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5月7日,朝鲜巨济岛战俘营内,美军司令官弗朗西斯·杜德走进收容区,原本准备同战俘代表谈话,却被突然冲出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战俘控制。这场后来被称为“杜德事件”的行动,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压迫之下,战俘们为争取基本权利所作的一次冒险抗争。
巨济岛位于朝鲜半岛东南海域,四面临海,岛上山地较多。美军把这里建成大型战俘营后,战俘被铁丝网、岗楼和巡逻部队层层围困。想离开营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对许多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来说,战斗并没有随着武器被缴下而结束,另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随即开始。
这批战俘大多来自1951年春夏之交的第五次战役。4月22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进攻,战线一度向南推进。可是,随着战役持续,部队面临粮食、弹药不足,车辆又不断遭到空袭,步兵和机械化部队之间的差距迅速显现。
5月下旬,志愿军第60军第180师在撤退和转移中陷入困境。部队与上级联系中断,周边地形陌生,敌军依靠飞机、坦克和炮火封锁道路。分散突围时,许多官兵已经数日缺粮,弹药也所剩不多,伤员更难以跟上队伍。
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付出了重大伤亡,第180师的失利尤其令人痛惜。有关战史资料对被俘人数有不同记载,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师有相当数量官兵被迫放下武器。对长期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兵而言,这种结局并不意味着屈服,而是意味着必须在另一处战场继续坚持。
被押往釜山和巨济岛后,战俘要接受搜身、登记、拍照和编号。随身物品被收走,姓名常常被一串号码取代。狭窄的帐篷里挤满人员,饮食粗劣,衣物不足,伤病得不到及时照料,还要从事搬运、修路、挖沟等劳役。
真正让战俘感到危险的,不只是饥饿和寒冷。美军为了控制营区,从战俘中挑选人员充当管理者,并纵容其中一些人殴打、威胁主张遣返的同胞。铁丝网内形成了复杂的权力关系,战俘之间的分歧,也被管理当局刻意放大。
这种压力没有让爱国战俘瓦解。志愿军中的干部、党员和骨干逐步建立起秘密组织,负责传递消息、照顾伤员、联络各个连队,并设法识别敌方意图。有人负责记录情况,有人负责护卫,有人冒险把纸条藏在衣物夹层中。条件极差,组织却没有中断。
营区内曾多次出现集体绝食、拒绝劳动和抵制强迫甄别的行动。战俘们用歌声、口号和队列表达立场,也以罢工方式迫使管理当局面对他们的诉求。美军常以断水、断粮和武力威胁回应,冲突中有人被枪杀,也有人被打成重伤。
有一次,部分志愿军战俘利用外出劳作的机会,秘密观察物资堆放区域,并实施了破坏行动。行动人员彼此并不熟悉全部计划,完成任务后仍要装作若无其事地返回队列。敌方随后逐一盘查,试图从神色和动作中找出参与者,但许多人始终沉默。
1951年12月10日,中朝方面与联合国军开始围绕停战问题举行谈判,战俘遣返很快成为争论焦点。美方提出所谓“自愿遣返”,实际上却通过登记、威胁和强迫甄别,把战俘按政治立场分类,企图制造不愿返回中国和朝鲜的假象。
1952年4月以后,甄别行动在巨济岛大规模展开。凡是明确表示要回大陆的战俘,往往会受到殴打甚至刺杀。林学逋等人在拒绝改变立场后遭到严重迫害,许多战俘身上留下刀伤和棍伤。仅部分收容单位,就有人员死亡、重伤,人数之多令人触目惊心。
“你想到哪里去?”敌方人员曾这样逼问。
“回祖国。”战俘回答。
这句回答看似简单,却意味着要承受一轮又一轮的暴力。有人被打断肋骨,仍不肯签字;有人身负重伤,依旧劝身边的人不要在强迫下改变立场。战俘们清楚,所谓选择一旦在刀枪威逼下作出,就不能称为真正的选择。
杜德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5月7日,杜德进入战俘营后,战俘代表要求美方停止暴力甄别、保障基本待遇,并允许代表同管理当局直接交涉。谈话进行两个多小时后,十多名战俘突然行动,将杜德带入营区内部作为人质。
这不是为了伤害他,而是为了迫使美方正视战俘代表的要求。5月10日,杜德在有关文件上签字,美方新任负责人也承诺接受部分条件。事件震动了联合国军指挥系统,巨济岛的管控方式一度被迫调整。
遗憾的是,斗争并没有因此停止。美军随后重新加强戒备,对拒绝甄别的收容区采取武力行动,伤病战俘也未能幸免。两年多时间里,不少志愿军战俘死于枪击、虐待和疾病,还有许多人终身带着伤残离开营地。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根据战俘交换安排,爱国战俘陆续从巨济岛转往板门店一线。9月6日,最后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返回祖国,赵佐瑞、杜岗、魏林等人也在其中。能够重新踏上故土,对他们而言,是历经生死后争取来的结果。
后来,巨济岛战俘营旧址保留了部分营房、岗楼和管理设施。陈列物中,有棍棒、铁器和简陋工具,也有战俘们设法拼成的五星红旗。旗面上留着弹孔,布料颜色已经褪去,却记录着那段被铁丝网隔开的斗争。
他们失去过自由,遭受过饥饿、殴打和威胁,却没有把被俘等同于投降。对这些普通士兵来说,战场从山谷转到了营房,从枪炮转到了编号、审查和逼问;而那面带着弹孔的旗帜,正是他们拒绝被重新定义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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