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四月初三，中枢对外发出旨令，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就罢免了蓟辽督师王之臣，并命尚在归乡途中的袁崇焕接任。这不合常规的任免，不仅震动了朝堂，也开启了京畿封疆的大洗牌。
注：明朝罢革封疆大吏，常规要先给出具体理由或罪名。选任封疆时，即便人选已确定，也会待其入京觐见后再正式发出任命。
明朝后期京师周边各封疆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节制顺天、保定、辽东三抚，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的蓟辽总督。从职辖上就能看出，其天然和“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的蓟辽督师相干犯。
所以袁崇焕在平台召对时（七月初四），除了许诺五年复辽，还提了个前置要求。希望中枢能让督师统一辽事管辖权，“凡吏部用人、兵部指挥、户部措饷、言路持论，俱与边臣相呼应”，崇祯当场予以首肯。
同月关外宁远镇兵因欠饷哗变，并导致辽东巡抚毕自肃自尽。在袁崇焕的奏请下，中枢于八月决定暂时罢置辽东巡抚一职，其相关职责和权柄暂由蓟辽督师署理且不受蓟辽总督节制。
崇祯元年九月，受东江镇总兵官毛文龙两次率兵至登州闹饷的牵连，原直属明廷管辖的登莱巡抚孙国桢被革职听勘。袁崇焕也借机奏请，暂罢登莱巡抚一职，其职辖暂交督师府署理。
随着中枢的同意，蓟辽督师袁崇焕不仅获得了节制登莱、东江两镇的权柄，也基本告别了“经抚不和”，专一了辽事之权。但“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边警预防关外听督师袁崇焕相机战守，关内古北、喜峰等路，着抚臣（顺天巡抚）王应豸严督三协道将等官分地控扼，以匹马不入为功。（蓟辽）总督喻安性暂住关门东西策应，俟信少平即还密镇。
《崇祯长编》
崇祯于九月十六日发出谕旨，将蓟辽督师的职辖范围收缩回关外。除了限制督师之权，崇祯还隐形放大了顺天巡抚的权柄。
嘉靖三十三年，蓟辽总督的驻地移至密云后，蓟镇就分成了东西两协，由蓟辽总督和顺天巡抚（驻遵化）分别直属指挥。万历朝明廷在此基础上，将蓟镇西协拆分出来并升格为密云镇。
虽然顺天巡抚和蓟镇仍在蓟辽总督的节制之下，但顺天巡抚的“便宜行事”之权也在事实上升级了。简而言之，顺天巡抚已可甩开总督直接与兵部、中枢沟通和请旨。崇祯在圣旨里要求王应豸严守蓟镇防区以及喻安性早回密云，也暗含此意。
如果说这道圣旨不那么明显的话，其后的相关任命就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了。
崇祯登基后为了缩减越来越大的度支缺口，在各军镇强推“清兵裁饷”。虽然目的和着眼点都是对的，但过于追求时效的激烈手段激起了部分军镇的强烈反弹。比如东江毛文龙闹饷，以及蓟镇大规模哗变。
这两个军镇之所以反弹这么大，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点 -- 没有屯田。
东江镇原在朝鲜铁山一带拥有规模性的屯庄，但天启七年“丁卯之役”的战败，让东江镇不得不遁入海中。其后毛又拒绝了朝廷的移镇（盖州或金州）方案，所以也就没有恢复屯田的可能了。
蓟州镇则是一个特殊的军镇，它最初是为接纳定期入京操练的班军（各地卫所临时前往某地执行一定时间的操练、戍卫或修筑任务）而置，后虽升格固化为军镇，但其兵员主体仍是各地班军和募兵，所以一直没有实土供军士屯田自养。
明朝军卫屯田制虽日益崩坏，但并不代表没有产出。而没有屯田则意味着，兵士们能不能吃饱，全看朝廷是不是足额发放补贴（如京运年例银）。所以一搞大规模的清兵裁饷，他们就要直面粮饷断绝。
连有海贸补贴的东江镇都忍不了，完全靠朝廷的蓟州镇怎么会忍。所以蓟州的哗变，很快就发展成全镇闹饷和数万兵士下墩弃防的地步。
朝廷是既不敢强力镇压，也无法根本性解决问题，遂选择甩锅逃避。于崇祯二年三月十三日和闰四月十七日，分别将顺天巡抚王应豸革职逮捕（后判死罪）并命蓟辽总督喻安性回籍听勘。
王应豸被革职后没几天，中枢就任命王元雅继任顺天巡抚，解决裁饷和哗变问题。王元雅的办法是两头抓，一是清汰“冗兵”，一是通过兵部要求蓟辽督师划拨部分辽饷助蓟镇养兵（辽饷负责1.2万人）。
喻安性去职后，中枢并未马上补总督的缺。而是将此职务空置了至少一个月，直到崇祯元年夏（具体时间不详），才让刘策继任。这不论是中枢主动还是被动造成的，至少中枢觉得没有蓟辽总督，顺天巡抚一样能完成封疆职责。
除此之外，刘策的官衔也能说明问题。
巡抚和总督职务在出现之初，都是朝廷针对地方事务的“临时派遣”，又因为明朝的文官制只有御史可以跨部门参与政务（内阁只是给“建议”），所以督抚官缺很快就被都察院所垄断。
注：除了督抚由都察院御史出任（或兼御史衔），具体控制各地兵马钱粮的兵备道、督粮督饷官也大多是御史。所以明朝后期的督察院，如果不是组织性不好（内部派系严重），六部和内阁都不会是其对手。
由此督抚之间的权限和职辖，除了对应的敕令约束，某种程度上也会受封疆们的督察院职衔的左右。巡抚一般都是“右佥都御史”，总督、督师基本是高一级的“右副都御史”并兼兵部尚书衔。
但刘策不一样，他就任蓟辽总督时的官衔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和他的几个“下属”巡抚同级。
由此京畿北线军务有了怪现象，官衔上可以统管的蓟辽督师袁崇焕，中枢不允许他把手伸入蓟镇，这也是己巳之变前王元雅退回宁远援兵的基础原因。原本有权节制顺天巡抚的蓟辽总督刘策，又难以在官衔上给巡抚施加压力。
由此刘策就成了最冤的“冤大头”，职务上他需要为蓟镇的防务负责，这也是其后清军破边之初，崇祯传旨刘策“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地以失机论”的原因。但职权上他又很难对王元雅形成压制，让他听自己的号令。
所以刘策自上任起，王元雅就在蓟镇折腾自己的，基本就没有请示过自己的领导。直到后金攻打遵化的前一天，还在裁撤冗兵（不少直接投靠了后金并协助破城），把本就空虚的蓟镇折腾地更为破败。
王元雅殉国后，刘策有机会接手了。但他要面对的则是已经名存实亡的蓟镇，以及崇祯给他的收复遵化以赎东奴破边死罪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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