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3年冬，成都城外，魏军将领钟会刚刚接到蜀汉后主刘禅投降的消息，按理说，他应该是整个灭蜀行动中最风光的人。然而，真正让他坐立不安的，不是成都城下的胜负，而是长安方向传来的一封信。
这封信来自司马昭。信中说，担心邓艾部众不肯受命，已经派贾充率一万步骑进入斜谷，自己还要亲自率领十万大军驻守长安，很快就会与钟会相见。
钟会看完之后，脸色大变。他对亲信说：“司马昭若只为处置邓艾，何必调动这么多兵马？”停了一会儿，他又说：“看来，他已经怀疑我了。”
这句话，基本揭开了钟会最后三天的心理变化。
钟会并不是突然生出反意。早在伐蜀之前，他就已经是司马昭集团中的核心人物。钟会出身颍川钟氏，父亲钟繇是曹魏重臣，也是书法名家。家世、才学、谋略，钟会一样不缺。他尤其善于揣摩形势，曾在平定淮南诸叛、处理东吴降将等事情上展现出过人的手段。
司马昭决定伐蜀时，朝中并非人人赞成。邓艾多次认为时机未到，担心蜀汉凭借剑阁险要拖垮魏军。司马昭当然明白其中风险，但他仍然要推动战争，因为260年发生的高贵乡公曹髦遇害，使他的政治处境变得十分微妙。
曹髦曾公开斥责司马昭专权，随后带着身边卫士出宫，试图到大将军府讨说法。途中，成济在贾充指使下杀死曹髦。司马昭随后处置成济兄弟，却无法消除弑君带来的影响。对他而言，一场足以震动天下的胜仗，既能扩大军权，也能为日后取代曹魏增添筹码。
钟会看出了司马昭的需要，于是坚定支持伐蜀。这个选择既有战略判断，也有个人考虑。他清楚，只有继续站在司马昭身边，自己的仕途才会不断上升。
263年8月，钟会率主力从关中南下，邓艾由西线进攻姜维，诸葛绪负责阻截。魏军原本希望在汉中和阴平一带合围姜维，但姜维迅速调整部署，退守剑阁。钟会大军推进到剑阁后，遭到蜀军顽强抵抗，战局一度陷入僵持。
真正改变局面的，是邓艾偷渡阴平。
邓艾没有继续在正面消耗，而是率军穿越七百余里的险绝山路。途中粮道中断，士卒攀木渡崖，甚至裹着毡毯滚下山坡。抵达江油时，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但仍然打破了蜀军防线。
随后，邓艾进逼绵竹。诸葛瞻率军迎战，拒绝接受劝降，最终兵败自尽。蜀汉成都门户洞开，刘禅在谯周劝说下出降，姜维也被迫停止抵抗。钟会在剑阁前久攻不下，邓艾却从后方完成了决定性突破。
这份功劳，本应属于钟会与邓艾共同分享，但两人之间很快出现了裂痕。邓艾入成都后，未经完全批准便自行任命蜀地官员，还上书提出继续进攻东吴。钟会抓住这些行为，暗中截留并修改邓艾书信，使其言辞看起来更加跋扈。
钟会精于书法，模仿笔迹并非难事。卫瓘等人随后上报司马昭，邓艾被押解。邓艾不断申辩，认为自己只是处置军政过急，并无反意，可他没有机会当面向司马昭解释。264年初，邓艾父子在押送途中被杀。
邓艾一死，灭蜀头号功臣只剩钟会。司马昭封他为司徒，却没有让他立即回到洛阳。这个安排看似尊崇，实际也带着防范意味。钟会手中拥有十余万大军，军队成分复杂，既有自己的部属，也有邓艾、诸葛绪旧部，还有投降后被编入魏军的蜀汉将士。
更麻烦的是，钟会身边还有姜维。
姜维原是蜀汉大将，投降之后主动接近钟会。钟会敬重他的才华，姜维则不断观察钟会的野心。姜维很清楚，钟会若回到洛阳，未必能够得到司马昭真正信任，于是对他说：“你功劳太大，回去以后，未必安全。”
这不是简单的劝告，而是在试探钟会。姜维希望借助魏军内部的混乱，恢复蜀汉；钟会则想摆脱功高震主的困境。两个人目标不同，却暂时站到了一起。
司马昭的来信，最终让钟会下定决心。他认为自己已经被怀疑，与其回洛阳受制，不如控制蜀地。事情若成功，或许可以争夺天下；即便失败，也能凭借蜀地险要据守一方。
这个判断并非全无根据，但钟会犯下了致命错误：他有反意，却没有完成起兵所需的准备。
他召集将领，以郭太后名义讨伐司马昭。被扣押的魏军将领们大多沉默，没有人公开响应。姜维主张把这些人全部杀掉，钟会却始终犹豫，只是将他们关押起来。
钟会的迟疑，给了对手机会。胡烈通过亲信散布消息，称钟会已经挖好大坑，准备把被关押的将领全部杀死。谣言很快传遍军营，魏军将士人人自危。264年3月3日，被扣押将领的部下发动兵变，冲入钟会营中。
钟会身边亲兵仓促迎战，很快失去控制。钟会被杀，姜维也死于乱军之中。兵变从爆发到结束，只有极短时间，钟会根本没有机会重新组织军队。
钟会死后，司马昭处理了他的家族。钟会没有亲生儿子，两个养子钟毅、钟邕实际上是兄长钟毓的儿子，最终被处死；侄子钟峻、钟辿则被放过。钟会的尸体后来由向雄收殓，向雄因此受到责难，却仍坚持为其收葬。
钟会不是毫无野心，也不是完全被人推着走。他确实想过割据蜀地，甚至设想过更大的局面。但他的反叛来得太快，军队没有整合，部将没有安抚，名义也缺乏号召力。司马昭的猜疑、姜维的推动和钟会自己的判断，共同把他推入了那场只持续三天的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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