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中国,胜负大势已经明朗,却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结束,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上海等地陆续解放。可在西南、华南以及沿海岛屿,战事仍在继续,国民党军队也没有彻底放下抵抗。
正因为如此,开国大典究竟何时举行,中央一度十分谨慎。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国名、国旗、国徽等问题逐步得到讨论,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形式也渐渐明确。唯独典礼日期,迟迟没有立即确定。毛泽东考虑得很实际:如果全国局势尚未稳定,过早举行建国仪式,一旦遭到军事袭击,影响的不只是典礼本身,也可能影响新政权的安全和国际形象。
当时提出的一个方案,是把时间放在1950年1月1日。这个日期距离全国大部分地区完成接管已有几个月,准备工作更充分,安全方面也容易安排。对刚刚经历长期战争的中国来说,这个考虑并不保守,而是对现实局势的判断。
然而,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提出了不同意见。
据相关回忆,刘少奇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筹备新政府的进展,并谈到开国大典暂定在1950年元旦。斯大林听完后没有立即表示赞同,而是提醒说,重大问题需要掌握时机,不能因为等待绝对稳妥而错过关键节点。他特别提到,若中国长期处在旧政权已经崩溃、新政权尚未正式建立的状态,外部势力可能借口“无政府”进行干涉。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
刘少奇回国后,将谈话内容报告中央。毛泽东没有马上拍板,而是反复权衡。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全国胜利的主要条件,但蒋介石集团仍控制着台湾等地,英美等国也可能继续向其提供支持。倘若建国日期拖到1950年,确实会给对手留下重新组织、争取外援的时间。
有意思的是,斯大林的提醒并不是让中国仓促办典礼,而是让中央重新审视“等待完全结束战争”与“及时建立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战争可以继续进行,国家却不能长期处在没有正式中央政府的状态。
于是,中央决定把开国大典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距离原先考虑的1950年1月1日,整整提前了三个月。
日期确定后,保密便成了重要任务。北平刚刚解放不久,1949年5月,国民党空军曾袭击南苑机场,说明对方仍具备空袭能力。开国大典若被袭击,广场上聚集的大量群众必然面临危险。
聂荣臻参与研究安全方案时,提出将典礼安排在下午三点举行。这个时间既便于群众集结,也能让防空部署有较充分准备。地点方面,西苑机场场地宽阔,适合大规模队列展开;天安门则位于北平中心,政治象征意义突出,群众组织和交通集结都更方便。经过周恩来等人反复研究,中央最终选择天安门作为典礼和阅兵地点。
筹备工作并不轻松。城楼、广场、交通、防空、卫生,每一项都要落实。天安门附近的防空设施被重新清理,警卫人员反复检查进出证件。有人问:“典礼时间已经定了,消息什么时候公布?”得到的回答很明确:“越晚公布越好。”
直到1949年10月1日上午,典礼将在当天下午举行的消息才正式对外发布。
当天,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前,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他胸前的代表证意外遗失,而没有证件便不能通过警卫检查。工作人员赶紧重新制作,毛泽东在等待其他代表时放慢脚步,最终拿到了一条字迹尚未完全干透的红绸代表证。
下午三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随后,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礼炮鸣放,人民解放军接受检阅,群众游行持续到当晚。
那一天,中国仍有战事尚未完全结束,台湾、西藏等地的局势也尚待处理。但国家政权已经正式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开始代表中国行使职权。开国大典提前举行,既是对国内战争形势的判断,也是对复杂国际环境的回应。斯大林在莫斯科提出的那句提醒,最终促成了这个日期的改变。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