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柯达（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北大法律信息网签约作者）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政治与法律》2026年第9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录）。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
内容提要：“占有即所有”法则能否适用于以银行存款为代表的非现金货币，应在账户视角下判断。非现金货币作为账户货币，兼具财产持有、身份分类、数据处理功能，其财产权客体是账户内货币价值的不完全控制权限，该权限受制于开户机构对账户的记录或管控行为。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是可特定化的复合型债权，其在受款人账户余额发生不可撤销的记录时，产生权利变动的公示效力。在账户视角下，“占有即所有”法则的权利推定有其合理性，但为了兼顾当事人真实意思与社会公共利益，应当对该法则进行以下调整：首先，确立“账户户主识别为主、特殊利益保护为例外”的权属认定规则，以维护账户实名制与清算结算秩序；其次，以符合要求的账户控制权限作为特定化的认定标准，其中支付备付金和数字人民币分别具有法律和技术拟制后的有限特定化效果；最后，根据开户机构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程度，将权利人向开户机构主张损害赔偿作为财产权保护的补充方式，从而取代拟制信托、价值返还请求权等现行法之外的新权利路径。
关键词：非现金货币；货币财产权；账户；占有即所有；错误转账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困境 二、非现金货币作为“账户货币”的财产权证成 三、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内容解构及其纠纷应对效果 四、复合型债权定性下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保护路径 五、结语
一
问题的提出：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困境
非现金货币是实体法定货币（现金）之外，仍以法定货币单位计价，且依托数字技术创造、以记账方式流通的货币形态。我国广受认可的非现金货币主要为拥有结算功能的银行活期存款（以下简称银行存款）、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以下简称支付备付金）、数字人民币三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绝大多数货币的流通不再表现为现金的实物交付，而是依赖于商业银行对银行存款进行的无纸化簿记。在此背景下，因错误转账、盗取、侵占等事由引发的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纠纷渐增。银行存款的原权利人可对该笔存款主张物权还是债权请求权，成为实践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而支付备付金、数字人民币等新型货币形态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该问题的复杂程度。我国法律未专门针对货币设立财产权保护规则。在理论上，学界长期坚守“特殊动产”的权利客体定性与“占有即所有”的权利流转法则。该法则虽未得到现行法确认，但已获司法裁判的广泛认可。各地法院大多据此认定原权利人只能向受款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只有在少数案件中，法院才认可专户等特殊情形下原权利人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争议，学界开始对货币“占有即所有”法则提出质疑甚至予以根本否定，相关观点大致分为两种路径：其一，区分现金与银行存款，前者可直接遵照一般动产的物权规则处理，后者因涉及破产或执行程序的第三人，应先由原权利人主张债权性救济，再根据账户外观、是否特定化等情形判断案涉存款是否归原权利人所有，总之无需援引“占有即所有”法则；其二，不区分现金与银行存款，而是根据货币原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混同与否，支持原权利人主张物权请求权，或近似于物权的价值返还请求权、基于拟制信托的受益权以及代偿取回权，该路径亦排除“占有即所有”法则的介入。但是，学界对“占有即所有”法则的批判以及新学理的引入，未使相关司法实践发生根本转变，而该法则早已暴露出的不足仍未得到改进。
一方面，近年来除极个别裁判明确否认错误转账适用“占有即所有”法则之外，许多法院在破产或执行程序案件中，仍先将涉案银行存款置于“占有即所有”法则下分析，并结合现行司法解释确立的账户外观规则，将银行账户户主作为存款的所有权人，之后再审查是否存在其他账户实际控制人、资金来源是否特殊等问题。其原因在于，“占有即所有”法则的应用具有较强的历史路径依赖，而价值返还请求权等新学理未得到现行法的确认，裁判者直接援引新学理仍较为谨慎。但是，“占有即所有”法则过度保护受款人的问题依然存在。此外，该法则能否适用于支付备付金、数字人民币等新型非现金货币，尚存疑问。另一方面，围绕“占有即所有”法则的学理之争，忽视了在非现金货币流通中应重点关注的账户开立机构（以下简称开户机构）的义务。开户机构具备对收付款过程施加管控的技术条件，进而能够影响各方对非现金货币的支配能力。据此，开户机构在处理非现金货币支付交易时应如何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在处理非基于自身意志致使资金减损的非授权支付纠纷，以及无法自由处分资金的账户限制纠纷中尤为重要。例如，由于盗刷银行卡的行为人在事后往往无力全额返还，持卡人即货币原权利人一般会向银行主张损失；而银行的清偿能力较强，因此实践中的争议焦点更侧重于银行是否已经充分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进而确定原权利人得以主张的赔偿金额，而非判断银行存款的物债属性。
面对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保护困境，有必要引入新视角，对能否继续援引“占有即所有”法则予以回应。这一新视角不仅应解决执行异议等个案纠纷，而且应前瞻性地适用于新出现的货币形态及相应的纠纷类型。根据经济学中的货币名目论观点，货币的本质为价值符号或债务凭证。这意味着，权利人需要通过账簿记录实现货币财产权的确认与流转。在数字时代，账户（account）与货币价值的关联愈发紧密，这使得非现金货币难以直接受动产物权规则的调整，其财产权分析框架应以账户为出发点，以解决前述困境。基于账户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明确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客体与载体的关系，而且有助于彰显开户机构在财产权纠纷中的作用，更有助于理顺现金与非现金货币、不同非现金货币类型的财产权保护路径差异。
据此，下文先分析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客体，之后讨论该财产权的具体权利内容，最后论证非现金货币财产权作为可特定化债权的财产权保护路径。为避免先入为主的财产权定性争议，下文统称为货币的“持有”而非“占有”或“所有”，并在部分论述中使用“资金”概念以表示抽象的货币价值。
二
非现金货币作为“账户货币”的财产权证成
账户可以为重新审视非现金货币财产权提供新的视角，但其作为一种源于会计领域的技术化产物，在法律中的定位尚待厘清。因此，有必要在探明账户技术逻辑的前提下，分析非现金货币作为账户货币（money of account）的经济功能与财产权保护方式，进而识别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客体。
（一）账户、货币账户与账户货币的技术逻辑
账户是会计学中的专门术语，指用于连续、分类地记录各种资金活动，反映各个会计要素（例如资产、负债或利润）增减变化的工具。在分类设置账户的基础上，会计工作者运用复式记账法，对各种资金活动开展会计确认、计量以及记录（bookkeeping）工作，最终形成会计报表，以满足企业进行经营决策，或政府、公众监督企业的需要。在法律条文和会计准则中，账户常被等同于记载具体经济活动信息的“账簿”，而非仅指代特定名词的“账户名称”即会计科目。例如，《会计法》第30条规定，在发现重大违法嫌疑时，财政部门可以向被监督单位开立账户的金融机构查询有关情况，以便对该单位的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进行监督。
货币是会计计量的基本单位，而货币资金运动更是会计记录的对象，因此反映货币数量变动的“货币账户”成为最常见的账户类型。在我国，根据开立主体与账户功能的差异，货币账户具体分为中央银行存款账户、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储蓄账户、支付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以及其他具有特定用途的货币账户（例如公积金账户）。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账户开始在其他经济领域延伸，发展出了提供登记存管功能的“商品账户”、提供网络准入功能的“网络账户”、提供个人数据聚合流通功能的“数据账户”等类型。由于货币在社会经济中仍作为基础性的交换媒介，货币账户特别是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仍然在广义的账户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货币账户是经济生活中最常见的账户类型，而通过货币账户记录流通、没有独立实体的货币形态则是账户货币。其中，开户机构不仅是货币账户的管理者，而且是账户货币的信用提供者，更是货币交易信息的处理者。根据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的论述，账户货币是用于商品交换、表示一般购买力的抽象符号。与商品货币依托于金银或其他重要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账户货币的价值高度依赖于货币发行者的货币调控行为，而这些行为集中表现于货币账户记录的各类流通信息之中。在现代货币体系下，不体现任何内在价值的不兑现信用货币，一部分是以独立实体形态存在的纸币或硬币，尽管货币发行者在其账户中记录了货币流通数量及其他与货币发行、回笼有关的信息，但在货币财产权流转过程中，货币本体不必然伴随任何与交易有关的信息；另一部分便是以无纸化形态存在的账户货币，其发行与流通实质为不同账户内资金数额的增减变化，因此货币财产权的流转必然伴随着交易信息的记录。其中，账户货币占据了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绝大部分，对应的货币创造可视为具有基础设施运营性质的公共活动。虽然账户货币同样可以实体形态存在（例如古代钱庄的手抄账本），或在商业票据的辅助下完成支付结算，但其流通范围相对有限，不足以成为受到普遍认可的货币。
账户货币以账户金额的借记或贷记形式得以流通，完成财产权的流转，这一形式有别于现金货币的实物交付。进一步看，账户货币的流通过程反映了开户机构（记账的人）与账户户主（用账的人）之间的记账关系。该记账关系分为两个方面，以银行存款为例，一方面，某人欲将一笔现金存入银行，则需要先在银行开立账户，银行之后会在个人账户上贷记存入的金额；另一方面，如果某人给同样在该行开户的另一人转移一笔资金，则银行会在付款人账户上借记相应的金额，并在另一人的账户上贷记同等的金额。此外，如果某人向在他行开户的另一人转移存款，则该银行在付款人账户上借记相应的金额后，会委托他行在另一人的账户上贷记同等的金额，其中还可能涉及不同银行的中央银行存款账户之间的借记与贷记。
（二）非现金货币作为账户货币的经济功能及其财产权意义
非现金货币以记账方式存在与流通，属于账户货币，其具有交换媒介、计价单位、价值贮藏等基本货币职能。同时，基于账户并结合数字技术，非现金货币还可以发挥有别于现金的独特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兼容货币存储与权益证明的财产持有功能。存储是账户最常见的功能，货币账户上资金余额的存在，意味着开户机构发挥了受托存储货币的作用。与账户户主自行持有相比，货币账户能为资金安全提供更专业的保障，从而降低被不法窃取的风险。但须注意的是，账户视角下的货币存储不同于保险箱意义上的保管，特别是对银行存款而言，账户户主的账户内资金同时列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从而为银行发放贷款或从事其他投资业务提供资金来源。在存储基础上，交易双方经身份验证便可实施货币财产权的流转，账户上相应的交易信息记录由此形成；同时，凭借账户记载的资金余额或资金转移、存取相关交易信息，账户户主可主张对特定金额的货币享有处分权益。非现金货币存储与权益证明的功能合一，亦反映了账户户主与开户机构之间的多重信用关系。
其二，在身份验证基础上，限定账户户主类别及其交易权限的身份分类功能。大量货币交易通过非面对面方式进行，账户作为一种身份识别或映射工具，为验证交易者是否为本人提供了依据。在数字时代，这一身份分类功能也推动了交易主体、支付体系和物流体系的“账户化”，极大提升了数字交易的效率。当然，开立账户的前置性身份验证要求呈现多样化特征，这取决于不同账户户主的身份鉴别信息（例如手机号码）是否可信。此外，与现金不同，开户机构具有划分账户户主类型和管控账户交易权限的技术能力。例如，开户机构限制特定账户户主在特定时间段使用货币的金额、交易次数或交易对象，甚至可以单方注销其货币账户。
其三，确保货币交易可追踪，以及便于附加服务供给的数据处理功能。账户户主或其他阅账者可通过账户项下同类会计科目在不同时期的金额变化，或同时期不同类会计科目的金额比较，判断某一主体的具体财务状况。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传统的货币账户吸收整合了网络账户的数据分析优势，不仅缓解了企业与个人账户的割裂局面，而且通过对账户内交易数据的分析，使阅账者的穿透追踪能力得到极大增强。例如，商业机构基于特定时间段同一受款人的交易笔数和金额，判断账户户主对特定商品的消费偏好，进而构建一套依赖声誉价值的信用评价体系。对金融机构而言，货币账户作为金融服务的起点，关联性地承载了大量金融资源。在具备交易追踪能力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可以更加精准地提供理财、托管等附加金融服务。
从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持有功能，到身份分类功能，再到数据处理功能，开户机构管控账户户主行使货币财产权的程度愈发强化。其中，开户机构如何管控、为何能管控主要由技术水平和公法义务所决定，这也导致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私法保护，会前置性地受到技术与公法的影响。具体而言，私法主要解决的是非现金货币被他人不法占有后，原权利人得以主张何种权利，以及相应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与之不同的是，技术的作用在于帮助开户机构验证货币财产权流转相关交易信息的真实性，保障信息安全，并确保管控效果的实现。而公法在技术支持下，对账户实施了全过程约束：在账户开立或注销阶段，提供账户的法定分类，设定账户户主的准入、退出条件以及开户机构的业务规则；在账户使用阶段，明确开户机构可对账户施加管控措施的条件与种类，以及将账户信息对外公开或查询的条件与程序。这一系列公法约束旨在确保开户机构实施管控的合法合理，并有助于判断账户上的交易记录因何种基础法律关系而生，进而为解决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纠纷厘清相关事实。
（三）非现金货币作为账户货币的财产权客体界定
不论是直接化解货币财产权的物债之争，还是创设新的财产权类别，均应先厘清该权利指向的对象，即作为财产权客体的“客观实在”究竟为何种事物，继而方能判断其是否催生新的法律关系或制度供给需求。在物债二分的财产法体系中，货币财产权客体是物还是债不能一概而论，现金货币作为一种动产，其财产权客体就是货币本身并无异议。但是，数字化的非现金货币难以纳入现行法下的动产范畴，传统观点将其财产权客体仅界定为货币并无太多实际意义；而将货币价值直接作为货币财产权的客体，又忽视了价值需要外在表现形式的客观事实。一般情形下，权利客体的认定需要在客体形态与法律价值之间寻求平衡，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客体界定亦不例外。根据账户货币的运作流程，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客体似乎为“复合给付”，既包括开户机构按照账户户主的指示将非现金货币兑换为其他货币形态，又包括开户机构按照账户户主的指示将非现金货币转账给他人。在普通法上，根据Joachimson诉Swiss Bank Corporation案的裁判说理，账户使银行负担了重要的合同义务，即银行须按账户户主的指令执行支付，并以直接借记等方式将其付款归入受款人账户。但是，不能据此将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客体径行视为债的给付来对待，而应考量账户在发挥非现金货币经济功能中的实质作用。
在账户视角下，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客体是对账户内货币价值的不完全控制权限。
首先，非现金货币的账户与货币价值不可分离，账户并非纯粹的货币载体。有学者认为，“账户只是一个以数字或符号表示的、记载相关权利的载体，其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但是，非现金货币的交换价值受到开户机构的信用支持，而这一价值无法独立存在，其必须依托账户才能实现流转，这与可脱离账户独立流通的金融工具或普通商品存在根本差异。正是基于账户为非现金货币提供的财产持有功能，以及开户机构通过验证支付指令展现的信用水平，民众才会选择使用并认可非现金货币。换言之，开户机构对账户施加的管控，必然会影响非现金货币的交换价值。因此，账户不仅仅是非现金货币的载体或工具，更是实质性的客体要素。从该意义上讲，非现金货币能够规避无纸化证券领域关于证券权利是否等于账户权利的争论，后者对权利客体是账户抑或账户内证券的认定仍含混不清。须注意的是，账户作为财产权客体不意味着非现金货币已被证券化，因为账户仅能以非实体的状态存在；虽然用于非现金支付的银行卡是物理实体，但其只是实现账户部分功能，特别是进行身份验证的一种工具。
其次，账户户主能否行使财产权，取决于户主身份所对应的账户准入条件及相应的权限范围。在数字化条件下，账户从一种纯粹的资金活动记录工具，变成了通过用户协议确认能否获取特定资源的资格。基于金融安全等政策考量，各国法律普遍对货币账户设置了法定分类、准入与认证条件，极大强化了非现金货币的身份分类功能。以银行存款为例，我国法律上区分了个人账户与单位账户，其中对单位账户设置了更严格的准入条件；同时，个人账户与单位账户下又细分为多种账户类别，但法律仅允许开立一个功能最为齐全的账户。与账户准入条件相对应，不同账户类型具有不同的权限范围，特别是资金余额、单笔或每日交易金额、交易对象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账户户主只能在法定或约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财产权；对于存在更高安全风险的账户户主，其还必须接受更严格的账户准入条件和相应的使用权限。须注意的是，虽然账户内的资金变动与账户的开立或注销不同步，即便账户余额为零，账户也不会消失，但账户准入条件与权限范围的设置前提，是账户内有一定的资金余额，如果余额为零，那么准入条件与权限范围的存在便不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账户户主能否行使财产权，受制于开户机构等第三方中介的信息验证、记账与管控，从而只能施加不完全的控制而非所有权意义上的支配。一方面，在数字化条件下，账户内资金的借记或贷记均围绕支付指令的传输，因此记账是否成功，取决于支付指令传输的有效性。在全程在线交易的前提下，非现金货币的付款人发起转账交易后，必须经过中心化或去中心化的外部第三方信息验证，才能将该笔资金顺利转让给受款人。尽管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未经客户同意，账户内资金余额不得变动，但第三方中介特别是开户机构仍在技术层面具有变动余额的能力。另一方面，开户机构作为货币账户的管理者，有权依法对账户户主违反账户服务协议的行为或其他违法行为施加具有惩戒效果的管控，例如暂停户主在某一期间内的任何操作权限，或限制交易金额。此外，与一般性的网络账户不同，非现金货币依托的货币账户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使用频率，如果账户内长期未发生资金收付，开户机构有义务暂停账户的非柜面业务甚至注销该账户。
随着新型数字技术的发展，传统金融体系之外出现了依托区块链、在名义上不同于账户的“代币”（token）技术以及币基型（token-based）货币，权利人对此类货币的控制能力更强。币基型货币的转移无需验证权利人的真实身份，其旨在实现离线支付的交易追踪与隐私保护。但出于交易安全的考量，离线状态下的币基型货币仅可在限额范围内使用，超出该限额的交易仍需第三方进行身份验证，因而仍未完全脱离第三方中介的干预。此外，币基型货币的权利人需要借助数字钱包这一存储媒介实现安全保管的效果，其同样体现了账户与货币价值的合一，因此币基型货币的财产权客体亦与一般的非现金货币无异。
三
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内容解构及其纠纷应对效果
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客体是对账户内货币价值的不完全控制权限，据此可进一步解构该财产权利的具体内容，特别是非现金货币的权利人如何持有该客体，以及取得或转移权利的公示方式，进而总结非现金货币财产权保护的潜在纠纷类型。
（一）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客体持有与流转公示
权利人通过账户实现对非现金货币客体的持有，结合前文所述经济功能，这一持有可以细分为以下权能：其一，拥有（owning），即权利人输入账户号码或替代性标识符号（例如手机号码）以及密码，表明其对账户资金具有控制能力；其二，转换（conversion），即权利人将现金货币兑入为账户内的资金，或将账户内资金兑出为现金货币或以其他账户为载体的非现金货币类型；其三，汇款（remittance），即权利人将账户内资金转移至他人账户，减少自己的账户余额；其四，支付（payment），即权利人在特定商业模式下通过账户接收他人的货币资金、增加账户余额，或将账户资金通过其他支付工具（例如商业票据）交由他人控制。比照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大权能，非现金货币的主要权能更接近于处分，但该处分权的实质并非交付货币实体，而是为受款人创设新的可对其开户机构主张的财产权。同时，作为对价，权利人可能获得购买的商品或服务、现金货币或其他非现金货币类型，因此单纯的使用权能并不存在。此外，由于监管限制以及不同账户定位存在差异，权利人单纯持有非现金货币不一定能获得利息等经济利益，而将非现金货币用于投资亦发生了财产权的处分效果，因此收益权能亦不属于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固有内容。
基于账户的存在，权利人无法像物理意义上占有现金一样，实现对非现金货币的持有，引发了实践中的借用账户等财产权纠纷，因此需厘清权利人对非现金货币的持有方式，即是否以自己的名义持有非现金货币。与货币从实体、实体电子化到完全电子化相似，证券亦经历了实体、实体电子化到无纸化证券的演变过程。其中，无纸化证券存在直接持有与间接持有的划分，即持有人是否以自身名义记载于发行人的证券持有人名册，其决定了持有人的信息获取能力、行使权利范围等方面的差异。由于非现金货币的开户机构本身就是账户的管理者和相应账簿的维护者，权利人对非现金货币只能是直接持有。就数字人民币而言，尽管此种非现金货币属于法定货币、彰显国家信用，但商业银行作为“货币发行中介”实质性地参与了货币发行过程，且权利人的数字人民币钱包亦可在商业银行开立，因此权利人对数字人民币的持有仍属直接持有。
在直接持有的前提下，非现金货币需要一种符合账户逻辑的权利确认方式，使财产权的流转发生公示公信效力。与现金货币财产权的转让以交付为公示方式不同，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流转体现为账户中资金余额的变动，其实质为财产权的替代或更新，因此无法实现物理意义上的交付。由于非现金货币是对账户内货币价值的不完全控制权限，当权利人的账户余额发生不可撤销的记录时，应视为账户户主取得相应的非现金货币财产权。
一方面，非现金货币财产权采用记录公示，以表彰并在特定主体间确认财产权属。记录公示不同于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公示，更有别于动产物权的交付公示或在担保情境下的实际控制。以银行存款为例，银行根据存入的现金或他行汇入的存款，贷记权利人的账户，其实质便是记录。但基于银行的保密义务，这种记录具有较强的非公开性，且账户记录与货币处分的行为不可分离，进而不会产生“登记对抗”与“登记生效”的差异。这也体现出账户替代实体凭证提供了财产权识别的功能，非现金货币财产权凭借账簿分录完成权利变动，凸显了“基于账户的权利”色彩。
另一方面，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记录公示须“不可撤销”。数字时代非现金货币的流通并不是完全即时的，而是划分为清算与结算两个过程，其有别于普通债权让与的通知生效。在付款人发出支付指令后，受款人不一定可以立即收到相应的资金。特别是在受款人为商户的情况下，受款人往往只能在营业日终收到银行经轧差清算后结算的资金；在日终批量处理清算前，付款人或开户机构仍能基于正当事由撤销支付指令。因此对受款人而言，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取得标志应进一步细化为账户中的余额发生“不可撤销”的增加，进而排除跨行转账或收单未结算情形下，撤销某笔交易并在付款人处恢复为未扣款状态的可能。与之相对应，付款人的非现金货币财产权消灭时点是账户余额发生“不可撤销”的减少。进一步看，非现金货币财产权采用不可撤销的记录公示方式，意味着账户户主不得不依赖于对开户机构的信任，因此开户机构应履行保障记录真实性的义务，并准确、及时地进行差错处理。
（二）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复合型债权”属性识别
权利人直接持有的非现金货币财产权，实质是对账户内货币价值的不完全控制权限。以银行存款为例，这种控制权限包括请求开户机构按照账户户主（即权利人）的指示将账户内资金兑出为现金，以及请求开户机构按照权利人的指示将账户内资金转账给他人。与之相对应，非现金货币财产权是一种具有合同性质、相互间不可分离的“复合型债权”，权利人可以基于账户，向开户机构行使债权请求权。受制于开户机构的管控，这一债权所指向的法律关系是上文所述“记账关系”的具体展现，既包括具有存储效果的“存管法律关系”，权利人无法对存入的现金或原先的货币形态主张原物返还请求权；又包括开户机构承担根据权利人指示转移账户资金这一义务的“委付法律关系”，此时开户机构同时作为非现金货币本身的债务人，以及接受委托转移非现金货币的受托人。此种复合型债权属性，意味着权利人的财产权利受损后，其得以主张的权利在一般情况下只能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一方面，非现金货币财产权是一种债权而非物权，根本原因在于权利人对账户的控制权限受到开户机构在技术和公法上的干预，使该财产权不具有与现金相同的高度可支配性、独立性与排他性。物权法意义上的可支配性、独立性与排他性，要求权利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思、无需依赖于他人行为便可自主管领、处分某物，且该物的价值实现无需依附于他物，进而排除他人的妨害。但对非现金货币而言，需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权利人的支配能力受制于开户机构对支付指令的处理。不论是将账户内资金兑出为其他货币形态，还是将账户内资金流转给其他人，权利人均要向开户机构提交指令、经其处理后才能实现。而在跨机构转账的情况下，权利人处分账户内资金还需要其他机构及其运营的支付结算系统的参与。尽管《支付结算办法》第19条规定银行有义务维护账户户主资金的“自主支配权”，但这种权利主要体现在隐私保护上，且限于权利人在账户权限范围内的自由。其次，非现金货币不存在物理意义上的完全独立性。只有依附于可以处理支付指令、实现账户内资金变动的软硬件设备，非现金货币才能发挥其交换价值。结合前文所述可以发现，权利人对非现金货币的支配不仅仅是对货币价值的支配，如果脱离了账户及其传输支付指令的软硬件设备，那么货币价值的流转也就无从谈起。最后，权利人无法排除开户机构对账户内资金的管控能力。物权的排他性表现为同一物上仅可存在同一种、同一效力的物权，且仅基于所有权人的意思才能产生物权变动之效力。尽管权利人可以通过资金转账和收付，自主变更账户余额并形成相应的交易记录，且法律设置了不同等级的身份认证方式，进而将权利人的账户与他人账户相区分，构成外观形式上的排他性；但是，开户机构仍有能力在未经过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单方变更账户内的余额，导致权利人只能在事后知晓其财产权受到不法侵害。
另一方面，非现金货币作为高度流通、在现代货币体系内占据主导地位的货币形态，其账户的“特定化”属性使之有别于普通债权。非现金货币的权利人还可通过“特定化”，获得向受款人主张优先受偿的法律效果。按照传统物权理论，物权客体应当在经济功能上自成一体，而（现金）货币属于种类物，其被特定化后才能成为物权客体，例如通过单独封装方式放置一定数量的现金。但随着货币形态的发展，判断货币特定化的标准发生了改变，如果现金货币被置于专户中转换为非现金货币，即便其属于无体物，权利人也仍然可以据此主张优先受偿权。专户规则的设立目的，是确保账户内资金的不可挪用即实际控制，因此要么该账户开立在权利人名下，要么该账户由债务人开立但由权利人实际控制。须注意的是，这种账户名义开立者与账户实际使用者分离的事实，不意味着非现金货币产生了与数据账户相似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这是因为非现金货币不像数据一样可以轻易复制，否则将产生多重花费的效果。以借用账户纠纷为例，账户名义开立者与账户实际使用者分离，仅仅是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客体，即货币账户控制权限中的部分权限，被暂时转移给了他人。
（三）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纠纷应对逻辑革新
在以往的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纠纷中，错误转账与资金代管纠纷最为典型，这两类纠纷主要发生在原权利人与受款人或具有其他债权关系的第三人之间。对此，既有司法实践主要认定原权利人与受款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很少会考量银行在纠纷解决中的角色。一方面，原权利人因输错账户号码或转账金额等事由，不慎将账户资金转账给他人，进而产生错误转账纠纷。在受款人处于破产、强制执行或诉讼保全阶段，且存在第三人对受款人享有金钱债权的情况下，原权利人的请求权如果具有物权效力，那么便可优先获得清偿。另一方面，非现金货币基于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基于一定目的流转给他人暂时保管，进而产生资金代管纠纷，具体包括账户借用与预付消费两类。例如，原权利人因监管等方面的限制不便于自行使用资金，而是转账于他人货币账户进而形成账户借用，此时恰好因强制执行等事由出现了对该他人账户内资金享有请求权的第三人，原权利人的货币返还请求权能否优先于第三人，即对案涉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成为争议焦点。
但是，根据非现金货币的复合型债权属性，开户机构对账户户主的账户资金具有极强的管控能力，其能否适当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亦会影响错误转账与资金代管纠纷中原权利人可主张的权利范围。其中，判断开户机构履行义务的标准，应参考另外两种无涉物债二分争议的货币财产权纠纷类型，即账户限制纠纷与非授权支付纠纷。一方面，开户机构不按照权利人的指示进行交易，反而单方限制其本应有权获得的取现、转账等服务，进而产生账户限制纠纷。例如，银行判定客户账户涉及可疑交易，而对账户的控制权限施加交易期限、金额等方面的限制，甚至采取更严厉的冻结、注销等措施；在客户提供资料，证明相关交易合法合规之后，银行才解除账户使用限制或恢复至采取措施之前的状态。另一方面，非现金货币遭不法分子盗取，或因银行内部系统错误造成账户余额减少，进而产生非授权支付纠纷。以网络盗刷为例，按照一般的请求权路径判断，权利人应当向侵害财产权的不法分子主张权利，但由于不法分子在不当获取非现金货币后难有赔付能力，权利人往往会主张处理支付指令的银行就其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赔偿责任。
后两类纠纷与开户机构履行反洗钱或反诈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密切相关，而这些义务多由银行法、反洗钱法等公法规定，例如银行应如何采取与可疑交易风险程度相当的措施。照此逻辑可以发现，前两种纠纷类型事实上亦与银行义务有关，例如在错误转账纠纷中，开户机构如果发现原权利人的账户出现异常交易，应当依法对其账户施加管控。尽管在实践中，尚未出现原权利人因错误转账产生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无法实现，转而对银行主张权利的案例；但在委付法律关系之中，开户机构为防止错误转账，理应同样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为该机构可通过技术手段防止错误转账的出现，或在主动监测到或收到他人发送的潜在错误转账信息后及时处理。总之，不论是应对错误转账、资金代管纠纷，还是账户限制、非授权支付纠纷，其均应考量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客体，即账户内货币价值的不完全控制权限。基于此，能否将原权利人对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从普通的债权请求权，升格为具有物权性质的请求权，其关键在于：从原权利人视角看，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是归属于账户户主，还是归属于实际控制账户资金或对账户具有管控能力的主体；账户特定化的标准是符合监管要求的账户类型，还是进出账户各项资金的可识别程度。此外，从外部第三方视角看，在同一账户体系内转账或跨机构转账场景下，开户机构是否已经适当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
四
复合型债权定性下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保护路径
鉴于非现金货币财产权属于可特定化、由权利人直接持有且以账户记录为公示方式的复合型债权，权利人实质持有的是对账户内货币价值的不完全控制权限，相关纠纷的解决应围绕账户展开。由于“占有即所有”法则在实践中仍具有较强影响力，下文先分析该法则的可适用性，并以账户名义与开户机构义务为重点，在现行法下提出财产权保护的路径。
（一）“占有即所有”法则的有条件适用
“占有即所有”是未被现行法明文确认、但司法实践广泛认可的货币所有权取得法则，其主张除货币特定化等个别情形外，货币若由原占有人转移至新占有人，新占有人便可拥有该货币的所有权，其中无需考虑当事人转移占有的意思表示；原占有人的货币所有权丧失，其仅能行使债权请求权。对现金而言，虽然“占有即所有”法则将现金所有权降格为货币债权，但现金在通常情况下缺乏个性，现金占有人无需考虑货币是受物权保护还是债权保护。此外，由于现金货币的相应交易信息是匿名的，原权利人行使物权请求权的成本过于巨大。“占有即所有”法则最早在20世纪30年代由德国学者卡瑟（Kaser）提出，当时的主流货币是不兑现银行券，保护其流通的公法尚不完备，在此背景下出现促进货币流通的私法规则亦是应有之义，从而可满足大部分财产权纠纷处理的需要；特别是在币值不稳的国家，“占有即所有”法则反而更能保护原权利人，也不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更多不便。
在“占有即所有”法则出现的时代，现金占绝对主导地位，公众如果不使用现金结清债务，只能选择商业票据、汇兑等方式；但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占有即所有”法则能否继续成立需要被重新审视。结合非现金货币在账户上呈现出的特殊法律效果，“占有即所有”法则仍有其合理之处。首先，“占有即所有”法则支持货币财产权的原权利人在一般情况下主张债权性救济，这与非现金货币财产权作为债权的结论相一致。同时，“占有即所有”法则亦契合商业银行基于“存短贷长”这一特殊资产负债结构的持续经营逻辑，在该逻辑前提下，法律同时赋予存款人自由取款权与银行对存入资金的处分权，而存款人相对于银行的财产权已受到了存款保险等机制的倾斜保护。其次，非现金货币的账户资金控制权限更需要受到货币流通效率的保障，而“占有即所有”法则便能发挥此种作用。善意第三人在通常情况下，只能通过账户户主名称识别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归属。“占有即所有”法则排除了受款人识别付款人资金来源是否真实合法的强制性义务，允许其仅以付款人账户名称为依据，从而避免了资金被暂时锁定以待身份识别，确保了受款人所持有货币的流动性。最后，“占有即所有”法则可确保解决货币权属纠纷的司法效率。在涉及错误汇款的诸多裁判中，法院按照金融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银行存款的权利人，这同样是考虑到司法强制执行的实施效率，避免对账户内资金是否属于户主进行不必要的调查。因此，尽管中国版“占有即所有”法则或许是域外学理不当移植的结果，但就实用性而言，没有必要对该法则予以绝对否定。
与此同时，在确保货币流通效率的前提下，为兼顾保护当事人真实意思与社会公共利益，“占有即所有”法则应在货币形态、账户类型、例外情形等方面进行适度改造。从货币形态角度看，“占有即所有”法则不应局限于作为动产的实物现金，而应适用于所有形态的货币。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先将涉案银行存款定性为货币，再将货币定性为动产，之后以货币属于特殊动产为由援引“占有即所有”法则。这一推演过程的逻辑反复，导致非现金货币的定性失准，更加重了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该法则的误解。因此，“占有即所有”法则应超越物权法，而成为整个私法体系下均成立、适用于所有货币形态的一般性规则。同时，在非现金货币出现优先保护的特定利益、对应账户具有特定化特征时，应排除“占有即所有”法则的适用，下文将予以详述。
（二）确立以账户户主识别为主、特殊利益保护为例外的权属认定规则
与“占有即所有”法则的推定逻辑相一致，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归属应以账户户主识别为原则，即账户户主是谁，谁就享有账户内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换言之，不论原权利人是否有流转处分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真实意思，受款人账户中的余额不可撤销地增加后，受款人便享有相应货币资金的财产权；如果原权利人因受款人信息填写错误等事由，要求返还货币资金，其仅能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采用以账户户主识别为主的财产权认定标准，目的在于维护货币账户的实名制与社会总体的清算结算秩序，这两项社会公共利益优于原权利人对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物权性救济。一方面，账户实名制的存在，不仅是为了便于开户机构差异化、有针对性地提供记账服务，而且是为了辅助政府监管部门打击违法犯罪。我国《反洗钱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法规构建了以货币账户为重点的实名制，要求公众在开立货币账户或接受银行等开户机构的金融服务时，必须经过实名身份的识别认证。实践中，一些企业或个人为了规避货币资金使用限制或资金监控，实现洗钱或逃税等目的，将原属于自己的货币资金暂存在他人账户中，或借用他人名义开立账户，或将他人账户作为过桥渠道。这种类似于账户租借的内部约定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同时出于维护货币账户实名制的需要，原权利人不能向受款人主张优先于其他债权人的返还请求权。同时，以账户户主识别为原则，还可以发挥账户不得混用的社会宣示效果，以避免出现难以证明或存疑的资金存储关系，并防止虚构错误转账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除了同一开户机构下的机构内转账之外，数字化条件下的非现金货币流通多发生于跨机构之间，进而可能使多个清算机构或支付服务机构介入清算结算过程。这种清算结算过程依托于不同机构所开立账户的名义余额，并不会考虑账户内金额的来源是否合法或基于付款人的真实意思。如果在错误转账等情形下直接确认原权利人可行使具有物权效力的返还请求权，那么整个清算结算秩序可能会受到冲击，货币流通效率亦随之削弱。
与此同时，在不会损害账户实名制与清算结算秩序的前提下，如涉及优先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且进入受款人账户的资金未与其自有资金发生混同，应支持原权利人主张物权性救济。其一，如果进入账户内的资金是用于实现特殊公共利益，特别是专款专用的财政性贷款、政府专项资金，且未与账户内的其他资金混同，为确保政府公共职能的履行，宜认定原权利人可主张物权性救济。在错误转账纠纷中，误转资金的原权利人如果是对公共财政资金具有处分权的主体，一般不存在逃避实名制监管的目的，且在资金总量上亦不会影响清算结算秩序，因此可认定原权利人的货币返还请求权具有物权效力。其二，如果原权利人由于年龄、身体或精神状态，自行处分非现金货币具有一定困难，宜认定原权利人对进入受款人账户内的资金可主张物权性救济。实践中，一些老年人为避免遗忘现金的存放地点，或避免遗忘非现金货币所依托账户的密码，会将这部分资金交由其子女或其他近亲属存入银行予以代为存管。在此情况下，原权利人亦无损害货币账户的实名制或清算结算秩序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因此可以允许原权利人向受款人行使物权请求权。但是，如果原权利人委托保管或使用的资金与受款人的自有资金出现混同，导致账户内的部分资金按照受款人的自主意思使用，那么在财产权属上仍应遵循账户户主识别的认定标准。
（三）以符合要求的账户控制权限作为特定化的判断标准
按照传统学理，货币缺乏个性，因此特定化被视为“占有即所有”法则的例外。与货币特定化相关的规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70条，该规定明确了债权人就保证金质押优先受偿的情形。结合非现金货币的客体表现与复合型债权属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仍需要进一步细化。
首先，具有特定化效果的账户应属于监管认可的类型。“账户法定”是我国支付结算法律的明确要求。一方面，具有特定化效果的账户，只能是与开户机构依法签订协议，明确存入资金用于特定用途的账户类型，例如专用存款账户、一般存款账户下设的保证金分户。如果受款人的账户只是一般性的存款账户，而非经依法签订专门协议对账户内资金的控制权限进行约定后的专门账户，导致原权利人通过普通转账方式处分的资金，与账户内的其他资金发生混同，便不具有特定化效果。此外，如果只是在名义上具有特定化（例如某笔资金转账时备注为保证金），但账户操作权限与一般账户无异，那么同样不发生特定化效果。另一方面，单位或个人内部私设的账户分录不应获得法律上的账户效力认可。一些企业在某银行开立的单位账户下设置内部簿记，以便于管理不同交易者暂时给付或保管在该企业的资金，这些资金的原权利人不仅未与银行建立存款合同关系，而且无法基于该账户直接主张非现金货币的物权性救济。
其次，根据受款人账户的资金控制权限及相关资金进出情况，判断特定化程度。在账户质押情形下，专门的监管账户虽以出质人名义开立，但账户资金的划转必须经过质权人同意，质权人便可基于对监管账户的实际管理和控制，对该账户内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同时，被质押的账户资金并非完全固定不变，该资金只要被质权人控制，即便发生数额增减，也不影响该账户的特定化。即便在基金财产托管等情形下，管理人向托管账户内转账，但只要能证明转账资金用于基金管理事务而非管理人自身事务，那么该账户内资金与管理人财产也仍未发生混同。进一步看，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客体是账户内货币价值的不完全控制权限，该控制权限可能因违法违规或另案强制执行，受到开户机构的严格管控，权利人无法像正常情况一样对账户内资金主张财产权；在此情况下，如果非现金货币的原权利人将资金误转至该账户，误转的资金便具有可识别的特定化特征。但是，如果资金进出受限是由于他人取得了账户户主的身份凭证，进而控制账户所导致的结果，且控制行为仅仅是确保控制人债权实现所采取的手段，那么不应认定该账户实现了特定化。须注意的是，该特定化情形不同于原权利人的非现金货币被错误转至他人的“休眠账户”中，因为单纯的休眠账户只意味着该账户长期未获使用，不意味着账户户主无法对账户内资金进行处分，除非开户机构对休眠账户的使用权限施加了管控。
最后，支付备付金与数字人民币具有法律或技术拟制后的有限特定化效果。一方面，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客户对支付账户内的备付金享有法律拟制的所有权。根据《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第7条之规定，监管者之所以会创设权利人对支付账户内资金享有所有权的条文表述，主要是因为支付机构与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存在差异，支付机构不得挪用客户存放在支付账户内的资金；由于支付备付金不受存款保险保护，如果支付机构将来破产清算，原权利人仍可根据“法律拟制”主张物权性救济。当然，这种所有权的法律效果仅限于权利人与支付机构双方之间，因此在错误转账等情形下，如果支付账户内的资金发生了非基于真实意思的变动，原权利人仍应按照与银行存款相同的规则向受款人主张权利。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仍属于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体现为国家信用，但依托商业银行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与普通的银行存款基本一致，因此原权利人同样应按照与普通存款一致的规则主张权利。不过，如果某笔数字人民币在预付消费、工资发放等特殊支付场景加载了智能合约，该笔资金便具有技术拟制后的特定化效果，原权利人据此可主张物权性救济。例如，原权利人的数字人民币被存入受到智能合约管控的子钱包中，只有商户按约履行义务后，子钱包中的相应资金才能转入商户自主控制的母钱包中，即便商户将来宣告破产，原权利人也仍能对子钱包中的资金主张优先受偿的权利。
（四）基于开户机构的安全保障义务提供财产权补充保护
原权利人如遇错误汇款等情形，且无法凭借优先利益保护或特定化效果主张具有物权性质的请求权，以致其无法获得足额受偿，仍可基于开户机构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程度，在现行法下向其主张损害赔偿，而非直接通过拟制信托等向受款人主张返还货币代位物所对应的交换价值。
具体而言，以拟制信托、价值返还请求权为代表的权利救济路径，在交换价值的认定等方面存在局限，难以平衡原权利人与受款人之间的利益。其中，拟制信托是英国衡平法下“追踪”制度的分支，如果受让人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形，但普通法又难以为付款人提供充分救济时，法院会依据公平正义原则为双方当事人设立拟制信托。在破产情形下，衡平法还发展出了代偿取回权，即受款人已经将货币用于购买其他商品，原权利人可在其丧失货币的范围内，对受款人的替代物或变形物主张返还，其能对抗受托人的扣押债权人和破产债权人。此外，大陆法系学界借鉴英美法系的拟制信托，创造了价值返还请求权学说：由于原权利人持有货币的根本目的在于利用货币的交换价值，其要求返还货币的权利实质为返还交换价值即货币代位物的权利；原权利人只需证明受款人处仍保有相应可追溯的代位物或对价，便可主张具有物权性质的返还请求权。据此，部分学者还认为货币财产权是典型的“价值权”，现金货币与非现金货币本质均为以信用支撑的价值符号，其载体形式无关紧要。但是，前述两种财产权保护路径不仅未被现行法确认且未受司法实践广泛认可，而且忽视了开户机构的作用，此外对交换价值的认定标准较为主观，可能会不当损害受款人的利益。用货币购买某商品或服务具有不同市场价格，购买者会接受何种市场价格，取决于其个人在多方面的成本效益考量，难以完全用客观的市场标准评判。事实上，受款人用非现金货币购买的代位物所体现的交换价值，是基于受款人主观上的交换价值标准确定的，该标准与原权利人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如果按照通说观点，将代位物限于现存财产，排除已消耗的财产，在制度实施效果上亦不利于受款人理性处分非现金货币。
与拟制信托或价值返还请求权的救济路径不同，在复合型债权定性下，开户机构有能力对权利人的账户控制权限施加约束，进而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权利人可依据开户机构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程度，向开户机构主张财产权救济。这种安全保障义务不仅体现在银行等开户机构是否采取了尽力避免发生错误转账的技术手段，例如推迟大额转账的到账时间、延长受款人信息的确认期限、通过短信等方式再次确认拟转账受款人信息；更在于错误转账情形发生后，开户机构是否及时通知受款人关于错误转账的信息，并协助原权利人开展维权。例如，欧盟《支付服务指令2》（PSD2）规定，付款人在发生错误或未经授权的付款时拥有要求退款的权利，支付服务提供商必须及时采取行动处理纠纷。须注意的是，原权利人无法向受款人所在的开户机构直接主张权利，因为该开户机构不因错误转账获得利益，更没有识别资金来源或协助原权利人的义务。进一步看，如果错误转账的受款人恰好对其开户机构负有债务，开户机构作为具有信息优势地位的主体，不能仅凭“账户户主识别”原则而直接扣划被错误转入的资金，实施债务抵销；而是应判断该款项是否可能误转，之后方可认定此笔资金是否能作为账户户主对开户机构享有的到期债权。
须指出的是，按照各类非现金货币特性而差异化界定安全保障义务，据此将基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请求权作为财产权保护的补充，不会加重开户机构的负担并影响货币流通效率。但同时，为防范道德风险，还应考量原权利人自身的注意义务，由此产生的“自我责任”可相应减轻开户机构的赔偿责任。如果在大额转账或支付过程中，开户机构已充分提示说明，而原权利人未能谨慎识别受款人信息正确与否，其应承担未尽注意义务而引发的不利后果。此外，如果错误转账发生后，原权利人未及时发现并告知开户机构，或经开户机构提醒未能及时提供错误转账相关证明资料，导致开户机构无法有效协助的，原权利人也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这在客观效果上有助于非现金货币的原权利人在发起支付或转账时更加小心谨慎，亦能够为无转移财产权的真实意思提供证明。
五
结语
非现金货币是以银行存款为代表的数字化货币形态，更是大多数货币财产权纠纷所指向的货币类型。我国传统民法学理中“占有即所有”法则体现了货币的“物权定性、债权效力”，近年来频遭质疑，学界提出价值返还请求权、拟制信托等新学理以期取代该法则，但并未得到司法实践的充分认可。在账户视角下对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法律保护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客体是账户户主对账户内货币价值的不完全控制权限，同时该财产权在实质上为可特定化的复合型债权，据此可对“占有即所有”法则进行适度改造。总之，基于账户的研究视角进一步厘清了非现金货币的财产权客体与载体的区别，实现了财产权保护在私法与公法层面的兼容，并解释了现金与非现金货币、不同类别非现金货币在财产权保护路径中的差异。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非现金货币的具体形态会不断丰富发展，相应的财产权法律保护机制亦应与之相适应，但账户对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客体构成、权利内容与保护路径的影响将长期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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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法律》2026年第9期目录
【主题研讨】
1.违反金融监管规章合同“悖俗无效”的动态系统论
钱玉文（2）
2.账户视角下非现金货币财产权的法律保护
柯达（16）
【经济刑法】
3.论分工合作结构下过失行为危险性的判断
罗雨荔（33）
【专论】
4.刑法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下“事出有因”适用的正当性基础
储陈城（51）
5.“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产生、样态与效力
——基于类型化的分析
刘怡达（73）
【争鸣园地】
6.限制报应理论视野下微罪量刑规范化问题检思
刘崇亮（88）
7.从“一费一征”到“税费一体化”：非税收入征管的法治转型
薛皓天（107）
8.论违法建筑的违法性及其评价
艾超（128）
【实务研究】
9.论数据财产的分配层次
曹相见（147）
10.论约定在职竞业限制效力判定的规范构造
江锴（162）
《政治与法律》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主管、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把政治学和法学融于一炉、以法学为主的理论刊物。《政治与法律》恪守“研究政法理论，推动法制建设”的编辑方针，设有“热点问题”、“法学专论”、“经济刑法”、“立法研究”、“学术争鸣”、“案例研究”等栏目；积极推出国内外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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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吴晓婧
审核人员 | 孙妹 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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