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顶大檐帽埋在月台的荒草里,帽檐缺了一角,帽顶塌下去,像一只蹲了很久的鸟。我蹲下身看了它半天,不敢碰它——怕一碰,它就会彻底散架。
2017年夏天,我因为工作原因去牡丹江阳明区跑一趟,听说大观岭火车站还在原样瘫着,没人管,也没人拆。趁着一个晴天的下午,我搭了个车,在磨刀石镇下了路,沿着一条窄得只够一辆车过的水泥路往山里开。路面裂着缝,旁边就是铁路桥的桥墩,穿过两排歪歪斜斜的白杨,车停了。
司机指了指山脚那片空场上的矮房子,说就是那儿了。房子灰扑扑的,米色墙皮大片大片剥落,漏出底下发黑的砖,屋顶的铁皮锈成褐色,远远看过去像一个人驼背站在庄稼地边上。房檐下面有一行阴刻的字:“大观岭站”。
没有站牌,没有售票窗口,没有拉杆门,没有站员。我下了车,沿着铁轨朝站台方向走,路基上铺的石子还是老中东铁路那种花岗岩碎石,棱角早就磨圆了,嵌在泥土里。路肩长满了刺菜和狗尾草,我没走两步,裤腿上就沾满了苍耳。
月台还是砖砌的,砖缝里全是被雨水冲刷出来的泥线。我踩上去的时候,脚底下传来一阵不太稳定的松动感。好多年没人踩了,那砖好像已经不习惯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
月台东侧的候车室里,门确实敞着——虚掩,门轴已经锈死在一个打开的度数上,风一吹,门就吱呀吱呀地弹几下,然后又定住。
我站在门口,探进半个身子。候车室不大,靠墙有一排木座椅,漆皮早就被时间啃干净了,只留下一片发灰的木头,上面浮着一层灰,在午后的光线里能看见细小的颗粒在空中翻动。
售票窗口的洞口还在,玻璃碎了,木框上钉着一块白铁皮,没有写任何字。墙角有个倒着的老式铁炉子,炉身瘪了一块,炉门吊着,像张半张的嘴。
屋子外面朝月台方向的墙上挂着一块木牌——这牌子居然还没腐透,上面写着“大观岭站候车室”。字体是仿宋体的,漆已经裂成龟背模样,但笔画还是清楚的。我盯着那牌子看了很久,想从字的缝隙里看出一点年份来。
后来我问了当地的人,才慢慢把这座站的历史拼起来。
大观岭火车站起始的名字叫“山顶站”,当初是随中东铁路一起建的,1901年前后成形。那时候滨绥线刚铺过来,铁路局给它在干线东段配了个五等站的名分。
五等站是最小的站,干部待遇排在最末,但它的位置偏偏不一般——它要伺候这座山。
大观岭是老爷岭的一部分,东西走向,海拔526米。这山的山势有多陡?火车从磨刀石站开出来往东,从山底海拔330米一路往上爬了200多米高,要绕到这座站,得在山坳里盘旋着走。
铁轨绕着山走,弯道一段接一段,迂回曲折。这段路全长约10公里,但直线距离只有1公里。等于说,铁路在山上画了一个巨大的圈,而大观岭站是那个圈上唯一的落脚点。
老辈子人说,这站从建站起就不算个热闹地方。站房建在铁道东侧,隔着铁轨,西面那几栋房子是同时期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站长宿舍、工区房、值班房。
再往外走,就是大片的坡地和林子。大观岭上人口最多的时候,也就是那几栋房子里加周边几户人家,拢共28户。到现在,只剩3户。
我那天沿着铁轨往北走了一段,路西侧有三座老房子,都已经不像样子了。最北面那座小屋,墙裂了一掌宽的缝,门口钉着一块“危房请勿靠近”的木牌,字是后写的,蓝漆,很新。
木牌上挂了一把民用挂锁,锁眼已经锈死。门边的窗户用一块纤维板钉死了,板子被风抬起来一角,我看见里面黑洞洞的。
另外两座大一点的房子被农户占着,院子用铁丝网围了起来,一条黄狗拴在屋檐下,听见我的脚步声,跳起来,喉咙里滚出一串低沉的吠声。
房子里没有人的动静,窗户上挂着积灰的塑料布。院子角落有一座新搭的温室大棚,塑料膜闪着刺眼的白光。狗继续叫,牛棚里一头牛把自己拴脖的绳扯得咯吱响。
我退回路基上,重新朝站房的方向走。走到候车室西侧小门时,忽然看见门框上方钉着一块褪色的铁皮标牌,上面印着“冀东区工作委员会旧址”一行字——这块牌子比站名木牌新,但也已经生了锈,四角的钉子松了两颗,牌子歪斜着,像随时要掉下来。
后来我在牡丹江市的档案里查到了相关线索。抗日战争时期,这片居民住宅区被当地干部职工临时借用过,作为地下交通站和秘密联络点之一。
铁路职工宿舍成了地下工作人员的落脚处,经常有人在深夜借着小站的火光上下车,摸黑进出林子。那段历史没有留下名单,只留下一块牌子,和几间快要塌掉的房子。
大观岭站从修建到停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1990年代中期,站里还维持运转,但已经没有什么客车停靠,货车会在这里临时待避,或者给补机加水。
那时候站上四个人,站长、值班员、助理值班员、扳道员。到了2000年代,铁路提速,列车不再需要在这里待避,站务员全部撤走。
2015年,候车室被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从这个时间开始,它就彻底不再作为车站存在,变成了一个“文物”。
但我去的那天,候车室里没有任何文保牌子。窗户破了没有人封,门就这样敞着,风自由出入,夏天积了一地灰,冬天落雪会从屋顶的缝隙里渗进来。有人在屋顶的夹层里做过窝,地上散落着羽毛和干草。
我在月台边上坐下来,看着铁轨上锈迹斑斑的钢轨,钢轨被阳光晒得温热,手摸上去有一层细腻的锈粉。两股轨一直往南北两个方向延伸出去,穿过树丛,拐进山坳,看不见头。
铁轨中间的道床里长出了苜蓿,还有一丛小榆树,树根把石砟拱起来,像是要从钢轨下面把这条线推回荒地里去。
月台两端各立着一块站牌,水泥底座,白底黑字,字是烤瓷的,刮不坏、锈不掉。南边那块写着“大观岭”,下面一行小字,距离上一站“山底站”6.3公里。北边那块,距离下一站“山洞站”6.8公里。
我走到北边那块站牌前,伸手摸了摸字面,指肚感受到了凸起的冰凉釉面。那个字是“岭”字,半截的撇被磨花了,但总体还能看清。
站牌根部的混凝土底座上有人用石子刻过一行字,时间太久,笔画已经辨认不清。留下来的只有深浅不一的划痕。
从站牌往回走,我看见候车室屋顶上的“大观岭”三个铜字,阳光打在上面,发出一层暗金色的光。铜字保存得意外地完好,大概是离地面太远,手够不着,所以没被摘走卖掉——附近不少人告诉我,沿线其他站的老铜字都被偷光了,卖铜卖了几百块钱,只有大观岭的,因为太高,一直留在原地。
铜字下沿有一个燕子窝的位置,泥壳干裂,燕窝已经空了多年。
我绕着候车室走了好几圈,从窗户探进去,看到室内靠北角落的地上躺着一张折成两叠的公文纸,纸已经泡过水,干后皱成一团。
我捡起来展开,纸上的字是打印体,内容是当年车站撤并的通知,落款处红色印章已经洇成一团模糊的玫红色。
通知的日期印着1997年某月某日。这大抵是这座小站作为运转站点的最后一纸命令。
我从候车室出来,重新走到月台边。那顶大檐帽还在原地。我蹲下去,这回终于伸手碰了碰帽檐,飞出一层绒灰。帽子下面积了一窝干苔,帽沿上有一针没一针的缝线,线头打了结,断口发黑。
我认识这种帽子——曾经的铁路制服,冬天的裁绒帽。帽顶侧面应该有一条黑色的布带,对应衔级。这条布带已经烂成了碎片,只剩一条缝线还残留着,像一道褐色的疤。
有人说,这顶帽子是铁路职工撤走时丢下的。也有人说,可能是最后一位扳道员离职那天,把帽子挂在这个位置,后来忘了拿走。
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周围那几户居民那时候都已经搬得差不多了,没人见到帽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它就这样在月台的荒草里躺了不知道多少个春天。
那天下午,我在大观岭站待了将近三个小时。中间有个穿蓝布衣服的老婆婆从西侧坡上的一间砖房里出来,隔着一片苞米地朝我喊话。她说的是本地口音,我听了个大概,意思是问我是不是来量地的。
我说不是,我来看看车站。她“哦”了一声,站在苞米地边看了我好一阵,又转身回去了。我后来沿着田间小路走过去问她:您在这儿住了多久?
她站在院子门口,左手里攥着一把豆角,说住了四十二年了,嫁过来的时候,车站还开车。
我问,那时候热闹吗?
她说,不热闹,一天就两趟慢车,早上过一趟,下晚过一趟。车厢短,人都坐着靠着窗子看山,有人到这儿下,去磨刀石赶圩,卖山货。
然后她往候车室方向努了努嘴:里头原来有个烧水的小间,冬天旅客来候车,站长给烧一壶水,谁想喝谁自己倒。停了好多年了。
她说完这句,低头摘豆角,把豆角弯头那一截掐下来,丢进脚边的铝盆里,没有再抬头。
我谢了她,往回走。走到候车室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那老婆婆还站在原地。见她望着我,我便问了一句:大爷是老铁路职工吗?
她摆摆手,说,老头子是工区的,修路钉道钉的。不是站上的。然后顿了顿,补了一句:死了,12年了。
我没再问下去。
走的时候阳光已经偏西,山影慢慢从西侧吞过来,铁轨上的锈色开始变深。我站在站台东端,看见一列货车从南面山洞方向缓缓露出车头,灯光刺目,车速不快,像一头在峡谷里摸索前进的巨兽。
货车的鸣笛从山壁弹回来,荡了好几道回声,震得屋檐下的燕窝灰簌簌落下来。
那列货车没有停,也从没有减速,它只是路过——像大观岭站这些年里路过的所有车一样,经过,然后离开。
我在月台边捡了一小块瓷片,白底蓝边,应该是老站台检票口某个搪瓷标牌的残片。我把它揣进口袋,往公路方向走去。走了十来步,身后传来一声轻响。
我回头,看见风把那扇敞着的候车室的门带了一下,门板撞上门框,又弹开。门框上方那块歪斜的铁皮旧址牌晃了两下,最终没掉下来。
那顶大檐帽还在荒草里,夕阳把它染成半橙半灰的颜色。
大观岭站离有人住的地方并不远——离村子也就一公里多的山路。但每隔一段时间,站场就会彻底被灌木合拢一次。去年来看的人把月台边清过一回,今年草又长齐了。
我走出半里地,再回头,那座米墙红顶的俄式小站已经只剩一截红色屋脊,浮在绿树之上。
傍晚的光线里,屋顶上那三个铜字还在亮着。
我不确定以后还有没有人会来看它。但它就在那条铁轨旁边,钢轨还在,枕木还没朽透,那顶帽子还在荒草里慢慢分解,变成土的一部分。
而站牌上那两个数字——6.3公里、6.8公里——还在用铁和瓷的字体,记着这座小站与世界的全部距离。
那个下午,我走到山脚下公路边的时候,手机有了信号。我在路边站了很久,风从山口灌进来,带着泥土和牛粪的味道。远处传来一声悠长的汽笛,穿透了整座山。
我至今不知道那顶大檐帽属于谁。也许它谁都不属于了。它只是在一个废弃的车站上,替所有人站了最后一班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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