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21年9月30日19时许，周某酒后至某银行24小时自助银行取款。其先后在3台ATM机上多次操作，均因操作不当或密码错误未能取款，最终借记卡被中间隔间的ATM机吞入。周某遂取出打火机，点燃吞卡后自动打印的凭条及包裹借记卡的餐巾纸，扔至键盘挡板上燃烧，后多次捡拾垃圾桶内纸屑及快递信封助燃，致该台ATM机部分损毁。其间，周某按通应急对讲机与工作人员通话并咒骂。相邻隔间取款人闻到烟味后报警，消防人员到达时火已自行熄灭。经鉴定，ATM机物损价值人民币7524元。案发后，周某之子代为赔偿银行经济损失2万余元。

【分歧】

对周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周某构成寻衅滋事罪。周某酒后为发泄情绪，在公共场所点火损毁银行ATM机，行为具有任意性；现场产生烟雾导致他人报警，警察到场后拉起警戒线，银行因此整体停业超过3小时，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

第二种意见认为，周某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周某因取款失败、银行卡被吞而迁怒于特定ATM机，事出有因、对象特定，不具有任意性；点火行为发生在相对封闭的隔间内，火势较小且多次熄灭，未实质影响他人正常办理业务，未破坏社会公共秩序。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任意性是毁财型寻衅滋事罪区别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核心要件，所指向的应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与合理理由，随心所欲地损毁财物。司法实践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区分事出有因与借故生非。其中，事出有因中的“因”应是具体的、现实的纠纷或障碍，行为人因事而怒、因怒而毁；借故生非中的“故”则是琐碎由头，行为人借事挑衅、借故生事。

本案中，周某的行为属于事出有因。第一，起因具体明确。周某去自助银行，本就是为了取款，但因酒后认知和控制能力下降，接连在3台ATM机上操作均未成功，最终借记卡被机器吞没。取款不成、卡又被吞，且当晚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解决，这对急于取钱的周某而言，已直接妨碍其取款目的的实现。第二，行为对象与起因直接对应。周某点火损毁的，正是吞没其借记卡的特定ATM机，即令其遭受挫败的具体对象。第三，缺乏挑衅社会秩序的主观意图。周某虽有拍打机器、辱骂工作人员等过激言行，但均因取不到钱而引起，其心态是发泄对具体事件的不满，而非向社会显示可以恣意妄为。第四，行为强度与起因大体相当。周某因操作障碍多次失败，最终连借记卡都被吞没，由此产生愤怒情绪并针对该机器发泄，反应虽过激，但并非完全超出一般人的认知范围。

寻衅滋事罪的成立还以破坏社会秩序为必要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明确要求“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才能构成本罪。这意味着，即使行为人实施了任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如果未同时破坏社会秩序，仍不构成本罪。

本案中，周某的行为并未破坏社会秩序。第一，行为空间相对封闭，未对公共场所正常活动秩序造成实际干扰。周某点火的地点是自助银行内的独立隔间，与其他隔间有一定物理隔离。其点火造成的火势较小，且多次自行熄灭，影响主要限于该隔间内部。烟雾虽飘散至相邻隔间，但持续时间较短。监控显示，事件过程中相邻隔间不断有人进出，正常办理存取款业务，烟雾飘散后仍有取款人进入右侧隔间取款。可见，周某的行为并未实质性干扰或中断该自助银行的正常营业秩序。第二，未对其他在场人的法益形成具体、现实的威胁。相邻隔间取款人大多未察觉异常，照常办理业务。个别察觉烟雾者亦未表现出恐慌或混乱，未对自身财产安全产生具体且现实的忧虑。质言之，周某的行为虽对特定ATM机造成财产损害，但影响始终限于该特定财物，并未波及不特定在场人的法益，故不能认定已达到破坏与财产有关的社会生活安宁与平稳的程度。第三，警察到场系履行法定职责的临时措施，不能等同于行为直接造成的秩序破坏。警察拉警戒线、消防人员到场检查，是公安机关、消防部门针对该起具体毁财刑事案件采取的应急响应和调查取证行为。将这种程序性、临时性的现场管控措施直接等同于行为人造成的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犯罪结果，难以成立。否则，任何发生在公共场所的故意毁坏财物罪，都可能因必然伴随出警处置而被评价为同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不符合立法本意。

综上，周某主观上不具有任意性，客观上没有明显扰乱和破坏社会公共秩序，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