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 言 王 晴
原标题为《 文学的宽度:莫言与《鳄鱼》的创作对话 》, 刊于《文艺争鸣》2026年第8期。
PART 01
从小说到戏剧:跨文体的创作之旅
王晴:莫言老师您好,很感谢您愿意跟我们讲讲您的戏剧创作经历。您对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斯特林堡、曹禺、郭沫若等中外戏剧大师的作品都曾有很高的评价,第一个问题想请您谈谈您欣赏的中外戏剧作品,以及您的戏剧创作情结从何而来。
莫言:戏剧情结,我想这个可能是要跟家乡的地方戏关联起来的。因为广义的戏剧不仅仅是话剧,在中国文学史上,戏曲的历史可能比小说都要早,就像南戏、元杂剧等,在还没有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出现之前,戏剧、戏曲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且戏曲又跟音乐密切相关,所以研究中国的艺术史、文学史,如果忽略了戏曲这一块,肯定是无从谈起了。
我当年在农村的时候,对戏曲的认识局限在家乡戏,我的老家有一种戏曲叫作茂腔,民间最早叫“周姑子戏”。关于它的命名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这种小戏最早是由一个姓周的尼姑开始唱的,所以叫“周姑子戏”;还有人说,这类小戏的伴奏乐器是挎在胳膊肘上敲打的狗皮鼓,所以也叫“肘鼓子戏”。实际上胶东地区有好几种地方小戏,比如南路的柳琴、东路的茂腔、西路的五音戏,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周姑子戏”,我听起来跟黄梅戏、山东梆子也有相似之处。总而言之,我想它可能是一个源头,然后再跟每个地方的民间小调结合起来,渐渐发展成一种独立的地方剧种。
我从小就听茂腔,人人都会唱上几段。当时的农村文化活动比较单调,除了每年能看那么一两场电影,再就是农闲期间,村子里面的业余剧团会演一些戏。20世纪60年代初,会演一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再后来就是样板戏,不管演什么内容,实际上都为农村青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否则,大家天天劳动,交友、恋爱、结婚都很不方便,大部分要经过父母之命、专业媒人来介绍。春节前后,这种民间剧团会从张家坡到李家坡,再从李家坡到王家坡,在互相串演的过程当中,各家各户会把剧团的人请回家吃饭,可能今天张小二请了一个演李铁梅的演员来家里吃饭,谈着谈着就变成了恋爱关系。后来,剧团开始跨县演出,社会意义就更加重大了。我们这个村庄是三县交界处,属于高密管辖,过了南边的河就是胶州,过了北边那条河就是平度,所以胶州的茂腔剧团、平度的柳腔剧团都会到我们这儿来演出,确实成就了很多桩婚姻。年轻男女通过看戏、演戏,结成良缘,一闹戏班大家都好找媳妇,这对于我们这些农村青年来讲,诱惑力还是蛮大的。所以,如果说家乡有旋律的话,我觉得茂腔就是故乡高密的旋律。
在当地,为什么人人都会唱、人人都能唱茂腔,首先,茂腔的旋律特别简单,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调,一起一伏,它采用的也是板腔体,板腔体一般都是334的句式结构,比如“王老汉坐厅堂眼泪汪汪,想起了当年事痛断肝肠”。其次,茂腔是用地方方言来演的,无论是对白还是唱腔,都是用方言士语,地方戏如果用官话、普通话来演的话就没有味道了。你想,越剧、秦腔如果用普通话来唱还有什么意思?地方戏就是跟地方方言密切相关。再一点,戏剧跟坊间卖艺的表演形式也是密切相关的,有很多小戏刚开始是家庭模式的演出,两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班子,在街头、集市上演戏,跟观众变相讨饭,当时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慢慢有了专业剧团。我到部队开始学习写作,刚开始也没有意识到民间戏曲是一笔重要的资源,也没有想到写小说的时候可以借鉴民间戏曲。我写《檀香刑》的时候,茂腔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实际上是写了一部戏曲化的小说,或者小说化的戏曲。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是戏班班主,小说里的所有人物都可以跟花脸、花旦、小丑等脸谱对应上。
现在我们谈到戏剧往往把话剧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话剧也跟小说离得最近,它主要是由对话构成的。其实中国古典小说的最大长项之一就是白描,作者往往不太注重心理刻画和描写,也没有那么多的意识流,当然,在梦境书写里面也有意识流,但主要还是要通过对人物语言、行为的朴素描述,把要说的话表达出来。当然,用这样的方式塑造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内心活动,它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也是很丰富的。 如果能够对中国小说的白描技巧熟练运用的话,改行写话剧应该还是比较省事的。 我学习写作之后,第一部作品就是写了一部话剧剧本,叫作《离婚》。那时主要是受《于无声处》的影响。当时我在山东黄县,就是现在的龙口,我们单位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我们单位是搞无线电侦听的,一到他们对外发报的时候,电视机就没法看了。画面就像水上漂着的水草一样,不断摇曳飘动。我就在这样一台电视机里面,看了央视转播的《于无声处》,后来又去看了它的文学剧本,我第一次感觉到话剧有这么大的力量,它的节奏显然比小说要快,而且一下子就把人物形象化了,很多不认识字的人照样可以看戏,感染力比读小说要强烈得多。受《于无声处》的启发,我写了一个类似的故事,《离婚》的故事梗概、人物设置都和《于无声处》很像。
那个阶段,我确实读了不少话剧剧本。我大哥是高中生,我二哥是初中生,他们有全套的中学语文教材。20世纪60年代初,语文分两种教材,一种是“文学读本”,一种是“汉语读本”。汉语教材里面是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技术方面的东西。文学教材里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节选,我记得我大哥其中一本文学教材里有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茅盾的《林家铺子》、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日出》《雷雨》,等等。那时候的农村根本不可能借到话剧剧本,但是通过中学教材,我接触到了话剧。后来我到黄县当兵的时候,有一个战友的未婚妻是黄县图书馆的管理员,于是我就有了机会开始大量阅读话剧作品,包括曹禺、郭沫若的剧本,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集,等等。后来我开始写小说了,就把话剧放下了。一直到1997年,我从部队转业以后,空军话剧团一个叫王向明的导演,找到了原广州军区话剧团里的王树增,王树增是我的同学,王导演让我们把《霸王别姬》这个老故事用话剧的方式重新演绎一下。我认为纯粹讲一个古代故事没有意思,所以最开始设置了两组人物,一组是项羽、吕雉、虞姬,一组是一个钢琴教师和她的锅炉工老公以及她在知青插队时期的钢琴家男朋友,两组人物交织在一起来写。后来他们在排的时候发现没法实现,这两组人物始终融合不到一块去,像水和油一样,后来索性就把当代部分的内容删去了,纯粹演了一个古代故事。2000年前后,《霸王别姬》在人艺小剧场演了一个月,这个小戏还被文化部对外交流公司派到了好几个国家去,包括埃及、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空军话剧团觉得《霸王别姬》很有意思,当时他们手里正好有一个剧本,是西安话剧院的一个老编剧写的,但是他们不太满意,希望我能给他们改一下。我一看这个剧本,我觉得没法改,很多东西穿越得太厉害,我记得写的是荆轲投宿在咸阳附近的一个旅店里面,秦始皇化装成老百姓,先跟荆轲去见了一面,我觉得这有点离谱。我跟他们说,要不我重新写一个吧。当时是“非典”期间,我就是在这个时期写了《我们的荆轲》。不久,空军话剧团解散了,王导演开始跟沈阳话剧团合作,《我们的荆轲》在沈阳演了三四场。一直到2010年左右,人艺的任鸣导演找到我,要重排《我们的荆轲》,但是他们也提了一些意见,认为这个剧本缺少一个魂。荆轲这个人物缺少一种精神上的高度,所以我增写了《高人颂》。《我们的荆轲》现在已经是人艺的一个保留剧目了。今年还去了塞尔维亚演出,我那段时间正好也在塞尔维亚,去看了一场演出,是用中文演的,塞尔维亚的观众是完全靠看字幕,但是剧场效果还是相当热烈的。
再就是到了《鳄鱼》。《鳄鱼》确实是很早以前的构思了。我还在《检察日报》工作的时候,接触了一些类似的题材。从那里离开之后,我一直想写一个跟反腐题材有关的戏,但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写呢? 既不能把贪官妖魔化,也不能脸谱化,要把他们当人来写,要把他们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才能使人物真正表现出个性来? 后来,我在法国访问的时候突生灵感,设想把贪官放置在国外的一个独立、封闭的环境里面,他既没有融入外国,又回不了中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会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当然,我们也听了很多类似的故事,他们外逃之后还是经常看国内的新闻,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的事,尤其是自己当过领导的地方和曾经的同僚。我想,作为一个人,他们对故士的思念是真实的,因为在异国他乡是没有必要表演的。试想,一个外逃贪官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却还在表达爱国之情,这是非常荒诞的,但是这也显示出人的复杂性,以及人对故士的复杂情感。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千方百计地想要逃离,一旦逃离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割舍不断,其实这和作家与故乡的关系非常相似。像我们这批作家当年在农村生活,封闭落后,物质贫乏,大家都千方百计地想离开农村,去城市里闯出一条路来,但是一旦离开以后,就会发现这种情感上的联系是割不断的。可能其他行业的工作者会稍微超脱一点,但作家跟故乡之间的联系是血脉上的联系,是离开以后就无所依托的联系。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欣赏的中外戏剧作品,其实有很多,像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西方比如契诃夫的《樱桃园》《海鸥》,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肮脏的手》《苍蝇》,再比如奥尼尔,我前两天刚看了他一个剧本,叫《琼斯皇帝》。另外还有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曾对中国喜剧产生了深刻影响。你们读过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的作品吗?他202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戏很有意思,都是独幕戏或者短剧,虽然台词极其简单,看起来在不断重复,但是意味深长。他的戏不像我们传统的大话剧,几十个角色上台,发生刀光剑影的矛盾冲突。他的戏跟《等待戈多》又不一样,《等待戈多》更加荒诞,他还是回归了一点。西方话剧到了斯特林堡、萨特的高度以后,迫使后来的剧作家只好不断地走荒诞的、现代派的道路,从这个角度来看,戏剧和小说的发展轨迹是很相似的。还要意识到一点,话剧的发展始终是跟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的。
王晴:无论是《檀香刑》《红高粱》中的茂腔,还是《鳄鱼》中的胡琴、京剧,在您的剧作中,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西方现代戏剧手法的结合,您认为这对于中国戏剧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有何意义?
莫言:我在用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它的国际意义,就是要适配人物的文化背景,跟人物当时的境地要吻合,到了某个时候,人物需要放开喉陇唱一嗓子,那就让他唱一下。一个作家所使用的元素通常是不自觉的,会使用他熟悉的一些东西。地方戏本身就是我比较熟悉的一部分文化资源,所以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会用上。
王晴:您曾提到“我现在的小说大家都能看懂”,那么戏剧的通俗性是您的戏剧创作追求之一吗?
莫言:我希望戏剧风格可以简洁明了一些,让观众都看懂,没有必要让大家散了戏以后再去思考人物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样不会有非常好的剧场效果。 剧场往往是不给你提供思索时间的,观众在剧场里产生的都是即时反应,哪个地方会忍不住鼓掌,哪个地方会忍不住大笑,我们的剧本清晰易懂一些,更容易让观众即时看懂这场戏。 当然,有一些剧本也需要导演和演员的再创造,有一些戏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但是演员用他们各自的风格去演绎,也许就会变成一个爆款。所以,一部好戏还是经得住导演、演员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创排的。
王晴:在写《鳄鱼》之前,您的大部分戏剧作品都选择了历史题材,比如《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等。《鳄鱼》是一部现实主义虚构作品,这是否意味着您戏剧创作的有意识转向?
莫言:严格地说,戏剧都是现代戏,即便是历史故事,也是现代人在写、现代人在演绎、现代人在看。我写的《霸王别姬》和《我们的荆轲》哪里看起来是像古代人,都是跟当下密切相关的,希望观众能够从古代的故事里面联想到当下的社会,甚至联想到自己身边的朋友,联想到自己个人的生活,然后才能够产生好的剧场效果,这样的作品才有意义。所以,我认为纯粹的古代戏是不存在的,我们谁也没有听到秦朝人是怎么说话的,他们每顿在吃什么样的饭菜,一切都只能靠猜想。
《鳄鱼》直面了一个当下非常尖锐的社会问题,这种戏写起来难度比较大。要把戏搬上舞台,要过很多关口。当然,写到什么样的火候我们自己会把关,分寸感要有。 写戏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比写小说要难,小说还是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空间性的,但是戏剧长度有限,像《鳄鱼》这样超过五万字的,在剧场演出的时间就会持续很久,要三个多小时。另外,戏剧是直面观众的,只能靠台词来表达思想与情感。 但是,越是富有挑战性,越是可以考验一个剧作家的创造能力。像《鳄鱼》这个戏,如果把它的故事背景放在国内的环境里面,基本上是没法写的,但是放到外国的一栋别墅里,那就仿佛发生在一个独立王国当中,这个独立的外部空间又通过电视、网络、信件,以及一些关键人物等介质,跟国内社会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剧中人物是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充分释放天性与个性的。
王晴:从题材上来看,您的小说作品《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红树林》等都与《鳄鱼》有相似之处,但是这次您选择了用戏剧文体来呈现,剧中有一条不断生长的鳄鱼,喻指着主人公无限膨胀的贪欲,十分巧妙。我们可不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鳄鱼》以小说的形式呈现,艺术效果会有哪些不同?您认为,与小说文体相比,戏剧对于反映生活、触及现实、塑造人物形象,有哪些特殊的优势?
莫言:肯定不一样,《鳄鱼》如果写成小说,那起码是一篇长篇小说,我应该会把单无惮的前史充分展开,他是一个农家子弟,经过怎样的勤学奋斗,一步步走到市长的位置上,最终又是怎样在贪腐的路上越滑越远。单无惮应该要历经一个逐步贪腐的过程,他一开始甚至还有些痛恨这种行为,但是没有办法,人性本身就具有弱点,他没有管控好自己的欲望。从违心到随心所欲,单无惮人性渐变的过程应该会在小说里展开讲述。
比起小说,我觉得戏剧的节奏可能更快一点,戏剧搬上舞台,它的表现力更加直截了当。当然,戏剧真正的传播范围肯定不如小说宽广。一部小说可以发行百万册,一本书也不可能只有一个读者,可以说一本书后面就有一个家庭。话剧的话,即便一年演200场,一场平均500人,才10万人,但是它在局部里面的表现力是特别强烈的。
作为剧作家和小说家,面对自己的作品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的书写出来,看到一个读者在捧着这本书阅读和我作为一个观众,坐在剧场里看舞台上演绎着我的剧本,这种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这也是很多人写剧本的一个重要原因。你坐在剧场的最后一排,看到大家为了你这个故事在流泪、在欢笑,这种成就感还是很大的。我想这也应该是舞台戏剧跟影视剧的差别所在,它有即时性的反应,每一场都不一样,都是完全无法预料的。
PART 02
从剧本到舞台:《鳄鱼》与话剧舞台
王晴:观众对《鳄鱼》话剧的评价非常好,他们发现了很多精彩的细节,比如许多观众都注意到了绿色沙发的妙处,它就像舞台上那条光影鳄鱼的尾巴;再比如光束与鲜花,这两个意象在剧本里并不突出,却在舞台上成为比较亮眼的装置。沙发、鲜花、灯光等装置都蕴藏着导演、舞美的理解与灵感。您在观看《鳄鱼》话剧后,有哪些舞台设计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莫言:说实话,这版《鳄鱼》话剧跟我想象中的舞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设想的鱼缸肯定要比现在还大,而且鱼缸里面应该是真有水的,瘦马真的会从楼上跳到水里去。鱼缸后面面对观众的是一个阳台,或者说二楼的栏杆,下面就是鱼缸。舞台面对观众的右侧是日常活动的空间,单无惮在这里坐着抽烟喝酒,打麻将的人在另一个角落。现在这版话剧的舞台左侧有一个楼梯,正面就是一组象征性的、有点像鳄鱼的沙发,关键的鳄鱼是用投影来展现的。当时我想,如果能把鳄鱼做成一个实物,就像英国国家话剧院与南非木偶剧院合作排的《战马》里面的马一样,用实操的方式,实现鳄鱼在舞台上的走动、说话,效果应该更好。当时有人建议说多制作一些鳄鱼道具,把很多小鳄鱼藏在观众席里,到最后让几百条鳄鱼纷纷从观众席里爬出来,我说这有风险,万一吓着小朋友怎么办?不过这样很有意思,也有可观之处,或许可以把小鳄鱼做得可爱一点,不要那么凶巴巴的,哪个观众拿到了,就可以作为自己的玩偶带回家。我觉得再过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会有更加先进的、更加强烈的手段来呈现鳄鱼和鱼缸,现在的鳄鱼只有一个图像,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戏剧效果。
王晴:除了舞台装置之外,对比文本,剧中人物在舞台上也有一些设计与调整,比如,开场的时候,瘦马流产掉的三个孩子的灵魂也出现在了舞台上;在某些精彩片段中,次要角色在舞台两侧探头探脑,成为这出闹剧的“看客”;众多儿童演员登场,齐声歌唱《歌声与微笑》,是非常动听且动人的伴奏。还有一个很难理解的设计,灯罩这个角色很早就登场了,她一直坐在台前,作为一个旁观者,与观众一起观看着别墅里发生的一切。作为剧作者,您怎么看待灯罩等人的舞台角色功能?
莫言:写的时候,我确实没有赋予灯罩这个人物特殊的身份和背景,纯粹就是牛布的合伙人、跟班,只是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配角,但是他们请来了女高音歌唱家幺红来扮演灯罩,为了给她多一些发挥空间,我最近又改了一稿,灯罩的身份稍微复杂了一点。剧本的后面,单无惮收到了几封从门缝里塞进来劝他回国的匿名信,我在新改的这一稿里,让单无惮去问灯罩,信是你递进来的吧?这就暗示了灯罩这个人的身份背景还是很复杂的。一方面牛布说过,他有朋友在中央情报局;另外,单无惮怀疑灯罩是国内派来的“卧底”,加了这么一点点细节。现在这版话剧中的灯罩采用的这种上场方式,可能是民间团体惯用的一些办法,希望能够跟观众打成一片,让观众也有一种参与感。你像凯丽饰演的吴巧玲,也是从观众席上走向舞台的,这还是挺好的表现方式,包括把瘦马那三个未出世的孩子形象化,直接变成梦幻一样的人物存在走上舞台。《鳄鱼》在苏州湾大剧院首演的时候,最后是让一群少年儿童上舞台唱《歌声与微笑》,我看过之后,说你们这个设计不合适,演出持续到很晚,这帮孩子第二天怎么上学?我建议取消这个环节,后来就用播放背景音乐的方式了。
对于一个剧本来说,导演和演员确实可以从他们的角度呈现出来,有的细节可能跟作家构思的不一样,甚至相差甚远,其实这都是允许的。莎士比亚也不可能活到今天,根据时代语境、技术手段的发展变化,每一部戏都应该有导演、演员的创意在里面。有的演员甚至可以把配角演成主角,我看现在的《鳄鱼》里面,凯丽就把吴巧玲演成主角了是吧?她气场太强了,从她一上场就和舞台以及观众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种现场效果特别强烈,也是十分有趣的。
王晴:现在的话剧《鳄鱼》里,瘦马(邓萃雯饰演)的口音是港普,后来吴巧玲(张凯丽饰演)用一句台词圆了一下,这是导演和演员的发挥,您觉得效果怎么样?另外,瘦马的造型似乎有点低调,不像剧本里那么张扬?
莫言:对,凯丽的那一句台词是剧本里没有的,后来这句话变成了一个最响亮的笑点,也让观众对邓萃雯的港普多了一层理解。其实在苏州湾大剧院首演的时候,瘦马的穿着比现在还要朴素,后来我提的意见里面有一条就是要给瘦马多准备几套妆造,她应该是非常耀眼的,如果打扮得像个女佣人一样,还不如吴巧玲好看,那怎么能行呢?现在你们看的北京场里,瘦马造型已经丰富、好看不少了。
王晴:我们看到《鳄鱼》在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中入围了“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单元,这是否意味着《鳄鱼》将被改编成电影?您是否会参与编剧工作呢?戏剧、电影之外,当下的短剧行业已经成型,既通俗,也有自身的艺术特征,您是否愿意尝试短剧创作或改编?
莫言:这是已经80多岁的谢飞导演推荐的,他说他如果再年轻一点的话,会亲自把《鳄鱼》话剧改编成一部电影,或者改编成一部七八集的电视短剧。我觉得《鳄鱼》改编成影视作品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改编成电影的话,如果是话剧版的电影,观赏度会很差,因为故事就只发生在那么一栋别墅里边。现在的电影观众喜欢看那种刺激性的东西,跟小说一样,那就需要扩展情节了,戏不仅仅要发生在别墅里,还要发生在国内,单无惮年轻时候的经历都要展示。尤其是改电视剧,篇幅一拉长,很多故事都要添进去,我感觉难度挺大的,再加上反腐题材的戏确实不好看。其实当年我在《检察日报》工作的时候,也写过一些反映检察官题材的剧本,那时候检察院还有反贪局,它有独立侦查权,可以动用武器和车辆,惊险场面还是可以存在的,现在跟检察院相关的戏越来越难拍了,戏剧效果相对平淡。
PART 03
从现在到未来:创作计划及给青年作家的建议
王晴: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戏剧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鳄鱼》话剧大量使用了LED、投影等多媒体技术,您如何评价这些技术在戏剧创作和演出中的应用?它们是否为您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灵感或挑战?
莫言:现在每一个舞台都在争奇斗艳,都恨不得把声光化电全部运用上,这当然会增强戏剧舞台的表现力,令人眼前一亮,但是我想作为剧作家来讲,恐怕最基本的还是要把故事讲好,把台词写好。至于其他的附加的一些技术手段,这都是后续的事情了,跟作家就没什么关系了。 技术再先进,玩得再花哨,如果剧本立不住,那也是没有用的。 就像现在有些短剧那样,故事本身都是俗不可耐的套路,顶多也就是满足一种非常浅层次的审美需要。
王晴:确实,现在短剧非常流行,我们通过您的公众号及一些采访可以了解到,其实您对当代年轻人的喜恶,对短剧、热梗、表情包等当下流行的元素都比较熟悉。那么您期望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制作成短剧吗?您会尝试短剧剧本的创作吗?
莫言:我确实刷到过一些短剧,很多短剧的情节都完全相似,不断地在克隆,往往是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邂逅了一夜,生了一个孩子,多少年之后这个男主角成了首富,而且身怀绝技,这个女主角又去他公司里打工,或者去他家里做佣人,受尽了欺辱。再就是一个傻女婿突然变成了天下最强大武功的拥有者,身份逐渐变得至高无上。我一边刷一边觉得没什么意思,但还是想看到后面的结局。我想这就跟抽烟一样,明知道会带来坏处,但还是想抽,很容易上瘾。我觉得刷短剧也是类似抽烟的这么一个没有意义,但是很容易上瘾的行为。
我觉得我不会去写短剧,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的一些作品或许可以改编成短剧。现在我在网络视频上看到的短剧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独立创作的演员,一帮年轻漂亮的孩子在那折腾。再一种就是把《大宅门》《觉醒年代》这些曾经在电视上很火的经典剧目分解成无数片段,我刷到过《父母爱情》,只要是刷过两次以后,系统就开始经常推送。有的经典片段你看过好几遍了,还是愿意看,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如果有人愿意把我的小说做成短剧,我希望他们认真一点。现在短剧普遍的质量都不是很高,所以我还真的挺期待出现一些高质量的快节奏视频。
王晴:您的公众号“两块砖墨讯”“莫言”“莫言读书会”“与莫言同行”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莫言”和“两块砖墨讯”已然是现象级的传播平台,已经有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文章。经营公众号的经历是否给您的创作带来了一些灵感或影响?
莫言:现在我亲力亲为的公众号就是“两块砖墨讯”,从诗词创作到文字到书写都是自己完成的,包括里边的所有照片也都是我自己拍的。“莫言”这个公众号到目前为止,新的东西比较少,基本上是把我过去那些散文、杂文,以及某些小说里面的一些片段做成内容,目的就是让网上的读者,主要是年轻人,了解我过去的作品,了解我对人生价值、社会问题的一些想法。这个传播方式还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把被妖魔化了的,或者说被经典化了的“莫言”拉回到现实当中来。年轻人会发现原来我跟他们家里的爷爷差不多,我们的交流没有什么障碍:他们能想到的,我也能想到;他们所做的,我也都能理解。我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取悦年轻人而去说一些自己内心并不同意的观点。所以,这个公众号相当于一个沟通的桥梁,它拆掉了我和年轻人之间的墙壁。当然,这个经验会对我的写作产生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开始意识到,年轻人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我们这一代人跟他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王晴:关于《鳄鱼》,您有没有收到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读者或者观众反馈?
莫言:有看了戏的人给我发微信,其他平台的评论我没去看,据说“小红书”好像正面的评价还比较多?最早在苏州首演之后,有一些观众建议会被王可然导演他们看到并采纳,这就让这个戏跟观众形成了一种互动。我想这个也是戏剧的优势,今天晚上演得不好,明天就可以修改,会收到即时性的反馈。相比之下,小说出版以后要是再去修订的话,那就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至于电影电视剧,一旦上映就更难修改了。
王晴:最后一个问题,小说、戏剧、散文、诗歌都在您未来的写作计划之内吗?您的下一部作品将是什么文体呢,以及您对青年创作者有何建议?
莫言:都有可能,现在看起来话剧肯定还要写下去的。歌剧《红高梁》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在剧本论证的过程中,我已经初步听到了一些反馈意见,说第五场,刘罗汉这个人物光彩照人,而主角九儿和余占鳌反而相形见细,我说这也没有办法,不能按照过去的那种理解,非要把所有的戏都挪到主角身上去,次要人物他既然光彩照人,让他变成主角不就行了吗?就像《鳄鱼》里边,本来吴巧玲只是一个配角,但是通过凯丽的表演,她就作为一个主要人物存在了,也取得了很好的戏剧效果。所以,应该打破一些陈规想法,没必要非得把所有的戏都强加到一个角色身上去。
很多作家实际上都在写剧本,我觉得谁都可以去尝试,但是有个要命的问题,如果写出来但是不能上演,那么这个作品实际上是没有彻底完成的,它仅仅只是作为一个读物存在,这确实还是挺遗憾的。但是要想写出来还能上演,作家确实得做出很多妥协,否则你的剧本只能作为一个留给后人去研究的文本。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考虑得周到一点。但如果你写剧本,只是想让它作为一个文本存在,没有其他想法,那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我觉得剧本写作跟小说写作很相似,很多剧本也可以完全当作小说来读。奥尼尔的话剧里面有大量的场景描写,这跟小说的场景描写没有任何区别,他对人物性格的分析也远超人物台词的篇幅。总而言之,话剧剧本没有一个固定的、必须遵循的模式,十分考验作家在文体方面的创新能力。如果写一个读起来根本不像话剧的剧本,那也不是不可以的,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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