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29 日,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第七民事庭庭长奥利弗·舍恩(Oliver Schoen)公开喊话汽车行业:不要再游说削弱专利保护。他给出的理由是在中国法院于全球专利纠纷中的分量与日俱增之际,德国法院的强硬判决,可能是欧洲手中必不可少的对冲筹码。

一位在任法官,就产业游说和他国司法公开表态,在欧洲并不多见。它释放的信号是:围绕标准必要专利(SEP)和 FRAND 许可的博弈,已经从企业之间的商业较量,升级为司法辖区之间的规则竞争。而中国企业,无论是手握大量 5G 专利的通信巨头,还是正大举进军欧洲的整车厂,都站在这场竞争的正中央。

舍恩主持的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第七民事庭,是全球最重要的 SEP 禁令法庭之一。该院 2025 年新收专利案件超过 330 起,被认为是西方受理专利侵权案件最多的法院,并力争绝大多数案件在立案一年内作出一审判决。今年以来,这个庭在中兴诉三星案中对三星颁发禁令,又在 8 月 13 日发布了被业界称为欧洲法院迄今最详尽的 FRAND 费率指南。

舍恩在一周前,他还公开表示,实施者如果质疑可比许可的质量并主动提出有约束力的仲裁,可以迫使专利权人拿出更多许可协议来支撑禁令请求。他希望把规则讲清楚、讲透明;但在欧洲要不要自废禁令这件武器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毫不含糊

为什么偏偏点名汽车业?因为过去七年,车企一直是“弱化 SEP”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

从 2019 年说起,联网汽车普及后,诺基亚、夏普、Conversant 等专利权人在德国起诉戴姆勒。车企坚持专利权人应当向上游零部件供应商发放许可,而不是直接找整车厂。曼海姆和慕尼黑法院先后驳回这一主张:权利人有权自主选择在产业链哪一层主张权利,FRAND 承诺只是保障标准可以被获得,并不意味着必须向每一层授权。2022 年,慕尼黑法院更认定福特为非善意被许可人并颁发禁令。官司打不赢,主流车企陆续通过 Avanci 专利池拿到了许可。

法庭上失利,车企把希望转向了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 2023 年 4 月提出 SEP 条例草案,要求权利人登记专利,并在起诉前先走欧盟知识产权局的 FRAND 评估程序,这在相当程度上会钝化德国禁令的锋芒。欧洲议会 2024 年 2 月通过草案,欧委会却在 2025 年 2 月宣布撤回。此后,德国、法国等七个成员国联名要求恢复立法,成员国层面的呼声至今未停。汽车业正是这条立法路线最积极的支持者。

然而形势正在逆转。如今在慕尼黑和欧洲统一专利法院(UPC)被告上法庭的,越来越多是中国车企。Avanci 权利人 Sol IP 和 IP Bridge 在慕尼黑起诉比亚迪,后者在巴西临时禁令的压力下最终以 Avanci 许可和解;诺基亚在 UPC 和慕尼黑起诉吉利,两地法院在 2026 年 4 月都向诺基亚颁发了反禁诉令,双方随后和解。连雷诺也因慕尼黑禁令的执行压力,与博通签下许可。

2026 年 5 月初短短两周内,四个司法机构就同一纠纷先后表态。5 月 1 日,英国高等法院裁定三星应支付 3.92 亿美元,换取五年交叉许可;同一天,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中兴提出的六年 7.31 亿美元报价符合 FRAND 原则。随后,舍恩的合议庭拒绝像英中两国那样裁定全球费率,但认定中兴的报价落在 FRAND 区间之内,对三星颁发禁令,并在判决中给出约 6.4 亿美元(五年)的假设性测算。5 月 13 日,UPC 曼海姆地方分庭破天荒地提出和解建议:6.4 亿美元许可至 2028 年底,或 7.3 亿美元许可至 2029 年底。

结果耐人寻味:中国法院与德国法院站在了同一边,英国反而成了孤岛。原因并不复杂。这一次,中国企业是专利权人。

德国真正担心的是中国企业在国内发起全球费率诉讼,再辅以禁诉令,冻结海外权利人在其他国家的维权行动。重庆法院在诺基亚案中首开中国法院裁定全球5G费率的先例,最高院也确认了中国法院对全球费率争议的管辖权。

不过,随着在WTO层面的解决,禁诉令这件武器已经退出舞台。禁诉令退场之后,竞争焦点落在两件事上:谁的费率裁决更有分量,谁的禁令更有执行力。舍恩的逻辑由此清晰可见:中国法院可以裁定全球费率,却无法在欧洲执行;德国法院不裁定全球费率,却能让一家企业的产品退出欧洲最大的市场。后者是欧洲手里最硬的一张牌,绝不能自废武功。

舍恩的表态,同样是欧洲内部路线之争的一部分。

法院一方,已经把规则写成了价目表。第七庭 8 月发布的 FRAND 指南以每部手机 170 美元为标准价格,设定蜂窝通信标准的累计许可费负担为 8%,即每部手机 13.60 美元;据此推算,权利人在 5G 标准中每占 1% 的份额,约值每部 0.136 美元。若再计入 Wi-Fi 和流媒体标准各 5%,一部手机的标准专利总负担约为 30.60 美元。法院甚至认为,现实中的许可费往往还低于这一理论 FRAND 潜力。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份指南明显偏向权利人。指南还点名批评欧委会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相关案件中提交的意见过于片面,法院与布鲁塞尔的分歧已经摆上台面。

布鲁塞尔一方,则希望用立法统一口径。SEP 条例虽被撤回,推动力量仍在。对车企来说,立法路线远比诉讼路线友好;对德国法院而言,这意味着禁令工具可能被各种程序性前置条件削弱。

第三股力量是 UPC。它在中兴诉三星案中首次主动提出和解金额,又与慕尼黑法院一道对吉利颁发反禁诉令。再加上欧盟法院在 BSH 案后扩大了成员国法院的跨境管辖权,欧洲法院的长臂正在系统性地变长。

在舍恩看来,三方角力之际,欧洲若主动削弱自己的执行工具,无异于把全球专利定价权拱手让人。

法官的立场已经十分明确,欧洲规则也在加速成形。对中国企业而言,关键在于看清自己在每一场纠纷中扮演的角色。

对于出海车企,几家车企的经历表明,在慕尼黑、UPC 和巴西多线承压之后,结局大多是拿许可,拖延只会抬高法律成本和禁令风险。德国法院早已明确权利人可以直接找整车厂,寄望于上游许可并不现实。更要读懂慕尼黑的善意门槛:实施者需要先支付无争议部分,并提供约一年许可费的担保,法院才会实质审查权利人的报价。拖延还有明码标价,在中兴诉三星案中,法院以三星过度抵制为由,把许可费上调了 10%。在国内法院发起费率诉讼可以是一种策略,但它挡不住德国禁令,反而可能被视为抵制许可的信号。

对于手机、物联网等领域的实施者,需要备足经济学弹药。英国已不再是可靠的避风港,中兴诉三星案中英国的低费率裁决就没能阻止德国禁令。与其简单否定法院给出的数字,不如建立有证据支撑的替代模型;舍恩提到的仲裁要约,也可以成为迫使权利人公开更多许可协议的工具。

对于企业法务和决策层,思维方式从单点诉讼转向全球组合。同一纠纷可能在中国、英国、德国、UPC、巴西乃至美国同时展开,需要统一的诉讼地图和预算;在任何一个法域的表态都会被其他法院看到,前后一致本身就是证据。欧盟 SEP 立法的走向,以及德国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对慕尼黑指南的态度,都值得持续跟踪,因为规则仍在变动之中。

一位法官公开谈论产业游说与他国法院,本身就说明了SEP 规则早已不只是法律技术问题,而是各大经济体争夺技术定价权的工具,专利法庭正在成为产业竞争的前线。

对中国企业而言,作为专利权人,欧洲强硬的禁令体系可能是盟友;作为出海的实施者,它又是必须跨过的门槛。真正的能力,是在两种身份之间切换自如:需要收费时,敢于走进慕尼黑法庭;需要付费时,需要合理地拿到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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