”,目前看来,不敌“史家权柄”。

附记一 苏轼被贬为“团练副使”

北宋初,王禹偁被贬为“团练副使”,过了八十多年,苏轼也被贬为“团练副使”。  关于苏轼成为“黄州团练副使”的背景,请读者参看:洪涛:1079年,一首诗差点就令苏东坡送命?——谈政治化诠释、案件之本末和编年(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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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Fuller, The Road to East Slope 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 (1990)

附记二 古代史实的表述

二十世纪历史认识论方面的重大进步是对历史主体性(subjectivity in history)的重点关注。

张隆溪教授在《文学·历史·思想:中西比较研究》一书中提到: “记忆、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在二十世纪西方有很多理论探讨,其中尤其以海登・怀特的论述最有影响。怀特强调历史家撰写历史和小说家创作小说,使用的是同样的修辞手段,有同样的叙事结构,所以历史家自以为所记述的都是真实可靠的‘事实’,有别于小说家的想像和虚构,那其实只是「历史家的虚构」。……怀特认为,历史和小说实在是大同小异,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对于盲目相信历史都是实录,文学只是虚构那种简单的看法,怀特这个观念当然有批判的作用。”(张隆溪《文学·历史·思想:中西比较研究》,香港三联书店2012年版,页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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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溪《文学·历史·思想:中西比较研究》,香港三联书店2012年版。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 将“团练副使”译成deputy envoy, 可能是太过注重“副使”所致——“团练”二字,被忽略了。

北宋的团练使(无论实职或寄禄官)是地方军事长官,长时间驻于一地,职责不在出使,所以,不宜想象为 envoys(特使/使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