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北京，77岁的刘伯承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里人多、事杂，他双目失明，行动又不方便，只能由身边工作人员照料。一次喝水时，他不慎碰倒杯子，清脆的碎裂声传开，老人当即紧张起来。
会议结束回到家中，他对家人说：“我坐在那里，水也不敢喝。”这句话听着像是在诉苦，背后却是一个失明老人面对陌生环境时的无奈。想喝水，要有人搀扶；想离席，也要提前请人引路。对普通人来说很简单的动作，对他却变成了需要反复顾虑的事情。
刘伯承并不是怕打碎一只杯子，而是不愿给别人添麻烦，更不愿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影响会议秩序。戎马生涯中，他习惯了判断地形、掌握节奏，到了晚年，视觉消失，许多最基本的生活安排都要依靠他人，这种落差自然令人难受。
那段时间，他很少在家人面前谈论自己的困难。秘书会给他读报纸、读文件，大儿子刘太行也曾到一些高校了解情况，再回来向父亲汇报。刘伯承听得很认真，常常沉默良久，不轻易发表议论。
有意思的是，失去视力并没有让他停止思考。军事形势、干部作风、群众生活，这些问题仍在他心里反复掂量。只是世事纷杂，旧日并肩作战的同志有的已离开岗位，有的正在经受新的考验，他能做的越来越少，沉默也就多了起来。
他惦记得最多的，还是太行山区的百姓。抗日战争时期，一二九师师部长期活动在河北涉县，那里留下了刘伯承和许多将士的足迹。家里人出差回来，他常会问：“涉县的庄稼怎么样？乡亲们过得好不好？”
这不是一句随口的问话。战争年代，部队依靠群众生存，群众也把子弟送进队伍。刘伯承对涉县的牵挂，既有对老根据地的感情，也包含一名老军人对百姓生活的长期责任感。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刘伯承已经80岁。听到消息后，他由孩子扶着前往吊唁。由于双目失明，他无法像常人那样辨认老战友的面容，只能伸出手，一点点触摸陈毅的脸和胸口。
他低声喊道：“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这句话带着旧日战场上的称呼，也带着失去战友后的痛楚。两人相识多年，既是并肩作战的同志，也曾在许多关键时刻彼此支持。
刘伯承对子女要求严格。孙辈出生后，家里没有把孩子养成特殊人物，仍让他进普通幼儿园、普通学校，自己带钥匙，乘坐公共交通。老人认为，干部子弟越要懂得劳动和生活，不能脱离普通群众。
同年，刘伯承曾让幼子刘太迟扶着在院中散步。走了一会儿，他忽然松开手，摸索着继续向前，并说道：“这就叫自强不息。我80多岁还要自强不息，你们年轻人更要自强不息。”话不长，却是他一贯的性格：身体衰弱，意志不能松懈。
1975年以后，刘伯承逐渐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即便如此，他仍关心国家和军队事务。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七中全会向他致敬，称誉他是身经百战的元帅、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和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86年10月7日，94岁的刘伯承在北京逝世。关于他的追悼会，相关安排由中央研究决定，刘家没有提出特殊要求。至于后来流传的某些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刘伯承一生重视纪律，也要求家人按规定办事。
他留给子女的要求很朴素：自食其力，踏踏实实为国家和人民做些好事。去世后，刘太行等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向太行山、淮海大地、南京以及家乡重庆开县。涉县太行山上，后来又有几位将帅的骨灰安放于此，这片山岭也因此被称为将军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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