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的长征》最后一集里,毛主席坐在树下,昔日牺牲的战友们一个个走来,微笑着向他告别。沉郁有力重的鼓声,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股浓重的悲怆漫上来,裹得我久久缓不过神。
直到看见夏曦出现的时候,我那股悲恸的心境突然就顿住了。
怎么会是他,居然是夏曦!
作为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范的旧友,出现在《恰同学少年》中一点都不违和;但是他出现在何叔衡、瞿秋白、易荡平、黄开湘这些壮烈牺牲的红军之中,似乎又多了那么一点争议。
夏曦在党内的资历极深,但其行事与为人,在历史上一直颇有争议。早在湖南农运期间,他一度和郭亮齐名,跟柳直荀亦是故交。但是,马日事变发生时,他作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居然擅自撤离。
此后夏曦赴莫斯科留学,依附王明阵营,成为著名的 “二十八个半” 之一。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追随王明路线当选中央委员,自此成为王明 “左” 倾教条主义的坚定执行者。
1931 年 3 月,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先后出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革委会主席团主席、红三军政治委员,是苏区党政军的最高负责人。他在苏区强行推行王明 “左” 走冒险主义路线,酿成了极其严重的肃反扩大化灾难。
1931 年 9 月至 1934 年 4 月间,夏曦连续主导了四次大规模肃反运动,段德昌、王炳南、万涛等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军政高级干部,以及大量团营级指挥员先后遇害;仅第一次肃反,被错杀的人员就数以万计。
1933 年二三月间,夏曦两次提出解散党团组织、撤销政治机关,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坚决反对强行推行,还专门制定《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清洗条例》,大搞唯成分论,大肆捕杀政工干部。
最极端的时候,整个红三军里登记在册的党员,竟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人。大批政工干部蒙冤被害,让基层战士普遍觉得政治干部、党团员多半是 “改组派”,对党的信仰严重动摇,部队里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
红军一直都以作战勇猛而著称,经过肃反之后,部队打起仗来变得顾虑重重、畏首畏尾。《贺龙传》写道:“每次接火就破坏到不成建制,甚至跑到宿营地才能将建制归还。”《任弼时年谱》同样记载:干部战士人人自危,恐怖情绪严重。
夏曦的错误给这支队伍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红三军从两万余人锐减至会师前的三千多人,出现了枪多人少的荒诞局面;第四次反 “围剿” 失败后,部队被迫退出湘鄂西苏区,连续两年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依托,骨干指挥员被大量屠戮,指挥体系几近崩塌,部队战斗力一落千丈。
看过《伟大的长征》的观众都知道,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奉命撤离湘赣革命根据地执行西征任务。
在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红六军团连续征战 78 天,纵横湘、赣、黔三省五千多公里,在完成侦察敌情、为中央红军探路的任务同时,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 全军从出发时的 9000 余人,到会师前仅剩 3200 多人,部队疲惫不堪,迫切需要休整恢复。
木黄会师之后,两支部队处于“互补”状态:一一支亟需整补,一支急缺兵员。任弼时于1934年10月25日电告周恩来、王稼祥,提出方案“六军团政治部及保卫局编入二军团,任、肖随二局团,夏、王、李随十七师。”
此时的中革军委还是李德、博古主导。次日,中革军委回电:“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
在遭到严厉批评之后,任弼时始终坚持:中央不了解二、六军团情况,如果按照中央的指示办,部队前途堪忧。10月26日,任弼时起草了《关于红、二军团集中行动的请示》再次向中央称述两军合并利弊。
以李德的死板和教条,自然可能松口。次日,中革军委回电严厉批评:“二、六军团绝对不应合并”。
面对中央的三令五申,任弼时深知“统与分”的争论问题,直接事关到两个军团的生死存亡。他本着向革命负责的态度,同李德、博古的错误指示,据理力争。
作为两军唯一的中央代表,任弼时在党内资历深、威望高,有足够的底气扛住压力,向中央反映的意见也更有分量。
在这样的局面下,朱德复电明确:“二、六军团主力应集中在一起,协同动作,两军暂归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 这场牵动两军命运的 “统分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两支队伍合并一处后,爆发出的战斗力是惊人的。红二、六军团于11月16日,取得十万坪大捷:歼敌两个旅大部,击溃一个旅又一个团,歼敌一千余人,俘参谋长以下二千多人,缴获长短枪二千二百多枝,轻机枪十挺和大量军事物资。
这一战让两军团声威大振,成为红三军(即红二军团)撤离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六军团西征,扭转被动局面的关键转折点。
战斗的胜利,对于士气的鼓舞是巨大的。并肩作战的经历,让两支红军之间互相尊重,紧密团结,无分彼此的融洽气氛的形成,这就加速了两军团的融合,促使两军团在大规模歼敌战斗中形成相互配合、支援、协调的局面。为后续大规模协同作战打下了坚实基础。
军事局面打开之后,纠正夏曦的错误,就成了摆在任弼时面前的重要议题。
黔东会师之后,任弼时曾在电报中,请示撤销掉夏曦的职务,电报中简单地列举他的错误事实,但受限于紧张的战事,没能立刻展开全面纠偏。
战事接连不断,根本腾不出精力对夏曦造成的错误进行系统清算。
直到红二、六军团占领永顺之后,才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对夏曦进行初次批判。
由于战斗频繁,部队流动性很大,以至于他的错误依然没有得到全面的纠正。
部队进入湘鄂川黔苏区之后,红二军团仍有部分干部被关押,放出来的也没有彻底平反,许多基层干部心怀恐惧,惴惴不安。
不少战士不愿意当干部,有的甚至不愿意恢复党籍。
直到1935年1月27日,红二军团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任弼时发表讲话,全面批评了夏曦“左”倾错误带来的恶果。这次会议后,党的威信得到了恢复,部队的发展重点战役到提高战斗力和政治素质上来。
经过贺龙、关向应的谈话说服,机关、党团组织开始慢慢恢复,然而,部队战斗任务紧张来不及纠正和全面肃清夏曦带来的恐怖氛围。于是,任弼时采取“集体嫁接”的紧急措施,快速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他将红六军团政治部、保卫局编入二军团,方明理、袁任远、缪聚群、冼恒汉等六军团政工干部,调入二军团,迅速建立支部。红二军团从会师之处的213名党团员,在三个月内就增加了4倍。党支部已经扩展到每个连队,就连基层伙食单位都有了党团组织。
在夏曦承认错误的前提下,根据党中央指示,依然任命夏曦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省委委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36年2月28日,在贵州毕节七星关涉水渡河时,被激流卷走牺牲,时年35岁。
也许,这就是《伟大的长征》这部电视剧匠心独具之处,既讲述红军长征的不易,也不回避当年的错误。夏曦为红二、六军团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教训,也从反面促成了这支部队后来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在《伟大的长征》最后几集当中,也就是红二、六军团抵达甘孜的第二天,张国焘就迫不及待向任弼时提出,要他离开二、六军团,另派政委,并准备调换二、六军团首长。任弼时说:“你借用中央名义调我们是不对的,你把我们调来干什么?你要吞并我们!”
在任弼时的主导下,贺龙、王震、萧克等人坚决抵制张国焘的拉拢分化,始终保持两军团行动一致。通过有理有节的政治斗争,两军不仅没被分化吞并,反而成功争取到原属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二军编入序列,最终正式组建红二方面军,彻底粉碎了张国焘分化红军、对抗中央的分裂图谋。
整个长征途中,任弼时除了配合贺龙指挥作战、尽可能减少部队损失,还总结出 “打、走、蹲” 的三字策略 —— 即机动作战、灵活转移、开辟新根据地,让红二、六军团始终保持消耗小于补充的良性状态。最终,这支队伍万里长征实力未减,创造了被毛泽东亲口称赞的奇迹。
任弼时与贺龙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全力保障红二、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发展壮大。作为三大主力红军中长征出发最晚的一支部队,他们在兵力基数最少的不利条件下,不仅完整保存了骨干力量,还实现了队伍的发展,最终把队伍平安带到了延安。
1936 年 11 月,毛泽东接见红二方面军部分领导时曾说:“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这份亮眼的成绩,也为后来中共中央将红二、六军团正式扩编为红二方面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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