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下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外，参加陈毅追悼会的人陆续散去。毛主席没有立即上车，而是站在门口，看着年近八旬、行动不便的宋庆龄。随后，他让江青上前搀扶。这一幕很短，却把毛主席与宋庆龄之间多年的尊重，以及复杂场合中的处事分寸，表现得十分清楚。

陈毅于1972年1月6日因病逝世。消息传来时，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并不好，原本没有安排前往追悼会。1月10日下午一点半左右，他突然决定出席，工作人员来不及作更多准备，便陪同他赶往八宝山。毛主席抵达礼堂后，先向陈毅遗像致意，又与陈毅夫人张茜交谈，随后戴上黑纱参加仪式。

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悼词篇幅并不长，但周恩来在宣读时几度哽咽。陈毅不仅是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将领，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部长，曾在革命和建设的多个关键阶段承担重任。这样的告别，对在场的人而言都格外沉重。

仪式结束，毛主席注意到宋庆龄准备离开，便请她先走。宋庆龄连连推辞：“我怎么能走在主席前面？”毛主席没有把这看成礼节上的谦让，而是认真说道：“您是国母，为国家做了许多事情，应该先走。”

宋庆龄最终走出礼堂。她当时身体欠佳，周恩来在一旁扶着。到了车边，毛主席又对江青说，请她扶宋庆龄上车。江青走过去，搀住宋庆龄的另一只手。宋庆龄看了看身边的人，坐稳后低声说：“主席真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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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并不是简单夸奖。毛主席若亲自搀扶，容易让宋庆龄感到不安；若只让周恩来照料，又显得礼数不足。让江青出面，既照顾了宋庆龄的身体，也避免了场面上的尴尬。一个看似细小的安排，实际上包含着对身份、年龄和现场关系的周全考虑。

毛主席与宋庆龄的交往，并非始于新中国成立后。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两人同时作为代表参加会议。宋庆龄在会上强调团结，毛主席则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那时的他们，都在国民革命的复杂局势中寻找能够坚持的方向。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集团随后走向分裂。宋庆龄公开反对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的行为，毛主席则转向组织新的革命斗争。两人所处位置不同，行动方式也不同，但在反对独裁、维护革命原则这一点上，立场逐渐靠近。

抗日战争前夕，宋庆龄还通过秘密渠道向陕北传递国民党方面希望接触的信息。1936年，董健吾受托前往陕北，毛主席和周恩来作出回应，国共双方由此重新建立起沟通渠道。这个举动没有出现在战场上，却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5年8月，毛主席赴重庆谈判。8月30日，他在周恩来陪同下拜访宋庆龄。宋庆龄长期领导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日根据地和难民救济筹措药品、器械及资金。毛主席当面向她转达解放区军民的谢意，谈到和平建国时，两人都清楚，真正承担战争代价的始终是普通百姓。

1949年，宋庆龄接受邀请前往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月28日，她乘专列抵达北平火车站，毛主席提前赶到站台迎接。毛主席平时并不经常亲自到车站迎客，但宋庆龄的身份和经历，使这次迎接有了特殊分量。她既是孙中山的夫人，也是长期坚持革命立场的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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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称呼宋庆龄时，有时叫她“先生”，有时称“宋副主席”，也曾以“大姐”相称。1957年出访苏联归来时，两人同机返程，毛主席还请宋庆龄乘坐条件较好的座位，自己坐在另一处。宋庆龄提出推让，毛主席则说，您是国母，应当如此。

这种尊重并非停留在称谓和礼节上。毛主席到上海时，曾亲自到宋庆龄住处看望她；宋庆龄回到北京后，也常问候毛主席的身体，并寄送贺年片。两人之间既有革命同志的信任，也有跨越多年风雨后形成的私人情谊。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宋庆龄前往北京参加告别活动。此后，她还撰写文章追念毛主席。两人的交往跨过广州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等不同阶段，留下的并不只是几次会面，而是一段在重大历史转折中彼此理解、彼此尊重的革命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