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到广州第八天,十三行总商伍绍荣被传到越华书院问话。伍绍荣是当时公认的“世界首富”伍秉鉴的儿子,怡和行的老板。
在钦差大人面前,伍绍荣把父辈的那套办法,又拿出来试验了一次,他当场表示:愿以家资报效。
当时,林则徐根本不吃这套,他正告伍绍荣:本大臣不要钱,要你脑袋尔!
五天之后,伍绍荣被革去职衔、锁拿入狱。同一天,七十岁的伍秉鉴被摘去三品顶戴、套上锁链,押到宝顺洋馆门口,给英国大烟贩颠地当人质——钦差放话,颠地不进城投案,就杀伍秉鉴。
八天后,颠地交出鸦片、具结息争,被放出商馆,随即远走澳门;锁链从伍秉鉴的脖子上取了下来,他的命虽然保住了,但顶戴没有还,那道要命的坎仍旧横在伍家门前——别看伍家的家产抵得上朝廷半年财政收入,但一纸公文就能把他套上锁链押去当肉票。
这不是伍家头一回被体制拿捏,也不是最后一回。
可以说,这是伍家的宿命。
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家自己盘点过一次家产:田产、房产、店铺、银号,加上运往北美的货物和在海外的股票债券,约2600万银元,折合一千九百余万两白银,差不多相当于清政府半年的财政收入。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里记下了这件事,并且说,那时候美国最富有的人,资产也不过七百万元,可见伍家被誉为当时的“世界首富”,并非虚言。
然而伍家的发迹,虽然传奇,但始终缺乏真正的根基。
伍家祖籍福建泉州安海,康熙年间迁到广东南海。伍家开始做外贸生意,是从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开始的。伍国莹在同文行——潘振承家,十三行的头一份——当账房,摸熟了外贸的门路和跟洋人打交道的规矩,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前后自立门户,直接受粤海关监督委任,承充行商,开设怡和行。
伍国莹之后,伍家的家业先传到伍秉鉴的哥哥伍秉钧手里。嘉庆五年(1800年),伍秉钧承保的一艘英船被海关查获,罪名是船员夹带两块自用手表未申报。伍家愿意认罚180银元,海关偏要罚五十倍。遭此打击,第二年,伍秉钧病故,三十二岁的伍秉鉴接手怡和行。
伍秉钧遭遇的变故,揭示了行商的真实处境:牌照是朝廷赏的,也是朝廷手里的绳子,想什么时候勒就什么时候勒。而且行商还背负着一副连坐的枷锁:保商制度规定,一行欠税欠债破了产,全体行商摊赔;行商欠外商的债,按大清律算“勾结外国,诈骗财物”,要抄家、要充军。
1801年,伍秉鉴接手怡和行的时候,正是行商最难的年头——1809年一年倒了三家行,此后几年里,十三行十一家有七家欠着外商的债;1813年东印度公司账上记着,五家行商积欠近四百万银元;到1820年,行商倒了一半,剩下的六家里有五家背着外债。这些债,等债主破了产,统统要摊到活着的行商头上,伍家每次都摊在里头。
在当时,怡和行排在行商第三位,听着风光,实际是个随时可能被连坐拖下水、还没处讲理的烂摊子。那时候,公行成员的资格没人当权利看,都当负担看,官府招募新行商,得靠硬逼。
但是,伍秉鉴有他的过人之处。
接手第二年,伍秉鉴就当上总商,1807年做到第二大行商,1813年坐上总商头一把交椅,此后三十多年没人撼动。在他之前坐这个位置的是同文行的潘有度。这位老前辈上任没几年就琢磨全身而退,据说捐了50万两白银,才获准退休回家。伍秉鉴看在眼里,铭记住了一点——位置越高,越要早给自己留后路。
1810年、1826年、1832年,伍秉鉴三次向官府申请告退,不准;1821年起,他又接连向东印度公司申请免去替商船承保的责任——承保就是担保,船上查出鸦片,头一个问罪的就是保商——前后递了六次申请,只有一次因其他行商反对没批,其余全批了。
但是,不断给自己留后路,在伍秉鉴身上,只能算作明智,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是把“总商”这份谁看都是包袱的差事做成了筹码:东印度公司的货款和存款越来越多地存进伍家,1816年交他保管的现款近四十万元,1818年达五十七万六千余元,每逢贸易季结束,大班们动身去澳门避暑,金银细软先移交给他;公司欠行商的债,1813年共七十五万两,欠他一家五十五万两,占了七成三。
他是全公行最大的债主,贸易份额也常年第一:1814年怡和行与公司的茶叶合约三万四千箱,占全行商一成六,1830年五万零八百箱,占一成八六。
英商给他的评语是“善于理财,聪明过人”,又说“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
伍秉鉴的“懦弱”,并非真的懦弱,而是他秉承的一种中国智慧:谁的锋芒也不抢,谁的债也不逼,风险一寸一寸往外推,利益一寸一寸往里收。他不是不懂权力,而是把权力折算成了债权。
另外,伍秉鉴能将贸易额常年做到第一,也很能说明事情落到实处,他确有过人之处。
在当时,欧洲市场对茶叶质量的挑剔近乎苛刻,而伍秉鉴把福建茶山到广州装箱的整条链条紧紧地掌控在了自己手里。他从采茶环节就介入,毛茶里有烂茶、折蒂,一概不收,茶农知道伍家的规矩,不敢糊弄。英国公司把怡和行的功夫茶鉴定为最佳,标最高价出售;到后来,凡是装箱后盖了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出高价。1814年,怡和行与东印度公司贸易的茶叶约三万四千箱,占行商总额的百分之十六。
此外,他的财商极高,据外商记载,他存放在各英商行号里的期票,哪家、多少、利息几何,他张口就来,到期兑付分毫不差。
更关键,他的商业格局以及对商业信用的践行,在当时是少有人能比的。
1811年伍秉鉴出任东印度公司羽纱销售的代理人,所得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行商刘德章得罪了英商、丢了贸易份额,他出面斡旋,帮刘德章把份额要了回来;行商黎光远破了产,按律要充军伊犁,伍家筹款供他在流放地过日子;1811年到1819年间,他给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累计二百余万银元,从此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依附于他。
对洋人,他把信用做成了资产。有个美国商人欠了他7.2万两,生意赔光,困在广州回不了国,伍秉鉴当着他的面把借据撕了,说账清了,这件事在欧美商界传了几十年。
1830年起,波士顿青年约翰·默里·福布斯在怡和行做英文文书,伍秉鉴赏识他,收作义子。1837年福布斯回国,伍秉鉴给了一张巨款银票——数目各书记载不一,从10万美元到50万银元都有。福布斯拿这笔钱投了密歇根中央铁路等干线,后来成了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大亨。
旗昌行替伍家在美国管着的股票、债券、保险,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已有三百万元规模,每年付给伍家的利息从三万元一路涨到后来的四十五万元。
然而,伍家的贸易生意,终究是依附在清廷政策之上的,说白了做的就是寻租的生意,看似有后台,其实很悬。
同文行的潘正亨说过一句话,“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
所以,生意做到一定规模,伍家成巨富之后,伍秉鉴一直在寻求退路。1826年,他花50万两白银把行务交给第四子伍元华,官府仍要他替全体行商作保;他干脆提出捐出八成财产、只求准许怡和行关门,留两成养老,还是不准。
不准,就意味着捐输停不了,据《广州府志》记载,1773年到1835年间,十三行各种捐输共计508.5万两,伍家一家“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之冠”。
还有更要命的,那就是当时绕不开的鸦片贸易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伍家的主业一直是茶和丝,直接买卖鸦片的记录,至今没有发现,但这并意味着伍家没有涉及鸦片贸易。
按当时的制度,每艘入口的洋船都要由行商具保“并无夹带鸦片”,伍秉鉴是总商,对那些保下来的船,他实际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要紧的是,旗昌行正是美国在华最大的鸦片走私商,它给伍家当海外总代理,伍家给它当资金后盾,双方还做着孟加拉汇票的生意,鸦片贩子的钱要经过伍家的信用通道周转。
说他是烟商头目,拿不出证据;说他干净,鸦片泛滥成灾的那些年,他拿着担保体系的头一份好处,一分没少拿。
1839年3月,风暴终于来了。
林则徐认定伍绍荣交上的1037箱鸦片是行商与外商串通的烟幕,于是出现了开篇的那一幕。
颠地,这个跟伍家做了半辈子生意的老熟人,拒不进城,任七十岁的伍秉鉴在门外站着。伍秉鉴指着自己摘了顶戴的帽子和脖子上的锁链,对人哀求:颠地再不来,我这条命就没了。
后来林则徐封锁商馆,断粮断水,伍秉鉴让儿子偷偷给馆里的外商送吃的。据当时在馆内的美国商人亨特记载,有人塞给他一个小包,“里面包着两只煮鸡,一条煮火腿,三条面包和一些饼干”。这点吃食,后来成了伍家“汉奸”的罪证之一。
6月3日虎门销烟,20283箱鸦片化为灰烬。
1840年6月,英军封锁珠江口,一位美国商人的记录里,伍秉鉴“被吓得瘫倒在地”。
1841年5月,靖逆将军奕山兵败,与义律签下《广州和约》,600万银元赎城,三分之一出自十三行行商,伍家一家独出110万,最多。
1842年《南京条约》,2100万银元赔款里专门划出300万“商欠”——历年来外商拖欠行商的债务——由行商认还:伍家100万,行商公所134万,其余行商分摊66万。朝廷因为他带头认缴,把三品顶戴还给了他。
但条约第五款才是真正要命的东西:“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嗣后不必仍照向例。”
公行废了,意味着伍家也废了。
1842年12月23日,也就是条约签订几个月后,伍秉鉴给美国的老朋友福布斯写信,信里有两句话:“据说行商制度将被废除,我衷心地希望如此,我愉快地期待我将成为一名自由人的时代。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1843年9月4日,伍秉鉴病逝于广州,虚岁七十五。
广东名士谭莹给他撰了墓碑,最重要的是这二十个字:“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
这二十个字,没有一个“商”字,没有一个“银”字。
这究竟是他的悲剧,还是幸运?
比起后来的胡雪岩,伍家虽随着时代沉浮,最终的命运算好的。
伍秉鉴生前把大部分海外资产托付给旗昌行代管,利息指定支付给伍家子孙,这个安排一直运转到1891年旗昌行自己破产那天,清算下来,欠伍家的本息超过一百万美元。
他的第五子伍绍荣——就是后来在条约谈判桌上替官府出面、也签了名的那个伍崇曜——又撑了怡和行二十年,晚年干起了另一件事:出重金请谭莹校勘刊刻古籍,刻成《粤雅堂丛书》等二千四百余卷,成了岭南最有名的藏书刻书家。
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杰伊·多林后来写伍秉鉴之死,说“为旧中国贸易画上了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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