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天,山东、河北交界的清河军区,李干事和战士王恺带着几筐红枣进城。表面上,他们是赶着做买卖的小商贩;实际上,车上装着的不是普通货物,而是一场危险接头的掩护。

那时的清河根据地,正处在日军扫荡和封锁的重压之下。村庄被反复搜掠,粮食紧张,部队的弹药更是捉襟见肘。步枪已经算稀罕物,子弹也要一发一发计算,许多战斗只能依靠土制武器和近距离伏击。

军区很难把补给送进各个分区。道路有据点,沿途有哨卡,稍有风吹草动,运输人员便可能暴露。因此,各地只能自行寻找武器和情报来源。杨仲信,正是组织设法联系的一名重要同志。

他的公开身份隐藏在敌占区,平时与伪军系统有联系,能够接触到日军调动和据点布置。李干事与王恺接到任务,要找到他,并尽量带回一批枪弹。

进城不能穿军装,也不能装成普通农民。两人身上带着军人的利落劲儿,若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出现,反而容易引起盘问。李干事盯着一篮红枣看了片刻,想出了办法:扮成卖枣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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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李干事装作掌柜,王恺扮成长工,两辆自行车上驮着几筐红枣。沿途经过哨卡时,他们故意显得拘谨,逢人便赔笑递烟。进城时又拿出一块银元,才通过守卫盘查。

两人没有立即前往接头地点,而是在街上兜了几圈,先去几家饭铺询问行情。李干事负责讨价还价,王恺则观察周围动静。确认暂时没有尾随者后,他们才住进顺义客栈。

客栈里人来人往,最适合隐藏身份。李干事在门口摆摊卖枣,还特意向住客招揽生意,装出一副只想把货卖掉的样子。王恺站在旁边帮忙,眼睛却不断扫向街口。

一天过去,没有消息。两天过去,仍然没人前来。红枣渐渐卖空,杨仲信却始终没有出现。接头可能已经暴露,也可能是联络方式发生了变化。继续留下,风险只会越来越大。

两人决定撤回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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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途中,他们在河边停下歇脚,又到附近摊位吃了两碗凉粉。正准备离开时,自行车轮胎突然爆裂,声响在空旷地带格外刺耳。没过多久,一队伪军赶到,认定他们形迹可疑。

李干事赶忙解释,说自己是进城卖枣的商贩,车胎是被烈日晒坏的。伪军小队长听着觉得有些道理,正准备放人,旁边却有人提出搜身。

这一下,局面彻底变了。

两人腰间都藏着手枪,一旦搜出,身份便无法掩饰。李干事和王恺交换了一个眼神,突然拔枪反抗。可惜他们缺乏实战使用枪械的经验,几轮射击后,子弹很快打空,只击伤两名伪军,自己也被当场制服。

伪军押着他们往城里走。按照惯例,这两个“八路”本应被送交日军审讯。但行至半路,小队长改变主意,把人带到了一个伪军队长的据点。

屋内,那名队长看起来并不急着审问。他先让人把两名俘虏带出去,随后一路跟随,催促押送人员走到偏僻荒地。这个举动很奇怪,像是在避开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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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荒地,队长支开小队长,借口让他去买西瓜。四下无人后,他捡起地上的枪,慢慢走近李干事和王恺。两人已经做好了牺牲准备。

谁也没想到,他开口问的却是:“枣怎么卖?”

李干事心头一震,立刻按接头暗语回答:“自家种的,甜。”

对方继续追问枣的品种,李干事答出“临沂蜜枣”。随后,那名伪军队长说,自己有个亲戚叫杨仲信,专门收这种枣。

暗语完全吻合。

眼前这个准备押解他们的伪军队长,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杨仲信。此前他没有在顺义客栈露面,并非失约,而是客栈周围已经不再安全。他只能换一种方式接近同志,甚至把两人“押”到荒地,避开旁人的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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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仲信迅速替他们松绑,将两人的手枪取回,又把自己的枪、伪军小队长留下的武器、子弹和手雷一并交给他们。他还带来一个紧急情报:日军正在向渤海湾方向集中兵力,大规模扫荡可能很快展开。

撤离前,杨仲信又交代新的接头地点,提醒顺义客栈已经不能再用。李干事和王恺刚要离开,他却突然叫住两人,指了指自己的大腿。

“给我打一枪,否则他们不会相信。”

这不是表演,而是为了保住潜伏身份。李干事迟迟没有扣动扳机,杨仲信却始终神色坚定。片刻后,枪声在荒地上响起,杨仲信倒地,李干事和王恺带着枪弹冲出了封锁线。

回到军区后,两人报告了敌情,也交回了缴获的武器。那次接头没有发生在客栈,甚至没有以同志相认开始,却在一场抓捕和押解中完成。杨仲信用伪军队长的身份,替根据地争取到了情报、弹药和撤离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