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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低自尊的唯一途径,就是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
这趟旅程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
在港务局的地下车站,有人告诉我,我手里拿着纸质车票的那趟巴士线路已经永久取消了。于是,我不得不横穿曼哈顿,赶去乘坐一班开往纽黑文的火车。到了纽黑文,我还得打车走三十英里的路程才能抵达米德尔敦。这笔额外开销完全不在我的预算之内,所以我走出车站后,便和几位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
最后,我坐进了一辆出租车的后座。司机是个男人,他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在得到我坦诚的回答后,他受到鼓舞,告诉我他爱上了我,还邀请我和他一起“休息一下”。
“和我休息一下吧,海伦。”在我明确拒绝之后,他仍然不停地坚持。
“和我休息一下吧。”
直到他把车开到作家会议的会场门口,我的双腿还在因为如释重负而微微发抖。
“亲我一下。”他命令道。
我照做了,然后付了事先谈好的车费。
后来,我会以那个吻为素材写一篇文章,而那篇文章也成为我最早发表的作品之一。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公开讨论骚扰问题,所以这件事当时只被当作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讲述。
我已经不记得那次会议上的任何一场讲座了,但我记得那个礼堂。我坐在那里,周围有两百来个人,大多数是白人女性,年龄大多比我大上几十岁。她们认真记录着演讲者说的每一句话,或者按照给定的题目,奋笔疾书十分钟。
那年我二十五岁,正处于创意写作硕士(MFA)课程的第一学年与第二学年之间,也正站在所谓“成为一名作家”这一过程的起点与终点之间。
在我看来,那个房间里挤满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情绪。
每一个怀揣文学梦想、又深受其折磨的准作家身上,似乎都升腾着一层热浪般的光晕。我们每个人都害怕自己即将变得无关紧要,于是整个空间都被野心所散发出的干燥热病灼烧着。
我想写一本书,一本很多人都想读的书。
至于这本书具体写什么,我还没有清晰的概念。但我对结果有着明确的想象:我想成为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成为此刻正在向大家讲述自己如何通过艰苦努力最终赢得评论界赞誉的人。
我想成为那个让别人奋笔疾书、记录他的话的人;成为那个让大家花钱来听取建议的人;成为那个所有人都伸长脖子、唯恐错过一句话的人。
我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令人不安、狭窄而又令人窒息的话题:自我。
更具体地说,是自我在写作领域中的呈现方式。
举三个例子。
2017年,我正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小型学院审阅一个为期两年的驻校研究员项目申请。获选的新锐作家每年将获得两万五千美元(约合人民币16.67万元)的报酬,工作内容包括教授两门课程、指导两个学生团体,以及参加几个委员会的工作。
申请者超过一百人。其中一些人已经出版过一本书或一本小册子,另一些人则尚无任何出版物。他们的简历上罗列着自己发表过的每一首诗、每一篇小说、每一篇刊登在网络文学期刊上的随笔,以及获得过的每一个奖项,还有参加过的每一场比赛——无论是获得亚军,还是入围决赛。
我读过的简历越多,每一项成就就越显得像一粒沙子、一块面包屑:
“我说服了某本无人知晓的文学期刊发表了我的七行诗,大概有十几个人匆匆浏览过它。”
或者:
“我的五百字闪小说入围了四个比赛的决赛。每场比赛我都支付了十五到二十美元的报名费,或许我付钱参赛,最终只是为了有资格把这些尚未成熟的荣誉写进简历。”
我能够体会这些成就清单背后那道巨大的渴望鸿沟。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渴望着某一天,这些零碎的面包屑能够聚合起来,变成——什么呢?
与此同时,我开始隐约觉得,自己读到的其实是一份份记录:某个作家曾经在哪里留下了一小片干燥的皮屑,以及一小撮稀少的文字,供其他几个同样饥渴的作家匆匆瞥上一眼。
2012年,我在一处艺术家驻留项目中。
每天晚上,二十五位艺术家结束一天独自工作的生活后,都会聚在一起吃晚饭。
有人整个下午都在表演自己剧本中的六个不同角色,努力呈现他们各自独特的声音。
另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歌剧中的一段全新旋律。
还有人戴上厚重的护目镜,将两块雕塑材料焊接在一起。
另一个人则双手沾满泥浆和石膏,忙着制作三个全新的木偶角色。
他们有的精力充沛,有的筋疲力尽。
当然,也有人陷入创作困境,或者因为昨天做出的某个决定而陷入长时间的自我怀疑。
但只有写作者来到餐桌前时,会散发出一种沉闷的停滞感。
他们的一天怎么样?
“唉……”他们叹着气,自己也说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删掉了四千字,或者写了几页潦草的文字,准备第二天早上全部扔掉。
一缕阳光在地板上缓慢移动,直到他们坐着的房间逐渐暗下来。
这份工作让人觉得困难、沉重、乏味,令人焦虑不安,但却没有任何可以触摸到的劳动成果。
从早到晚,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被困在自己之中。
2021年,网络文学杂志《3:AM Magazine》短暂地陷入一场声名狼藉的风波,因为它发表了一首令人毛骨悚然的诗。作者是一名白人男性,诗歌描写的对象则是一位颇受欢迎的有色人种女性作家。
杂志网站的访问量创下历史纪录。
和大多数文学杂志一样,它们平时的读者主要是那些希望投稿的作家。这些人所谓的“阅读”杂志,往往只是为了摸清楚自己需要达到什么水平,才有资格被这本杂志选中。
我访问网站时,最让我在意的是这样一个细节:
杂志发表的每一首诗,无论只有五行还是二十行,旁边都配有一张尺寸非常大的作者肖像照,以及一段作者简介。
结果就是,作者照片占据的空间往往比诗歌本身还要大。
以至于这本文学杂志的每一个“页面”——也就是每一首诗——本质上都变成了一张作者的照片。
在我的写作指导工作中,我经常遇到一些作家,他们坦言自己的自我价值感与写作紧紧捆绑在一起。
他们曾经向心理咨询师求助,而咨询师建议他们每天早晨坐到电脑前之前,先重复一句话:
“我的写作并不能反映我的价值。”
或者,让他们列出自己欣赏作品中的哪些方面:
“我能写出优美的句子。”
“我能够清晰地表达观点。”
“我的想法具有独特性。”
这时,这位作家可能会宣称:
“我正在努力克服自己的低自尊。我知道,我必须弄明白,如何才能不再觉得自己的价值取决于写作。”
或许,每一个渴望被读者阅读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这样的感受。
毕竟,没有什么比将自己头脑中的内容从身体里抽离出来,暴露在他人面前,并寄希望于别人能够理解自己,更令人脆弱了。
写作是一种如此根本性的表达形式,以至于我们很难将它与自我剥离开来。语言如此,我们此刻正在向自己讲述的那个关于自己的故事也是如此。
然而,正如“不要去想白象”这句话,只会让人开始想象白象一样,“我的自我价值不取决于写作”这句话,也只是在暗示:我的自我价值或许真的取决于写作。
培养对自身“低自尊”的觉察,即便这种觉察的目的是扭转它,也会让一个人陷入一种不断思考“我究竟值多少钱”的循环之中。
人们认为写作“被怀疑是一种自恋行为”。
我曾经听一位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仿佛是为了反驳这种质疑:
“大多数作家并不自恋,他们只是深受自我怀疑的折磨。”
但这句话其实混淆了自恋的真正含义。
自恋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拥有膨胀的自我价值感,它真正描述的是一个人对自我的过度关注。
成为一个自恋者,并不一定意味着拥有一个“庞大”的自我,而是意味着过度沉溺于自己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过度关注自己的自我形象。
心理学家特伦斯·里尔(Terrence Real)曾这样写道:
纳西索斯(Narcissus)的问题并非自爱过剩,而是自爱匮乏……由于缺乏建立真实关系的能力,他变得痴迷于从外界映照回来的、他人对自己的崇拜。这种崇拜永远无法真正滋养他,因为无论多少外部认可、声望或关怀,都无法取代他自身所缺失的东西。
围绕创意写作形成的文化,既会吸引自恋者,也会制造自恋者。
所谓自恋者,就是那些盯着电脑屏幕这面玻璃镜子,试图从中寻找某种自我价值证明的人。
它之所以会制造自恋者,是因为书评、写作工作坊、与出版商的谈话,以及在此之前多年的学校教育,往往都围绕着“好”与“坏”、“有效”与“无效”展开。
当人们使用正面与负面的语言展开讨论时,作家的感受便会成为谈话中隐含的潜台词,作家本人也就成了整场讨论中不言而喻的主题。
更糟糕的是,这种讨论方式会让我们习惯于为了获得掌声而写作,为了外在奖励而写作,而不是为了写作本身所带来的内在满足。
它们动摇了作家对自身价值的固有认知,也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创作本身的内在理由上转移开来。
即便是赞美,也和其他任何一种药物一样,最终会毒害艺术。
过度关注自我形象,就像一个人站在池塘边,瞥见了自己的倒影,然后僵在那里,仿佛身体已经陷入尸僵。
而对这幅空洞影像的反复忧虑,最终会耗尽自我本身的实质。
摆脱低自尊的唯一途径,就是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
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与我合作的作家,不要再盯着自己的形象,而是把注意力转向外部:
我的作品能够做些什么?
它能够如何服务于他人?
我在文学作品中看重什么?我又该如何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这些价值?
也许,你看重的是惊喜。
也许,你看重的是一句优美的表达。
也许,你看重的是敏锐的情感、轻盈的笔触、清晰的故事寓意,或者一个开放式结局。
也许,你喜欢能够让人暂时逃离现实的文学作品。
也许,你也希望为读者提供同样的东西。
提醒自己真正看重的是什么,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价值感,因为它赋予了我们充实的目标感。
它让我们重新想起自己在意的东西。而作为一种令人欣慰的结果,它也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我们远不只是那些转瞬即逝、充满不确定性的价值影像。
重新扎根于我们作为读者和写作者所做选择背后的理由,也意味着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将创作视为一种对潜在读者的关怀实践。
这种重新定位,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间接地培养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
因为它提醒我们:我们本身就充满了能够创造价值的潜能。
而这种价值并不是那些短暂且定义模糊的东西所暗示的价值——比如欢呼的人群、一大堆现金,或者一座闪闪发光的奖杯。
它是一种更有意义的价值:一个人曾经产生过表达与沟通的渴望,并且记得写作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性行为。
就像任何一种沟通行为一样,写作也是一种给予,是我们为另一个人奉上的礼物。
在那个礼堂里,被安排担任我会议导师的人,是一位已经颇有成就的作家。他将阅读我的一篇小说,并在一对一的辅导会议中给我提供反馈。
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第一本书漫长的成名之路:
那些年复一年的辛苦耕耘,来自众多文学经纪人和编辑的拒绝,最终由一家小型出版社出版;再后来,这本书终于摆脱了那家小出版社带来的默默无闻,通过一次包含大型出版社再版在内的双书交易,重新获得了关注。
这是一段从一无所有到功成名就的故事,是从卑微求告到荣耀加身的故事。
他当时肯定还不到三十五岁,却把这段经历讲得仿佛自己已经垂垂老矣,饱经苦难。他对着满屋子比自己年长的女性布道,仿佛刚刚从一场浴血奋战中凯旋归来。
后来,他和我坐在树荫下的一张野餐桌旁,讨论我的小说。
我已经不太记得他具体提出了哪些意见,但我记得,在我们半小时的谈话即将结束时,他对我说:
“你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我想帮你一个忙。不要写这个故事了,去写点别的东西吧。”
我当时给他看的那篇作品,来自一本我后来花了十七年时间持续创作的书。
他或许确实是对的:那个故事过于私人化。尽管当时我打算把它写成小说,但它看起来仍然是在讲述我的家庭。
它会引发冲突,尤其是与我父母之间的冲突。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故事触及了他们的私人生活,越过了某条界线。
这使得整个创作项目变得异常艰难:我既难以继续写下去,也难以真正放弃它。
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对他的那句话耿耿于怀。
那是一道要求我不要讲述自己正在讲述的故事的命令。
我听出了其中的意味——我认为自己的理解并没有错:那是一种压制。
我从谈话中站起身时,内心受到震动,既愤怒,又坚定地决定绝不退让。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我继续创作这个项目时,他的那句话始终悬在这本书上方,像一道诅咒。
这件事与自尊有什么关系?
“一个有天赋的作家。”
那位导师一边试图鼓舞我,一边又否定我的作品。他评价的是“我是什么样的人”,却将这种评价与我正在纸面上讲述的故事割裂开来。
如果我们暂且不考虑一种很有可能的情况: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操纵我,让我听从他的建议——并且暂时搁置另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如此在意这件事,以至于需要操纵我——那么我们首先会注意到两点。
第一,一位教师认为自己有权对学生的性格作出评价。这种评价不仅涉及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也涉及一个人的价值。
第二,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责任去界定或证明这一判断。
“一个有天赋的作家。”
为什么?
因为我写对话的方式符合当时的文学潮流?
因为我没有漏掉哪怕一个逗号?
这恰恰是那种与作品意义相脱离的讨论方式,它会让写作工作坊(或作家会议)变成一场自我膨胀的狂欢。
一篇又一篇文本的实质内容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对所谓“写作技艺”的关注。这种关注鼓励我们想象作家坐在书桌前的模样,却让我们忽视作品本身所具有的人际关系属性。
最终,每个人的自尊都像宾果游戏机里的小球一样不断弹跳,随时可能被人抓走。
这种不可预测性只会进一步加剧作家的执念,就像实验中的老鼠面对不稳定的奖励机制时一样。
难怪那些会议室里总是弥漫着如此巨大的、近乎熵增般的热量,难怪机器运转的嗡嗡声会制造出那么多恐惧与希望。
选我吧!我!我!
被人称作“有天赋”,是我内心最幼稚的那一部分所渴望的事情。
因为和我们许多人一样,我从小就被塑造成这样一种人:通过写作去寻求那些空洞而令人上瘾的替代品,以此代替真正的爱。
我们逐渐觉得,交出自己的文字,换取别人拍拍自己的脑袋,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一个A+的成绩,接下来理应变成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进入MFA项目、获得图书预付款、得到星级书评、赢得文学奖项——
然后,就是了。
此刻,我们又一次坐在礼堂里,听完又一场讲座,读完又一场作品选读。
接下来等待我们的,是掌声,掌声,还是掌声。
评论家克里斯蒂安·洛伦岑(Christian Lorentzen)在评论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传记时写道:
“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学风格,就是职业主义。”
他所描述的罗斯,是一个“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控制公众形象”的人,而罗斯实际上确实拥有强大的公众形象。
但对于我们这些在默默无闻或近乎默默无闻的状态下,不断排列文字的人来说,“公众形象”却往往仍然是最重要的关注点之一。
尽管我们可能会在“自尊”前面加上一个“自我”,但尊重或敬仰(esteem)本质上是一种外部评价。
正如“自我尊重”(self-regard)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它从定义上说就与他人的目光有关。
那些在写作指导课程中谈论“自尊”的作家,通常都被一种逐渐蔓延的感觉所困扰:自己的价值取决于写作。
但这种感觉并不是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作品在自己眼中是什么样子,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在自己眼中究竟是什么样子。
他们已经习惯于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的作品。
如果自尊来自外部,我们就永远无法获得满足。
我们总会渴望下一次刺激,因为我们追逐的是一种自己无法生产的化学物质。
对这种自尊的渴求,会让我们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追求他人的认可,会分散我们对创作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乐趣的注意力;而这种内在乐趣一旦减弱,创作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与此同时,我们写作的内在动机逐渐萎缩,而外部给予的认可又永远无法得到保证,于是创作过程变得越来越充满焦虑与负担。
除此之外,对自尊的过度关注,还会消耗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乐趣。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过分强调外部奖励,会让人变得不那么好奇,不那么愿意冒险,也不那么具有“创造力”。
洛伦岑写道:
“形象管理会渗透进小说写作本身。”
人物会因此变得简单化、扁平化,以确保读者对他们产生好感。
对自我形象的关注,会让我们的写作变得狭小,仿佛把原本可能拥有的广阔想象,压缩成了一件微缩模型。
它既伤害写作者,也伤害他们的作品。
甚至可以说,一种关于自我匮乏的叙事,实际上可能比所谓的自我匮乏本身更加具有破坏性。
*内容源自作者作品 Feels Like Trouble: Provocations on Writing, Teaching & Power
作者:Helen Betya Rubinstein
编辑:明帆
来源:Literary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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