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中期，江西南昌府南昌县，一座人口超过十万的县城，账面上能够留下的地方经费，只有4738两白银。这个数字看起来并不算小，可若放进县衙日常运转、差役供给、祭祀驿站以及各种杂项支出中，便会发现：它远不是一笔宽裕的钱。
更准确地说，4738两并非南昌县全年征收的全部赋税，而是朝廷划拨给地方使用的“存留银”。清代税收大体分为两路，一部分起运中央，送入户部；另一部分存留地方，用来支付官吏俸禄、衙役饭食、驿站往来和公共事务。
问题恰恰出在“存留”二字上。
明初的地方财政，存留比例相对较高。州县收上来的钱粮，除了交给中央的一部分，仍有相当份额留在地方。这样一来，县衙办事虽然谈不上富裕，却不至于连基本开销都无法维持。
清代却逐渐收紧了地方财权。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许多州县的存留银不断被裁减，原本接近一半的地方留用额，后来降到不足八分之一。中央账面收入增加了，基层衙门却越来越捉襟见肘。
南昌县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顺治初年，该县存留银约为12273两；到了康熙中期，只剩4738两。短短数十年间，地方可支配经费减少过半。一个人口众多、事务繁杂的首县，靠这笔钱维持全年政务，自然困难重重。
直隶平山县也有类似情况。顺治初年存留银尚有6796两，康熙二十年降至1596两。数字一减再减，带来的并不只是账面变化，还意味着差役待遇、办公支出和地方公共事务都必须压缩。
县衙不是只养一名知县。
知县要办案、征粮、治安、赈济，衙门还需要书吏、门子、皂隶、民壮、仵作、马快、更夫等一批人员。康熙时期，知县年俸曾由顺治初年的63.49两降至45两，县丞也从48.202两降到40两。表面看是官员俸禄减少，实际影响的是整个基层行政体系。
有人或许会问：“俸禄少，衙门就不能少办些事吗？”问题在于，县令可以少修一座房，却不能不审案；可以少办宴席，却不能让驿站停摆。许多支出并非个人喜好，而是制度规定和行政惯例。
嘉庆二十三年，顺天府永清县的账目，留下了一份很有参考价值的样本。县衙官俸一项，知县、县丞、典吏以及儒学教职合计236.52两。这个数目不算高，却只是开支的一小部分。
衙门办事人员的饭食费用，全年约1181.893两，涉及137人。门子、皂隶、民壮、仵作、禁子、马快、库丁、更夫、火夫等，都要靠这笔钱维持。对县衙而言，人多未必代表机构庞大，往往意味着事务繁重。
祭礼及相关修缮约179.499两，救济和教化支出约113.54两，贡生、举人及武科人员的带办费用约92.981两，驿站支出约284.94两。六项合计2089.373两，尚未包含所有临时事务。
永清县账面应收赋税约23564两，而存留部分只有2089两，不到总额的十分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嘉庆二十一年该县实际征收接近49852两，超过原定额两倍，但多出来的银两并不会全部公开进入地方财政。
其中一部分用于弥补日常缺口，另一部分则可能通过各种惯例性收费流转。所谓“陋规”，正是在正式经费不足、行政事务又不能减少的缝隙中逐渐形成的。知县名义俸禄只有几十两，实际所得却可能达到数千两，差额来源，正是制度账目之外的灰色空间。
雍正五年以后，各省陆续建立养廉银制度，原本由地方银库支出的相关款项，嘉庆十六年后又改由布政司定期发放。这说明朝廷也清楚，仅靠几十两俸禄，难以支撑一名地方官完成职责，更难约束其从其他渠道补足收入。
所以，南昌县4738两的意义，不只是一个寒酸的数字。它揭开了清代地方财政的一层矛盾：税收并不一定少，中央收入甚至可以增加，但真正用于基层的经费却被压缩。县衙要维持运转，官员要养活属员，百姓又要承担征收和差役，正式制度之外的收费便有了滋生空间。
账面上的4738两，记录的是地方财政；而没有写进账簿的部分，往往更能解释清代县政为何长期处在紧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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