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给娃儿喂奶,家公突然撞门闯入一下把我推翻。
奶瓶脱了手,玻璃碎在瓷砖上,娃儿吓得呛了一口,脸涨成紫红。我后背磕在床沿,半边身子发麻,可我没喊,也没哭,只是侧过身把娃儿搂紧了,轻轻拍他的背。家公愣在门口,手还扶着门框,像是没弄明白自己怎么就进来了。他嘟囔了一句什么,大概是“我找我那件褂子”,然后退出去,门没带上。
我坐在冰凉的地上,娃儿还在怀里抽噎,碎玻璃碴子映着天花板的灯,亮晶晶的。我盯着那些碎片看了很久,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有些事,该时候来个了断。
他撞门不是头一回。
去年秋天,我刚出月子没多久,有天下午在里屋换衣裳,门没锁死,只虚掩着。家公推门就进来了,手里端着一碗红糖水,说是给我补身子。我半裸着背对着门,吓得扯过被子把自己裹住。他搁下碗就走,脸上没什么表情,好像媳妇的身体和堂屋的桌子没什么两样。
我跟丈夫提过一次。他正在修电风扇,螺丝刀拧得咔咔响,听我说完,头也没抬:“爸就是这脾气,几十年了,进谁屋都不敲门。他没坏心。”我站在旁边,手里攥着娃儿的尿布,想说这不是坏心不坏心的事,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说了他也不会懂,只会觉得我小题大做。
这房子是他们的。宅基地是家公的,房子是家公出钱盖的,连我们睡的那张床,都是家婆当年陪嫁的旧物。我从嫁过来那天起,就明白一件事:我是住进来的那个人。厨房的油盐酱醋摆在哪儿,家公定的;院子里的枣树剪不剪枝,家公定的;就连娃儿什么时候断奶,家婆也插过嘴,说“早点断,别惯坏了”。我没吭声,全都忍了。忍的理由很实在——娃儿小,我上不了班,手里没一分自己的钱。丈夫在镇上厂里做机修,一个月三千出头,交完水电煤气和娃儿的奶粉钱,剩不下什么。
我娘家人来走亲戚,我妈偷偷塞给我五百块钱,说“拿着应急”。我把钱压在褥子底下,舍不得花,像是攒着一条退路。可退路这东西,你不走,它就永远只是一张钞票。
那天家公撞门,是因为他要去镇上赶集,找那件洗干净的灰褂子。晾衣绳在后院,我的衣裳和娃儿的尿布挂在东边,他的和家婆的挂在西边,中间隔着一排空衣架。可他从不当回事,收衣服收岔了是常有的事。有一回他把我的胸罩收进他和家婆的衣柜里,我找了三天,最后家婆翻出来扔给我,脸上挂着一句没说出口的话。
饭桌上,家婆把一盘炒豆角往我这边推了推,说:“多吃点,奶水才够。”
我夹了一筷子,没滋味。
家公喝了一口粥,忽然说:“对了,东边那间空屋我收拾出来了,过两天把粮食囤进去。”
东边那间是娃儿的房间。现在里面就放了一张小床和一个旧柜子,娃儿再大点就得自己睡。我说:“爸,那间屋是娃儿的,囤粮食……”
家公筷子一放:“娃儿才几个月,急什么。粮食没处搁,潮了咋办。”
我看了一眼丈夫。他低着头扒饭,腮帮子鼓着,像没听见。
我放下筷子,声音不大:“爸,那屋给娃儿留着。”
家婆接话:“你爸也是为家里好,粮食搁外头要坏。”
我笑了一下,没再说话。那顿饭我吃得很慢,把碗里最后一粒米都嚼碎了咽下去。吃完饭我去刷碗,丈夫跟进来倒水,我低声问他:“你听见了?”
他“嗯”了一声。
“你怎么想的?”
他拧开水龙头冲手,冲了半天,说:“我再跟爸说说。”
又是这一句。这句话我听过十遍了。他永远在“说说”,从来没“说成”过。
那天晚上娃儿睡得早,我坐在床边叠衣裳,听见堂屋家公跟家婆说话。声音不大,但夜里静,字字清楚。家公说:“她一个带娃的,又不挣钱,还想当家?屋给娃儿留着,粮食搁哪儿?总不能搁我炕上。”
家婆没接话,只叹了口气。
我手里的衣裳叠了又叠,叠成一个小方块,又抖开重新叠。那口气就在胸口堵着,上不来,下不去。我忽然想起刚嫁过来那年,家公指着院子说“这以后就是你家”,我当真了。现在才明白,他说的是“这以后就是你住的家”,一字之差,差着一本账。
那本账上写着:房子,他出的;地,他分的;粮食,他种的。我出的只有一样——子宫。娃儿生了,我的用途也就用完了。剩下的日子,我是这个家里一个不领工资的保姆,喂奶、洗衣、做饭、打扫,哪天娃儿上了幼儿园,我出去打工,挣回来的钱交不交公,还得另说。
家公撞门那天,我在地上坐了五分钟。娃儿哭累了,趴在我肩头睡了。我站起来,把他放在床上,拿扫帚扫碎玻璃。扫到门口,家公的拖鞋印还在,我蹲下去用抹布擦,擦了两遍,还有一点印子。
中午丈夫回来吃饭,看见垃圾桶里的碎奶瓶,问:“咋了?”
我说:“爸撞门进来的,奶瓶摔了。”
他眉头皱了一下,嘴张了张,又闭上了。他把碗端起来,吃了两口,忽然说:“爸说要囤粮食那事,我跟他说了,东屋不囤了。”
我看着他。
他补了一句:“爸答应了。”
我“哦”了一声。答应了又怎样。东屋不囤粮食,下次呢?下次他要翻我的柜子,要扔我的东西,要在我喂奶的时候推门进来——哪一次不是他“答应了”,可答应的是事,不是人。在这个家里,我的边界就是一句“爸答应了”,风一吹就散。
晚上我给娃儿喂奶,没关严门,留了一条缝。丈夫看见了,说:“把门关上吧。”
我说:“关不关有什么区别。”
他站着看了我一会儿,转身出去了。我听见他在院里跟家公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说什么,但家公忽然拔高了嗓门:“我又不是故意的!一家人还锁门,防谁呢?”
我没动,把娃儿往怀里拢了拢。娃儿的小手攥着我的衣领,攥得很紧。我低头看他的脸,肉嘟嘟的,什么都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有个妈,在这个家里连一扇能锁的门都没有。
我等到娃儿周岁,断了奶,在镇上一家超市找了份理货的活。早班七点到下午三点,晚班三点到十点,一个月两千四,不包吃住。我跟丈夫说:“挣了钱我自己存着。”
他愣了一下:“存着干啥?”
我说:“给娃儿上学。”
他没再问。可我知道他心里在算:两千四,存一年是两万八千八,够娃儿上三年幼儿园。这笔账他算得清,但他算不清的是另一笔——我为什么忽然要出去挣这份钱。
家公听说我要上班,第一反应是:“那娃儿谁带?”
我说:“妈带白天,我晚上回来自己带。”
家婆在一旁择菜,手停了一下,说:“我腰不好,带一天可够呛。”
我说:“那就送托儿所,镇上有一家,一个月八百。”
家公哼了一声:“八百?你一个月才挣多少。”
我把娃儿的碗从消毒柜里拿出来,摆好,说:“挣多少是我的事。娃儿是我生的,我养得起。”
那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家里把话说死。说完我自己都愣了一下。家婆择菜的手没停,但节奏乱了。家公站起来去院子里抽烟,打火机打了三下才点着。
上班第三个月,我攒了四千多块钱。我在手机备忘录里列了个单子:房租,水电,娃儿的托费,我和娃儿的生活费。一个月一千八能打住。还剩六百。六百块钱不多,但那是活钱,是我随时能拿出来的钱。
我开始留意镇上的出租房。不带院子,四十平,一个月四百五。我没跟任何人说。有一天下晚班回来,路过那栋楼,我站楼下看了一会儿。二楼亮着灯的那户,阳台晾着小孩的衣裳,碎花的。我盯着那件小衣裳看了很久,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件衣裳要是我的娃儿的,我晚上收回来,不用问任何人“能不能挂在东边”。
家公撞门的事,后来谁也没再提。饭桌上该吃吃该喝喝,他照样不敲门进堂屋,只是不再进我里屋了。门锁我换了,换了把带插销的,五块钱,五金店买的,我自己拧螺丝装上去的。装完我试了试,插销很顺溜,咔嗒一声,门就锁死了。
丈夫回来看见新插销,问:“谁让换的?”
我说:“我让换的。”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那一眼里有东西,我说不上来,像是他忽然发现我这个人他不太认得。
娃儿一岁半的时候,我在超市从理货员干到了收银。收银得站着,不能坐,一天站八个小时,脚肿。可收银比理货多四百块钱,还能学电脑。我学得慢,记不住条码,老得翻手册。但一个月下来,我没出过大错。领班说我稳。
我把工资卡收在衣柜最里头那个抽屉的暗格里,暗格是我自己用硬纸板隔出来的,上面压着冬天的棉袄。卡里每个月多两千八,我取出一千八零花,剩下一千整存着。存到第五个月,我把镇上那间出租房定了下来。
搬家那天,我只带走了我和娃儿的衣裳、娃儿的奶瓶和玩具、还有那把插销——我把插销从旧门上卸下来,装到了新家的门上。家婆站在院门口,脸色不好看,说:“说走就走,这算怎么回事。”
我说:“妈,我带娃儿出去住一阵,您想他了就来看。”
家公坐在堂屋里没出来,烟抽了一根接一根。我拎着包走到大门口,他忽然喊了一嗓子:“娃儿是我们家的!”
我站住了,回头看他。他坐在那把旧藤椅里,背驼着,手里攥着烟,脸涨得通红。
我说:“娃儿是我生的。我带他走,天经地义。”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第二个字。
我抱着娃儿上了三轮车。娃儿趴在我肩膀上,回头看了一眼院子,奶声奶气地喊了声“爷爷”。家公站起来,往前迈了一步,又站住了。车开了,后视镜里,他站在那棵枣树底下,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点。
新家很小,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娃儿在屋里跑来跑去,地方不够,跑两步就撞墙,可他高兴,咯咯笑。晚上我给他喂奶——那时候刚断奶,改喝瓶装奶——他抱着奶瓶坐在我腿上,我一只手揽着他,另一只手在手机上算这个月的账。房租四百五,托费八百,吃喝六百,还剩四百。四百块,够买两罐奶粉。
我盯着那四百块钱的余额,忽然想起家公撞门那天,我坐在地上看碎玻璃碴子,心里翻来覆去那句话:有些事,该时候来个了断。那时候我以为“了断”是吵一架、闹一场,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现在我才明白,真正的了断不是吵,不是闹,是把那本账重新算一遍。他出的房子、地、粮食,我一样都不要了。我出的力气、奶水、日夜,我也不跟他们算了。两清。
可两清算得清吗。上个月家婆来看娃儿,带了一兜子自家树上打的枣。娃儿爱吃,抓起来就往嘴里塞。家婆坐在小床上,四下看了看,说:“这屋小归小,收拾得挺干净。”
临走她搁下两百块钱,说给娃儿买衣裳。我没推,收下了。她走到门口,回过头,像是有话要说。我等了一会儿,她只说:“你爸那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我点了点头。
她走了以后,我把那两百块钱夹进账本里,和这个月的开销记在一起。账本是我用超市的废小票背面订的,一行一行,写得清清楚楚。那两百块钱我记在“收”栏里,来源写的是“娃儿奶奶”。可我心里知道,这笔钱不用还,也还不清。它和那把插销、那间出租屋、那四百块余额一样,都是我给自己算出来的活路。
娃儿现在两岁了,会自己拿勺子吃饭,会喊“妈妈上班”。有一天他从托儿所回来,手里攥着半块饼干,举到我嘴边说:“妈妈吃。”我低头咬了一小口,饼干渣掉在裤子上,他伸手去拍,拍了两下没拍干净,抬头看我,咧嘴笑了。
我也笑了。笑着笑着,嘴里那口饼干忽然嚼不动了,嗓子眼发紧。我使劲咽了一下,咽下去了。饼干是甜的,可我吃出了别的味儿——说不上来是什么味,像是那把插销的铁腥气,又像是碎玻璃碴子映出来的灯光。我没再往下想。我把娃儿抱到腿上,给他擦嘴,擦完了亲了他脑门一下,说:“明天妈妈休息,带你去公园。”
他欢呼了一声,从我腿上滑下去,跑去翻他的小画书。
我坐在那儿没动,看着他的后脑勺,圆溜溜的,头发软塌塌地贴在头皮上。我想起家公那天喊的“娃儿是我们家的”。他说得对,娃儿是他们家的血脉,这改不了,我也不想改。可娃儿更是我一天一天喂大的,一口奶一口饭,一个夜一个夜熬过来的。这笔账不用算给谁看,我自己心里有数。
窗外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斜着打进来,落在地板上,暖洋洋的。娃儿翻着画书,忽然回头喊我:“妈妈,讲这个。”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把画书摊开。他指着一只大象,说:“大象,大。”我念了一遍,他跟着念了一遍,声音脆生生的,像刚洗过的枣。
我念着念着,忽然走了神。我在想,等娃儿再大点,他会问我,为什么我们不住爷爷家。我该怎么答。我想了好几个版本,都不对。最后我想,就照实说吧。爷爷家的房子是爷爷的,粮食是爷爷的,连那扇门都是爷爷的。妈妈想要一扇自己能锁的门,就带着你出来住。这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一扇能锁的门,不贵,五块钱的插销,可你得先把自己从那个不锁门的屋子里挪出来。
画书念到最后一页,娃儿靠在我胳膊上睡着了,嘴巴微微张着,口水洇湿了我的袖子。我没动,让他靠着。灯还亮着,门插着。外面走廊里有脚步声走过去,又走回来,是隔壁那户的男人在下班。我听着那脚步远了,屋里静下来,只剩娃儿的呼吸声,一起一伏。
我把画书合上,搁在枕头边。那本账本压在画书底下,露出一个角。我没去翻它。明天还要上班,晚班,三点到十点。娃儿送托儿所,晚上让隔壁阿姨帮忙接一下,我给二十块钱。二十块钱买我四个钟头的自由,划算。这笔账我算得过来。
至于家公那边——上礼拜他托人捎了一袋新磨的面粉来,没捎话。我把面粉收下了,给娃儿蒸了一锅馒头。馒头暄腾腾的,娃儿吃了大半个。我看着他吃,心里想,这面粉是他们家地里长出来的麦子磨的。娃儿吃它,天经地义。但我不吃。我吃超市买的挂面,三块钱一包,煮了拌酱油。我不吃那袋面粉,也不恨那袋面粉。我只是把它搁在柜子最下层,和我的挂面分开放。
门插着,灯亮着。有些了断不是一刀两断,是各算各的账,各吃各的饭。娃儿在梦里咂了咂嘴,翻了个身,一条小腿搭在我肚子上,沉甸甸的。我没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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