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夏天,宁波港,一位穿长袍的中国文人带着家人登上远洋轮船。他叫戈鲲化,来自徽州府休宁县。此行的目的地不是京城,也不是上海,而是万里之外的美国哈佛大学。
那时的中国士人,远行多为求官、经商或避乱。戈鲲化却要去教外国人学习汉语。这个决定放在晚清背景下看,颇有些出人意料:一个屡试不第的传统文人,竟被大洋彼岸的大学看中,成为近代以来第一位登上哈佛讲台的中国人。
戈鲲化早年受的是典型儒学教育。父亲早逝,二十二岁时母亲又离世,他只能与祖母相依为命。诗文是他的长处,科举却没有给他留下位置。功名迟迟不得,家境也不允许他继续耗下去,人生于是转向了另一条路。
约在1860年前后,他离开故乡,以“游士”身份往来各地,替人办理文牍,也充任幕僚。后来,他在宁波长期生活,并与英国领事机构、美国领事机构发生联系。宁波是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通商口岸,外国商人、传教士和官员往来频繁,这给了戈鲲化接触西方社会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他没有把洋人和洋务一概视为异端。相反,他愿意教外国人汉语,也愿意了解对方的生活习惯。正是这种在传统根基上的开放,使他不再只是地方文人,而逐渐成为中外之间可以沟通的人。
戈鲲化曾教过两名外国学生,教学效果颇受认可。美国方面筹划在哈佛开设中文课程时,需要寻找一位既熟悉中国经典,又能同西方人相处的教师。相关人士辗转联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又通过宁波税务系统打听人选,戈鲲化由此进入视野。
哈佛当时为何重视中文?原因并不单纯。十九世纪后半叶,欧美各国都在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语言教学不仅属于学术事务,也服务于外交、贸易和对华事务。哈佛希望培养能够阅读中文、理解中国社会的人员,中文讲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1879年,戈鲲化与美方签订聘用合同,任期为1879年9月1日至1882年8月31日,月薪二百美元,往返旅费由校方承担。这个待遇在当时相当可观,但真正困难的部分并不在薪水,而在于他要把一套中国式的语言和文化,讲给几乎没有汉语基础的美国学生听。
抵达美国后,语言障碍很快显现出来。戈鲲化并没有长期依赖翻译,而是主动学习英语。他不仅努力进行日常交流,还尝试把自己的诗作译成英文。一次有人问他:“中国诗歌为何难懂?”他回答:“字少,意味多,须从声音和情境中体会。”这句话未必是原话,却很能说明他的教学取向。
哈佛中文课开办之初,学生人数并不多。最冷清时,课堂里甚至只有一名学生——拉丁语教授詹姆斯·霍尔特。对方年长于戈鲲化,却仍愿意从发音、字形学起。戈鲲化给他取了中文名“刘恩”,两人一边教汉语,一边互相练习语言。
课堂规模后来逐渐扩大,高峰时约有五名学生。人数谈不上众多,却足以让这门课程维持下去。戈鲲化教授的并非单纯口语,他还讲解汉字构造、经史典籍和诗词声律,让学生明白汉语背后并不是零散词汇,而是一套延续已久的文化体系。
他常穿清朝官服出现在课堂和公共场合。有人觉得这身装束古旧,但对戈鲲化而言,它或许代表身份,也代表师道。他并未因为身处美国,就刻意迎合听众;讲授中国文化时,仍保持传统文人的仪态与分寸。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哈佛的影响并不只在教室内。参加“纸莎草”俱乐部活动时,他曾先用英文介绍中国诗歌,再以汉语吟诵诗句。为了让听众理解,他会提前翻译、解释典故,还配合停顿和语调,把纸面上的汉字变成可以听见的声音。
遗憾的是,三年合同尚未结束,戈鲲化便病倒了。1882年2月14日,他因感冒转为肺炎,在美国去世。此时距离合同期满还有半年多,他未能完成原定任期,也没有机会继续扩大中文课程。
他的去世没有造成轰动,却留下了一条清晰的学术线索。哈佛后来逐步发展东方研究,1904年开设近代远东史课程,汉学教育也不断扩展。戈鲲化未必能被视为哈佛汉学的唯一奠基者,但他的讲台,确实是这段历史中绕不开的起点之一。
据相关记载,哈佛图书馆保存着戈鲲化的画像:清代官服、端正面容、神情沉静。画像中的人已经离开一百多年,画面却保留着他在异国讲授汉字与诗词时的身份印记。徽州士子、宁波教习、哈佛教师,这几个看似遥远的称谓,最终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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