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曰:
丰安祖茔窆旧坟,熙宁八载暮云平。
相州世胄承簪绂,魏公遗胤映门旌。
三朝顾命定策勋,两朝调护社稷成。
明刻虽存颜柳骨,原石一出土中明。
【墓志基本信息】
· 墓志名称:全称“宋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顺守正协恭赞治纯诚亮节佐运翊戴功臣、永兴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行京兆尹、判相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上柱国、魏国公、食邑一万六千八百户、食实封六千五百户、赠尚书令、谥忠献、配享英宗庙廷韩公墓志铭并序”(简称《韩琦墓志》)。
· 墓主身份: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人。北宋名臣,历相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封魏国公,谥忠献,配享英宗庙庭。
· 制作年代:北宋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二日葬。明人重刻竖碑,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
· 出土情况:北宋原刻2009年河南安阳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发掘出土。
· 原石情况:明重刻竖碑,存安阳城东南韩魏公祠。2009年出土方形原志,边长1.55米,厚0.26米,重约3吨,藏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形制规格:竖碑形,47行,满行140字。2009年出土原志为方形,81行,满行82字。
· 撰文与书丹者:陈荐撰;宋敏求书;文彦博篆盖。
· 拓本流传: 明重刻竖碑 :辽宁省博物馆藏民国拓本,总61467/拓5783,245x94厘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姚景庭藏拓本(章专1237),245x90厘米。
· 主要著录:《全宋文》第48册1052卷;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 作 “明人重刻,置于庙”;刘兴亮《传世韩琦墓志拓本定年考》(《北方文物》2017年第4期);《邺下冢墓遗文》卷下;民国《安阳县志·金石录》卷六。《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9册。《安阳韩琦家族墓地》。
· 书法特征:正书,用笔沉厚,结体端方,章法疏朗,风格端整。
【墓主家世与生平】
韩琦,五世祖义宾仕唐为成德军节度判官,高祖昌辞为彭城令,曾祖为广晋府永济令,祖构仕本朝为太子中允,父国华终右谏议大夫,皆葬安阳,琦遂为安阳人。
天圣五年进士甲科,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景祐五年拜右司谏,前后七十余疏,天子以为忠。宝元二年知制诰,益利路饥,活两路饥人一百九十余万。赵元昊叛,任陕西安抚使,与范仲淹同主庆历新政。嘉祐三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力请立英宗为皇子。八年受仁宗遗制,奉英宗即位。治平三年奉英宗手诏立神宗为皇太子,明年首被顾命。熙宁六年复判相州。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薨于正寝,年六十八, 《宋史》有传。
【录文】
(录文两个版本约12000多字,见文后附件)
【音义举要】
· 辍朝:停止朝会。
· 顾命:帝王临终托孤。
· 定策:拥立帝王。
· 玉册官:掌镌刻之官。
· 陈荐(1016—1084),字彦升,邢州沙河人。庆历二年进士。历官龙图阁直学士、朝散大夫、尚书右司郎中,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此志撰文者,自署“荐公之故吏也”,与韩琦有僚属之谊。事迹见《宋史》卷三二二本传。
· 宋敏求(1019—1079),字次道,赵州平棘人。北宋史学家、藏书家。宝元二年赐进士出身,官至史馆修撰、判秘阁,龙图阁直学士。曾参修《新唐书》,著有《唐大诏令集》《春明退朝录》等。此志书丹者。事迹见《宋史》卷二九一本传。
· 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汾州介休人。天圣五年进士。历相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封潞国公。此志篆盖者,与韩琦同为北宋中期重臣。事迹见《宋史》卷三一三本传。
【史料价值】
北宋名臣韩琦生平的第一手记录。 韩琦历相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此志载其自天圣五年进士及第至魏国公的一生,详记其在西夏之役、庆历新政、立英宗、调护两宫、濮议、青苗法争议等重大事件中的作为。志文长达六千余字,是韩琦生平最详尽的记录,可补《宋史·韩琦传》之阙。
2009年出土原志与明重刻竖碑本之文本比较,可综合为以下判断。 两本文字大体相同,异文集中于少数关键字句。其一,镌刻者:出土原志题“中书省玉册官郭翼、蹇亿摹镌”,明重刻竖碑本无此题名,或别本题“石匠王举正”——据宋代制度,韩琦以宰相之资,当由玉册官镌刻,出土本为正。其二,文字:出土原志“义宾”与明重刻竖碑本同;“吴祖”两本同误,据《长编》引疏当作“吾祖”;“公戍近羌诸郡”两本皆衍“公”字。其三,刘兴亮《传世韩琦墓志拓本定年考》所举明重刻竖碑本“入都内知”“杂集奏议”“藩美”诸误, 本文所举志文 与出土原志对校,多数未能印证——此或刘氏所见为另一明刻别本,或传世诸本在流传装裱中各有增改。明重刻竖碑本非止一本,各本之间亦有差异,未可一概而论。 本文所举志文 与出土原志最为接近,惟镌刻者题名与字体笔力两处,足证其为明人重刻而非宋拓。此一现象提示:传世韩琦墓志明重刻竖碑本之版本系统,尚须进一步梳理,不可仅凭一本文献记载即定诸本之是非。
宋代丧葬制度与玉册官镌刻制度的实录。 志载韩琦死后“天子御制碑文”“发两河卒为治冢”“配享英宗庙庭”等哀荣,是宋代大臣丧葬规格的珍贵记录。出土原志镌刻者题“中书省玉册官郭翼、蹇亿摹镌”,据宋代制度,韩琦以宰相之资,当由玉册官镌刻。此为正史失载的宋代玉册官制度之个案。
韩琦著作目录的完整记录。 志末载其著作有《安阳集》类五十卷、《二府忠议》五卷、《谏垣存稿》三卷、《陕西奏议》五十卷、《河北奏议》三十卷、《杂奏议》三十卷、《千虑集》三卷、《古今参用家祭仪》一卷、《安阳旧文》十卷,手编家集六十卷。此為韩琦著作之完整目录,可补宋代文献之阙。
【文词探微】
此志文辞雅赡,以散体叙事为主,铭辞四言,写一位北宋名臣的一生。其文辞之妙,不在辞藻之华美,而在以史传笔法写碑志,于平实中见波澜,于简质中见深情;而韩琦之人格与思想,亦于文辞间自然流出。
以史传笔法写碑志,于叙事中见人物。 开篇不先铺陈功业,而先叙世系,自“韩本出姬姓”至“公遂为安阳人”,以极简笔墨交代家世渊源。此后以时间为经,以事功为纬,自天圣五年登进士第,历官至魏国公,一生大事,历历可数。写其任右司谏时“前后七十余疏,天子以为忠”,写其益利赈饥“活两路饥人一百九十余万”,写其陕西御夏“筑青涧城,募民为兵”,写其好水川之战后“力为辩其冤”,写其嘉祐立嗣“怀《孔光传》以上陈于宸前”,写其濮议“此中书事,皆尝所共议,何得独指欧阳公乎”,写其青苗法争议“愚民请之则甚易,纳之则甚难”。一生大事,历历可数,而刚直敢言、勇于任事之人格,已于叙事中自见。
以对比手法见人物之深,于细节中见精神。 志文善用对比:写其“自奉菲薄”而“轻财好施”,一菲薄一好施,见其精神之所寄不在声色货利;写其“明诚内融,德量宏博”而“隐察其私,则短长轻重如寸量铢校”,一宽一明,见其宽而不失制、明而不流苛;写其“临大事,审义之得,忘身忘家”而“及其成就大功,则又退然不自为有”,一勇一退,见其勇而不居功、退而不忘义。而细节之妙,尤见于“士之以穷窭归者无虚日,及其去,无不各充其欲”“嫁中外孤女十余人,教育诸侄同于己子,所得恩例尝先及旁支”“逮其终,子犹有未官者,家亦无留资”数语——凡此皆非泛泛之辞,而为一事一物之实录,于细微处见精神。
“明诚内融”四字,为全志人格之核心。 志文写韩琦人格,以“明诚内融”为纲:“公明诚内融,德量宏博,物之至小大无所不容。然隐察其私,则短长轻重如寸量铢校,皆不失其本真,犹黑白之不可乱也。临大事,审义之得,忘身忘家,诚意坚定如山岳之不可移……及其成就大功,则又退然不自为有。降接布衣小官,忘去贵重,温颜款语以尽其情……待君子小人一以诚,或不以诚应,亦不之责也。引拔天下贤俊,不问识与不识,多至显仕,而未尝语于人。”此数语,将“宽”与“明”、“勇”与“退”、“诚”与“不责”之辩证关系,写得极透。其“容”也,非无原则之乡愿,乃“寸量铢校”之后仍能“容”之;其“明”也,非苛察之精明,乃“黑白不可乱”之洞见。有“诚”以为体,故刚直、宽厚、明察、容物、勇任、退让、忠信,皆从此“诚”中流出。
“孤直自信”一语,为全志思想之定评。 志载其训子孙曰:“穷达固有命。吾入朝殆将四纪,孤直自信,未尝枉道求合于权要以沽进,而独人主知之。出入将相二十余年,遂至三公,其所恃者忠信与天道而已矣。”此数语,是韩琦一生立身之自述。“孤直自信”——不依附、不阿党;“未尝枉道求合于权要以沽进”——不以不正当手段求进身;“所恃者忠信与天道”——其立身之本,不在权术,不在人脉,而在“忠信”与“天道”。由此立身准则,发为政治伦理,则为“以道事君”——其为谏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非仅言官之职责,实为“以道事君”之实践;立英宗一节,以“宗庙之意”“万国之望”为言,非以个人好恶、派系利益为断。发为淑世情怀,则为“先忧后乐”——在益利路“活两路饥人一百九十余万”,在定州“豫储菽粟,设区处以待流徙之民”,在并州“为近郊买地,四隅立表,贫无地者得葬于其中”,在相州“殚精毕虑,讲众术以赈恤之”。凡此,皆非政绩之罗列,而为一“忧民”之心贯穿始终。
写卒葬,以天象之异写名臣之亡,是史传笔法。 “将毙之前夕,大星殒于昼锦堂之后,枥马皆惊,楼上掌漏者见之,疑以为火也”——以天象之异写名臣之亡,不着一字哀挽,而悲怆自见。“上闻震悼甚,罢三日视朝”数句,写朝廷哀荣之盛。“御制碑文题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一句,以八字定其一生功业,是全文最重之笔。
铭辞四言,以古雅之体收束全篇。 铭辞以“惟天佑圣贤,出辅时丕丕”起,以“大行之东,漳水之侧,万古是瞻,魏公贞宅”收。“君臣一德,上尧下夔”写君臣相得;“内如之何?百度清夷;外如之何?万里天威”写其内外之功;“开赞仁宗,选贤主器”写其定策之功;“防满避位,高风凛然”写其退隐之节;“名俱天壤,迹留金石”写其不朽。全铭以“魏公贞宅”四字收束,归于葬地,气象苍茫。
【书艺探微】
《韩琦墓志》有出土原刻与明重刻竖碑本两种形态,书艺评价须分别观之。
出土原刻:宋敏求正书,颜柳之间。 出土原志“字体饱满圆润,笔力雄厚,有明显颜体书法特征”。宋敏求书法,在北宋书法谱系中,上承颜真卿之宽博、柳公权之骨力,而下启北宋“尚意”书风之先声。其“工整庄严”之楷书,正是北宋“馆阁体”之典型——非以个性张扬为尚,而以法度庄严为归。原志81行、满行82字,字径较大,通篇端饬而不板滞,可见原刻之精整。
明重刻竖碑本:略显瘦长,笔力稍逊。 明重刻竖碑本“所书则略显瘦长,字体工整如一”,“疏密不一,行列不甚分明,整体来看,两边字距宽松,而中间紧凑,有明显强撑满格之感。另外,单字重心不顾左右,明显偏右,导致整体稍显凌乱”。此正为明人重刻之迹——明人摹写宋人楷书,得其形似而失其笔力。然此“凌乱”本身,亦为书法史之珍贵材料——它让我们看见明人如何理解宋人楷书:明人所理解之“宋楷”,已非宋人原貌,而为明人心中之“宋楷”。
论其价值。 出土原刻的价值,在于保存宋敏求书丹之原貌,为研究北宋楷书“颜柳合流”之实物证据;明重刻竖碑本的价值,不在其书法本身,而在其作为“明人重刻宋碑”的样本——2009年原志出土后,这通明重刻竖碑本成了“重刻本”与“原刻”唯一的对照物,让“明人如何重刻宋碑”第一次有了实物可验。
【摹习津逮】
临习此志,当以出土原刻为据。用笔上,以中锋为主,注意颜柳之间工整庄严的端饬笔意,起收含蓄,行笔沉稳,体会“饱满圆润,笔力雄厚”的书写特征。结体上,匀整端方,字字安稳而不失疏朗,宜在端饬中见庄严,避免浮滑与板滞。取法上,可将出土原刻与明重刻竖碑本对照,观察宋人原刻与明人重刻的异同;更可上观颜真卿、柳公权,下观宋敏求,把握北宋楷书演进的完整脉络。明重刻竖碑本可作参照,然须知其非宋人原刻,临习时当以出土原志为准。
【综述总结】
《韩琦墓志》之价值,可括为“相州世胄铭丰安,明刻竖碑见颜骨”。
出土原志为北宋名臣韩琦生平之第一手记录。韩琦历相三朝,志载其自进士及第至魏国公的一生,详记其在西夏之役、庆历新政、立英宗、调护两宫、濮议、青苗法争议等重大事件中的作为,可补《宋史·韩琦传》之阙。而志文所塑韩琦人格,以“诚”为体,以“忠信”为用,以“天道”为依归,其“孤直自信,未尝枉道求合于权要以沽进”之立身准则,其“自奉菲薄”而“轻财好施”之淑世情怀,其“宽而有制,明而不苛”之治理智慧,皆非一人之性格,实为北宋士大夫群体精神之缩影。
明重刻竖碑本为明人重刻之实物证据。刘兴亮通过比对2009年出土原志,证明明重刻竖碑本为明人翻刻,非原石宋拓。两者容量几乎相等,同一篇文章被刻成两种版式——墓中方形标准墓志,祠中竖碑重刻,此“同文异版”恰为“重刻”之内部证据。
千载之下,一碑犹存,读之犹令人想见一位北宋名臣“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的功业,与一方明人重刻、颜骨犹存而笔力稍逊的真实面貌。
文物不只是“物”,它是先人精神世界的物质留存,是文明基因的无声载体。从“看”到“读”,从“展示”到“讲述”,从“文物”到“文明”,此志所昭示的,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深沉力量。
附件 《韩琦墓志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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