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北京工作的陈达邦收到一封家书,信中说,电影里那个宁死不屈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可能就是多年没有消息的妻子李一超。这个消息来得太迟,距离赵一曼牺牲,已经过去了19年。
陈达邦没有立即得到完整答案。对他而言,赵一曼只是报纸和银幕上的名字,而李一超,是1928年在莫斯科与他结为夫妻的爱人。两个名字隔着战争、秘密工作和漫长岁月,竟长期没有被联系在一起。
这段姻缘,起点并不在东北,而在湖南长沙。
1900年,陈达邦出生于长沙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家庭。他与任弼时年纪相近,少年时期便相识,一同求学。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后来嫁给任弼时,因此,他既是赵一曼的丈夫,也是任弼时的大舅子。
1926年前后,任弼时曾写信劝说陈达邦投身革命。陈达邦接受了这条道路,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完成军校学习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同行者中,有一位来自四川宜宾的女青年,名叫李一超。她出身较为优裕,初次远行时很不适应,旅途中身体不适,陈达邦一路照料。到了苏联,语言又成了新的难关,陈达邦便耐心帮助她熟悉课程和生活。
一句“慢慢来,先把俄语弄懂”,后来成了两人共同生活的开端。
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经学校批准,陈达邦与李一超结为夫妻。两人在异国度过了一段平静日子,但李一超怀孕后,强烈思念故乡。经组织同意,她先行回国,陈达邦则继续留在苏联深造。
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分别会成为诀别。
李一超回国后生下儿子,取名宁儿。秘密工作风险极大,她清楚自己随时可能无法照料孩子,于是把年幼的宁儿托付给陈达邦的兄长陈岳云抚养。这不是普通的家庭安排,而是一个革命者在无法预知明天时,为孩子留下的生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一超主动前往东北开展抗日工作,并使用“赵一曼”这一名字。她深入群众,组织抗日力量,曾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对一个女性而言,那里的环境尤其严酷,但她并没有因为身份和处境退缩。
1935年冬,赵一曼在战斗中负伤被捕。敌人施以酷刑,她始终没有泄露组织情况。1936年8月2日,她在珠河县被杀害,年仅31岁。临刑前,她给儿子留下遗书,叮嘱孩子长大后不要忘记母亲。
这时的陈达邦,仍远在欧洲。
莫斯科中山大学解散后,他转入出版印刷工作,曾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负责人。1935年,吴玉章在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陈达邦又被调往法国,主持印刷部门和印刷厂事务。
他掌握的并不只是排字、制版和印刷技术,还熟悉设备管理、纸张处理以及大批量印制流程。抗日战争期间,陈达邦于1942年回国,投奔在重庆经营印刷业的兄长。也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已经长大的儿子宁儿,并得知妻子多年未归。
陈达邦没有把个人悲痛停留在家事层面。他利用在国外学到的技术,改进印刷工艺,提高生产效率。陈氏兄弟经营的印刷厂因此逐渐扩大,在当时的出版印刷界颇有声誉。
1949年以后,新中国需要建立独立的货币印制体系。陈达邦受到董必武、吴玉章等人的推荐,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参与新版人民币的印制工作。纸张、油墨、版式、防伪工艺,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
后来,他还承担赴苏联协助处理印钞事务的工作。从票面图案和字体设计,到印刷设备衔接,再到成品运输,陈达邦都参与其中。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发行,陈达邦在这项工作中的专业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一年,家人经过多方查找,终于确认赵一曼就是李一超。早在1953年,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便开始寻找妹妹下落。她曾向有关部门写信求助,后来又通过昔日战友和东北方面的材料进行辨认。
陈琮英知道哥哥陈达邦的妻子曾去东北,却没有想到赵一曼与李一超竟是同一个人。身份确认后,李坤杰把消息写给陈家。陈达邦这才明白,自己等待多年的妻子,早在1936年便已牺牲。
一个人身兼多重身份:黄埔军校学员、革命工作者、印刷专家、第二套人民币印制工作的参与者;而在家庭关系中,他又是赵一曼的丈夫、任弼时的亲属。那些被战争切断的亲情,直到19年后,才通过一封家书重新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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