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9日，湖南雪峰山一线，中国军队与日军在芷江外围展开激战，王耀武率部据险迎敌，湘西会战由此打响。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攻防战。日本已经败象尽显，却仍想用一次大规模进攻挽回局面。芷江机场，正是日军眼中的关键目标。只要摧毁机场，压制中国军队的空中力量，便可能迟滞后方调动，甚至影响盟军在中国战区的部署。
日军集结约八万人，从邵阳、新化、东安等方向分路推进，企图以分进合击的方式突破雪峰山，再向芷江压迫。表面上看，日军兵力集中、来势凶猛；但他们忽略了一点，中国军队早已等候多时。
芷江周边并非一片空地。这里分布着中国军队的指挥机构、机场和补给设施，还有美国空军人员参与的航空力量。更重要的是，雪峰山山势险峻，道路狭窄，适合守军层层设防，却不利于大部队快速展开。
王耀武所部担负主要防御任务，汤恩伯部负责策应，另有从印度战场调来的部队作为机动力量。中国军队没有急于在平地决战，而是利用山地和交通条件，边打边退，诱使日军不断深入。
“不要只看眼前得失，等敌人进山。”这是当时防御部署中的核心思路。日军若被拖入纵深，粮弹运输便会越来越困难，前锋与后方也容易失去联系。
4月中旬，日军先后占领新宁、武阳等地，部分守军付出重大牺牲。武阳守军一个连几乎全部战死，显示出战斗的惨烈。不过，这些局部失守并没有动摇中国军队的整体部署，反而使日军更加相信突破已经出现。
4月27日，日军一支部队从三面进攻武冈。守军依托城内外三道阵地顽强抵抗，使日军无法顺利打开通道。与此同时，日军主力继续向雪峰山腹地推进，战线被拉长，部队之间的协同逐渐变得困难。
5月初，日军试图经桃花坪、江口一带突入雪峰山要地。第七十四军、第九十八军等部队展开反击，双方围绕山口、渡口和高地反复争夺。山路泥泞，火炮难以展开，日军熟悉的快速突击在这里失去了效力。
有意思的是，芷江机场并不是凭空建成的。湘西多个县的民工曾参与修筑道路、机场和临时起降场，肩挑背扛，填土平地。日军来袭时，他们又抢修跑道、填补弹坑、运送物资。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后勤工作，让前线部队有了持续作战的底气。
进入5月后，战场形势开始反转。中国军队机动部队陆续投入，从正面抵挡变为多路反击，对深入山区的日军实施截击和包围。日军前锋缺粮少弹，伤员无法及时后送，许多部队彼此失去联络。
日军指挥层也出现分歧。前线希望继续增兵，争夺芷江机场；驻华日军高层却清楚，再投入兵力只会让更多部队陷入雪峰山。5月9日，日军下令中止作战。这个命令到来时，进攻部队已经很难全身撤出。
中国军队没有给对方留下从容退却的机会。5月1日收复武阳，5月6日收复新宁，5月12日收复高沙。被打散的日军不断遭到追击，一些残部躲入山林，仍未能摆脱包围。到5月19日，部分被围日军全部被歼，战场主动权彻底转到中国军队一方。
6月2日，日军此前占领的地区基本收复。湘西会战持续五十五天，中国方面公布的战果为毙伤日军二万八千余人、俘虏二百四十七人，缴获轻重机枪和步枪一千四百余支。标题中所说的“干掉日军3万人”，正是对毙伤和俘虏日军总数的概括。
这场会战的意义，不只在于夺回几座城镇。日本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战略攻势的能力，至此已经接近枯竭。日军原本想摧毁芷江机场，结果却在雪峰山遭到反包围，连撤退都付出了沉重代价。
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8月21日至23日，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抵达芷江，向中国战区代表接洽投降事宜。选择芷江，并非偶然：这里既是湘西会战的胜利地，也是当时保存状况较好的军用机场。
受降过程中，日方试图说明冈村宁次只负责中国战区部队。中方没有接受模糊处理，而是依据战区划分受降范围。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举行，侵华日军代表正式签署投降文件。
从芷江机场的守护，到雪峰山中的反击，再到受降桌前的文件落笔，这条线索并不复杂：日军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没有改变败局，反而加速了其在中国战场的崩溃。湘西的枪声停下后，战争的结局已经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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