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重庆一处囚室内，58岁的曲焕章病重不起。这个曾经救过无数伤员的伤科医生，手里握着的不是药瓶，而是一张始终没有交出的秘方。几个月前，他还因捐赠药品支援抗战受到称道，此时却被关押在缺医少药的环境里。
曲焕章的困境，并非突然降临。早年在云南江川行医时，他就因救治受伤土匪被官府指控“通匪”。在他看来，伤者躺在面前，身份并不改变病情，医生要做的是止血、接骨、保住性命。
这个选择很危险。
清末民初，滇南局势复杂，战乱和匪患交织。曲焕章为穷人看病常常少收甚至不收钱，土匪受伤后也会找上门来。有人因此得罪官府，也有人因此记住了他的恩情。一次被告发后，他只得连夜离开江川，逃到个旧，改做布匹买卖，暂时不再公开行医。
有意思的是，改变他命运的，恰恰是一次突如其来的腹痛。市集之中，曲焕章疼得倒在地上，一位老者递给他一粒草药，服下不久，疼痛竟然缓解。曲焕章认出对方深谙药性，当即跪下求教：“请收我为徒，我愿把所学用于救人。”
这位老者名叫姚洪钧，被当地人称为滇南名医。姚洪钧精通伤科，熟悉山野药材，不愿追逐官场名利，长期在乡间为百姓诊治。曲焕章的贫苦出身和行医志向打动了他，师徒二人由此结缘。
跟随姚洪钧之后，曲焕章不只是背药方、认草药，还要上山采集，随师出诊，观察不同药材对创伤、肿痛和出血的作用。师傅去世后，他没有急着挂牌谋利，而是继续走访滇南山地，向采药人和民间医生请教。
药方不是凭空出现的。
多年试用和反复调整后，曲焕章创制出百宝丹，后来改称“焕章百宝丹”。它主要用于跌打损伤、刀枪创伤等外伤治疗，在缺少现代医疗条件的年代，确实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民间关于老虎、蟒蛇自寻草药的说法，带有传奇色彩，真正支撑药物声誉的，仍是长期积累的临床经验。
为寻找药材，曲焕章常年奔走山野，甚至多年没有回家。等他带着药方回到江川时，妻子李惠英已经带着孩子改嫁。传闻中的“客死他乡”，让这个家庭等不到团聚。曲焕章没有纠缠旧事，转赴通海重新行医，并与缪兰英成婚。
夫妻二人在通海创办曲氏大药房。曲焕章负责诊治和改进药方，缪兰英操持药房事务。一次枪伤救治，让他的名声迅速传开。伤者吴学显早年也曾受过曲焕章救治，后来被唐继尧招安，任第一游击支队队长。负伤后，他请曲焕章诊治，伤势逐渐好转。
吴学显随后把曲焕章引荐到昆明。曲氏大药房在省城立足后，焕章百宝丹受到滇军和民间患者重视。唐继尧还题写“药冠滇南”，并委任曲焕章为东陆医院滇医部主任兼一等军医。药品销路扩大，仿冒品也随之出现。
曲焕章没有选择抬高价格，反而想办法辨别真伪。他在药瓶中放入两粒特制药丸，称为“保险子”，既用于危重伤情，也成为药品识别标志。这个设计后来一直保留在云南白药的传统包装中。
抗战全面爆发后，滇军开赴前线。曲氏大药房捐赠三万瓶焕章百宝丹，成为军队外伤救治的重要补充。问题也从这里开始。1938年，昆明方面以支援抗战为名组织捐款，曲焕章认捐一架飞机，原约为三万滇币，后被改作三万国币，金额大幅增加。
无力承担的曲焕章被扣押。有人提出以药方抵款，他没有答应。对他而言，秘方一旦被不当掌握，药价和药效都可能失去控制。焦易堂随后以中央国医馆名义邀请他赴重庆任职，曲焕章获释前往，却再次遭到索取秘方，拒绝后被关押。
病中的曲焕章最终死于狱中。临行前，他已将秘方交给妻子缪兰英，并嘱咐她不得让秘方落入不当之手。新中国成立后，缪兰英将药方交给国家。1956年，曲氏大药房与其他私营药房联合建厂，焕章百宝丹正式更名为云南白药，缪兰英担任技师。曲嘉瑞后来参与药物改良与生产管理，使这份家传技艺进入了现代制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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