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疑问是,江户町人的识字率并不低。幕末江户等大城市的男性识字率推算值约为70%前后,全国男性平均约为40%—50%,女性识字率则远低于男性。该水平在同时期世界范围内处于较高梯队,仅次于瑞典、德国部分新教地区,与英法核心城市大致相当。

然而,识字率本身并不能说明文学是如何被“消费”的。江户庶民对物语的接受,长期依赖一种声音优先的通道:文本被买来、租来、借来,但它的意义往往不是由某个孤独的眼睛在沉默中完成的,而是在长屋的座敷、贷本屋的柜台旁、寄席的木板房里,由一个人的喉咙和一群人的耳朵共同完成的。

识字是入口,耳朵才是通道。这个通道之所以成立,不是因为庶民“读不懂”,而是因为阅读能力本身在性别、阶层与文本类型之间分布不均,而声音是一种绕过这种不均衡的低成本共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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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子屋留下的不是“素读记忆”,而是“声音可以被组织”的日常经验

要理解庶民为什么“听”文学,不能从汉文素读中找答案。江户寺子屋(多称“手习所”)的教育中心是手习:以手本为范本反复摹写,目标是“写得工整美观(上手に書くこと)”。往来物作为庶民教材,主体是书信文例、商卖用语、村名町名等实用内容,读书训练从属于习字训练,普通学生以实用文本的诵读为主;“以习字为主、秉持“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原则,针对的是少数进阶学生接触的汉籍素读内容,并非寺子屋的普遍教学标准。四书五经的素读在寺子屋中属于少数进阶者的经验,并非庶民教育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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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声音在庶民阅读中缺席。恰恰相反,声音的在场是通过另一条更日常的路径维持的:朗读、音读、讲释、净瑠璃。一个町人即使没有能力独立处理复杂的汉文训读,他的耳朵也已经在长屋的日常、在寺子屋的音读记忆、在街头的讲释中,被训练成一部能够接收和组织声音叙事的器官。

庶民听觉文学的基础,不是素读预先编程的“文字—声音绑定”,而是一种更低门槛、更具公共性的声音经验:故事可以被人念出来,念出来的东西可以被听懂。

草双纸的读者定位必须分期:早期赤本以儿童为主,黄表纸后明确转向成人

草双纸常被整体描述为“以图为主,假名书写,面向妇孺”。这一概括只覆盖了草双纸的早期阶段。早期赤本以儿童为核心受众,但18世纪中期(延享至宝历年间)的赤本已融入大量歌舞伎、净瑠璃、战记题材,读者群体开始向青少年乃至成人扩展;黑本、青本时期成人向内容进一步增多;安永四年(1775)黄表纸出现后,草双纸明确转向成人读者,以讽刺、滑稽和游郭题材为核心。合卷时代读者层再次扩展,但成人读者始终在场,不能简单退回“妇孺读物”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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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母亲读给孩子听”的场景在早期赤本、青本层面有据可依,但如果把它当作草双纸的全时段典型,就会遮蔽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黄表纸以后的成人读者,恰恰是贷本屋和寄席最核心的声音消费者。

草双纸的“可听性”不在于它“幼稚到只能听”,而在于它的假名书写与绘图降低了声音转换的门槛,使一个识字能力中等的读者也能把文本稳定地转成声音,供周围的人共享。文本的物理形态服务于“可以被读出来”,而不是“只能被看”。

贷本屋与讲释场:声音市场的两条管线,雏形早于行业定型期

使这套听觉接受得以规模化的,是两个平行的流通机制。其一是贷本屋。文化五年(1808),贷本屋组合的记录显示江户贷本屋共656家,经营形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大风吕敷包裹书籍、巡回客户的行商模式,一类是固定门店的坐店模式,行业组合化进程在文化年间逐步推进。

一本书在归还之前经过多人之手,这种“不拥有、只周转”的模式天然倾向于集体消费:书在谁手里,谁就有资格出声;围坐的人不需要各自拥有文本,只需要共享同一个声音源。需要说明的是,单个贷本屋的固定客数因经营形态差异极大,史料中并无可靠的统一区间,可以确认的不是客户数量的上限,而是周转逻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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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讲释场。讲释场的雏形可追溯至宝历年间(1751-1764),比天明、宽政期的行业繁盛期早约三十年。国立剧场文化数字图书馆的记载显示:宝历年间已有讲释师马场文耕开设常设讲释场、每晚兴行的记录;马场文耕因在讲释中触及郡上藩一揆相关的评定所吟味等敏感案件,于宝历八年(1758)被捕,次年年初被处以重刑。

天明、宽政期(1781—1801)是讲释、落语、净瑠璃在寄席中走向繁盛、完成形态整备与行业制度化的阶段,而非讲释活动从无到有的起点。贷本屋把文本送到门口,讲释场则把文本变成城市公共时间中的固定节目,二者共同支撑了庶民听觉文学的规模化传播。

口述笔记的真相:声音与文本之间的接口是“识字者的手”,不是“文盲的耳朵”

小说家曲亭马琴失明后,由儿媳泷泽路(娘家姓土岐村,通称阿路)协助口述笔记,完成《南总里见八犬传》,这一事实常被引作“声音可以继续生产叙事”的注脚。但“马琴一字一句教不识字的阿路写字”这一细节,来自马琴自述《回外剩笔》,带有明显的苦心谈式夸张,更可能是马琴将自身执笔困境“物语化”的叙事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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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大学现存的马琴摸索书写、阿路接续誊写的原稿显示,阿路笔迹整然有序;结合她出身医家、早年受过手习教育的经历,现存材料并不支持“文盲”说。更合理的理解是,她本就具备基础读写能力,只是在马琴的指导下逐步适配作品所需的复杂汉字与文体规范,并非从零开始学习写字。

这一修正并不削弱论点,反而使之更精确。口述笔记依赖的从来不是一个被临时教会写字的文盲,而是一个已经具备基础书写能力、能够将口述语音稳定转写为文本的协作者。声音通道的运作,需要的不是“所有人都不识字”,而恰恰是少数识字者作为节点,把声音扩散到不识字或识字不深的耳朵中。马琴与阿路的关系,是这种“识字者的手+失明者的口”的典型例证,而不是“文盲也能生产文本”的浪漫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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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江户庶民“用耳朵看文学”,不是一个修辞上的悖论,而是一套由不均衡的识字结构、贷本屋的周转经济、讲释场的声音市场以及少数识字者的中介劳动共同支撑的接受体制。

它的关键不在于庶民“读不懂”,而在于文学在被大众消费的那一刻,优先以声音的形态存在。值得说明的是,江户时代并非完全没有默读行为,文人与上层町人阶层已存在私人默读的习惯,只是未成为庶民大众的主流阅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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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读成为全社会的主流阅读方式,是明治时期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学校教育提升了全民识字能力,活版印刷与言文一致运动降低了文本阅读门槛,近代报纸、小说的兴起则进一步推动了私人化、高效率的默读模式普及。在此之前,江户的大众文学公共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喉咙和耳朵维持的。识字率只是这个空间的入场条件之一,而非它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