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昆明城内，国民党保密系统的两名要员毛人凤与沈醉，正处在一场即将改变个人命运的风暴中心。毛人凤准备离开云南，沈醉却没有按常理为他送行，而是在心里盘算一件极其危险的事：让这位曾经的上司死在离开大陆之前。
事情并非突然发生。沈醉早年进入特务系统，与他的姐夫余乐醒有关。余乐醒曾是北伐军成员，后来进入复兴社特务处，沈醉也由此接触到戴笠领导的情报机构。
那时的沈醉年纪很轻，做事果断，敢冒险，很快在行动部门崭露头角。戴笠对下属有一套笼络办法，既讲组织纪律，也会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沈醉后来回忆，自己执行任务时曾从高处坠落，身受重伤，戴笠为他寻找医生治疗，这件事使他长期心存感激。
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在南京附近因飞机失事身亡。消息传出后，军统内部立即出现权力空缺。毛人凤资历和手段都不算最突出，却善于揣摩上意，最终逐渐掌握了保密系统的大权。
沈醉起初也曾帮助毛人凤排挤郑介民。那时他以为，自己和毛人凤关系不错，又熟悉系统内部事务，将来或许能够更进一步。可权力场中，旧日的信任往往经不起职位变化。
毛人凤掌权后，很快对沈醉负责的部门展开清查。沈醉本人没有被查出重大问题，但他提拔的下属邓毅夫因经济问题被处置。此事对沈醉刺激很大，他开始明白，毛人凤此前那些“将来重用”的话，未必是真心许诺，更可能只是暂时安抚。
为了避开内部倾轧，沈醉主动要求外放。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迅速崩解，蒋介石试图把西南作为继续抵抗的据点，毛人凤便将沈醉安排到云南，名义上担任保安方面的职务，实际上负责情报和监视工作。
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对战局判断渐趋清醒，开始与中共方面接触。毛人凤担心云南局势失控，要求沈醉监视卢汉，并处理一批被视为“异己”的人物。沈醉很清楚，若贸然执行，一旦局势翻转，自己必然成为被追究的对象。
命令不断催逼。毛人凤甚至亲自从台湾来到昆明，对沈醉施压：“你要守住云南，没有命令，不能擅自离开。”这句话在沈醉听来，已经不是信任，而是把他留在险境中替人承担后果。
有意思的是，毛人凤自己却在安排退路。沈醉后来回忆，正是这种“让部下留下送死，自己先行离开”的做法，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杀机。关于他准备毒杀毛人凤的细节，主要见于沈醉晚年回忆及相关叙述，其中药物名称、用量和具体过程，不能完全当作经过档案核实的定论。
按照这些回忆，沈醉曾设法弄到一种无明显气味的毒物，打算伺机放入毛人凤的饮食中。他还安排亲信靠近毛人凤，等待合适机会。此时的昆明人心惶惶，停电、戒备和相互猜疑交织在一起，毛人凤本人也变得格外敏感。
沈醉原以为机会已经出现。偏偏就在他准备动手前，毛人凤的态度突然缓和下来。一次谈话中，毛人凤拍着他的肩膀说：“这些年，你对我还算忠心，刚才的话别放在心上。”
这番话没有改变现实，却触动了沈醉复杂的旧情。毛人凤曾经提拔过他，也曾和他共同处置过许多事务；而在沈醉心里，戴笠始终是那个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真正让他停手的，是毛人凤随后提到戴笠。毛人凤对他说：“戴老板如果知道你今天的表现，也会明白你的忠心。”这句话究竟是有意试探，还是出于习惯性的笼络，已经难以考证。但对沈醉而言，戴笠的名字比任何劝说都更有分量。
他想到，若自己杀掉毛人凤，等于在戴笠的旧部之间留下一个无法解释的污点。于是，已经准备好的毒物被他收起，后来据说又被丢弃。机会就这样过去了。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云南局势发生根本变化。毛人凤此前已经离开，沈醉则留在昆明，最终随局势转变而失去继续执行原命令的可能。临别前那些要求“坚守云南”的话，也证明毛人凤从未真正打算与部下一同承担结局。
沈醉后来曾对卢汉说，自己后悔没有亲手除掉毛人凤。卢汉没有顺着这句话追问，只是笑着回应：“以后自有人民来处理。”这段对话是否完全符合当时原话，尚有回忆成分，但它确实折射出沈醉当时的矛盾：既恨毛人凤的冷酷，又受戴笠旧恩牵制，最终在临门一脚时放弃了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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