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无编制,私塾先生靠什么糊口?收入不及手艺人,为何仍有人愿意教书?
先看一份合文。
清同治元年三月十八日,祁门县石溪康永清祠的族人立了一份《束心塾学合同议约》。起因写得很实在:祠下子弟“读书者寥落多年,门户亦难支持”。族中秩丁商议,决定“立一塾学”。
钱从哪里来?“将祠内田租递年除钱粮秣祀公用之外,扒田租贰拾种”,又把胡家坑的山场六股“归于永清祠契买,亦归塾学管业”。
这不是一份聘书,是一份“办学经费方案”。先生还没出场,钱先被安排明白了。田租、山场、祠产,是塾学运转的第一块基石。
束脩之外,还有两样东西:饭和节礼
塾师的收入,不止“工资”一项。
徐梓在《明清时期塾师的收入》中把收入拆成三项:束修、膳食、节敬。束修是主干,膳食和节敬是枝叶。
束修是事先说定的酬金,支付方式很杂。银钱、谷物、实物,甚至劳务,都可以折抵。安徽的地方研究提到,塾师收入中“学费(束脩)则是其教学收入的基本来源,膳食、聘礼、节敬与谢仪等收入量少且不稳定”,大米、茶叶、纸张、烟草乃至洗衣缝补,都可以拿来抵学费。到了清代,银钱支付才逐渐多起来。
膳食的弹性更大。最理想的状况是“供馔宿馆者为上”,住东家家、吃东家家。但这只有富裕东家才承受得起。普通东家备办的日常伙食,是“常膳二簋:一肉一蔬;宴会四簋:二肉二蔬”。有些人家供不起饭,就供给柴米油盐,由先生自己烧。明代周汝登算过一笔账:先生自己开伙,一年伙食费“须二十金,少者十五金”。
节敬是节日红包,清明、端午、中秋、年节,数额从几十文到几千文不等,加起来一般不超过全年束修。但也有很多学塾“节礼包分文未见”,先生只能私下抱怨几句。
账面上的数字,和实际到手的数字
同治年间的康永清祠合文,给学生的补贴标准列得很细:读四书者每名贴钱四百文,兼经业者加四百文;初入蒙者一百文,逐年递增;应试生童县考贴五百文,院考贴一千文,入洋赏花红二千四百文。这些钱是贴给学生的,先生的束修从祠产总收入里统一支付,具体数额不在这份合文里。
但从其他史料可以大致看到塾师收入的量级。道光三十年刊行的《童蒙急务》批评蒙馆学钱太低:“富者学钱止一二千,贫者止七八百,甚至有二三百文者”,一堂二十余学生,一年学赀“不过十三四千”。编者的评价很直接:“比之人家雇工,虽见有余,较之有等匠师,则大不足。”比雇工强一点,比手艺匠人差一截。
明代周汝登的说法是“一年之餼,须二十金,少者十五金”。清代海南地方史料说塾师束修“每年平均二十两银子左右,实在是很低的”。康熙时期有记载束修仅二两,光绪年间则变为每月六千文铜钱。高低之间,取决于地区、东家财力、先生有无功名。
没有秀才功名的塾师,收入更低。有研究指出,19世纪没有绅士身份的塾师平均年收入不足五十两,而普通劳动者年收入约十两。塾师比普通劳动者高,但高的幅度有限。而真正让塾师难堪的,往往不是数额本身。
拖欠,比低薪更磨人
塾师抱怨最多的并不是束修数量的少,而是束修支付的滞后。
拖欠不是个别现象。有塾师写诗自嘲讨薪的难堪:“蒙馆舌耕不自由,读书人到下场头,每逢年节先生苦,亲去沿门要束修。”到了年节,先生亲自上门,一家一家去要学费。这已经不是“工资低”的问题,是“工资能不能到手”的问题。
即便到手,成色也未必足。“束修况复多虚花,料谷腐米如丹砂。输贫偿债两无用,此物如何得养家?”给的谷子是陈腐的,既不能吃,也不能还债。银钱则“低银潮色,皆缺戥头”,成色不足、分量不够。
束修为什么分期支付?粟毓美解释得很坦白:“修金按月支送,非过事苛刻也。缘塾师不无更易,一经透支,则修脯既亏,学将中废。”怕先生中途走了,预付的钱收不回来。分期支付,本质上是东家对先生的不信任保险。
东家一句话,聘期就结束
私塾先生的聘约叫“关书”,聘期一般一年,期满是否续聘,“全由东家决定”。
没有编制,没有考核申诉,没有合同仲裁。教得好不好,东家说了算。学生听不懂,管家可以建议“把先生辞了吧”。先生被辞之后,出路通常是换一个村镇继续教,或者一边教书一边备考科举。
这套关系的底色不是雇佣,是熟人之间的信任与面子。东家请先生,往往是通过亲戚、同族、邻里介绍。先生教得好,东家脸上有光;先生被拖欠,碍于情面不好撕破脸。束修讨要之所以“如求乞然”,正是因为讨薪本身就是在消耗这张熟人网络里的体面。
谁在托底:宗族、乡绅,不是官府
康永清祠的合文说明了一件事:乡村教育的经费,首先来自宗族公产。祠田、山场、租谷,先扣掉祭祀和钱粮,剩下的拿来办学。这不是官府拨款,是族人自己凑出来的盘子。
徽州宗族的族规里,类似条文很常见。歙县《潭渡孝里黄氏家训》规定,族中子弟“苦志读书者,众加奖励,量佐其笔札膏火之费”;参加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义庄分别给钱一千文到三万文不等,会试中式另给二万文。清泉李氏的培元义塾,办法是“俸金公出”,先生工资从公产里出。
族塾的经费基础是学田。研究指出,族塾大多拥有学田,田租收入用于支付教师工资、学生伙食和学习用品。学田可以是个人捐置,也可以是宗族集资购置。有些宗族还把公款存入典当生息,用利息来发束修,本金不动。
官府的角色,更多是“劝谕”和“倡导”。地方官会发文要求士民设立义学,但钱主要靠捐。道光五年襄阳知县算的账很现实:一所义学最好有四五百金本金,年息四五十金,其中三四十金做先生束修,十金做学生纸笔;本金少的,利息只够先生吃饭,别的就顾不上了。
所以,乡村教育真正的托底者,是宗族的公产、乡绅的捐输、族规的约束。塾师站的那方讲台,底下垫着的是一整套熟人社会的经济安排。
结论:收入不高,但没有他们,基层教育就断了
回到开头的问题:私塾先生算不算“铁饭碗”?
不算。聘期一年,东家决定去留,束修可能拖欠,成色可能不足,节礼可能分文不见。一个没有功名的蒙师,收入“较之有等匠师,则大不足”。
但这套制度运转下来了。靠的是宗族公产托底,靠的是熟人网络约束,靠的是那些读了书、考不取功名、又不愿放下书本的人,在祠堂厢房或庙宇偏屋里,一年一年地教下去。
他们的收入账面上不如匠人,但他们做的事情,是匠人做不了的。
一份宗族合文里,办学经费来自祠田和山场,先生的工资从公产里出。没有编制,聘期一年,东家说了算。
你觉得,古代私塾先生这份“工作”,最像今天的什么职业?
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考不取功名,你会去坐这方讲台吗?
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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