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9年1月28日，爱丁堡劳恩市场的绞架周围挤了至少两万五千人，有人出半克朗就为从窗户缝里瞄一眼。被绞死的叫威廉·伯克，一个修鞋匠。法官宣判时撂下一句话：希望你的骨头被保存下来，好让后世记住你干过什么。后来爱丁堡大学解剖学博物馆真就挂起了他的骨架，旁边还摆着一张纸条，是用他头颅上的血写的。写字的人叫亚历山大·门罗，解剖学教授，蘸着死人的血，记下另一个死人的结局。这事儿听着就瘆人，可跟伯克干过的事比起来，还算体面的。
十九世纪初的爱丁堡，医学名气响当当，跟荷兰莱顿、意大利帕多瓦平起平坐。学医就得解剖，解剖就得有尸源，可法律只允许拿死在监狱里的、自杀的、弃婴和孤儿来用，缺口大得能吞人。有需求就有买卖，挖坟盗尸的行当应运而生，干这行的有个诨名，叫“复活人”。当时的法律有个天大的漏洞：挖坟算犯罪，顺走陪葬品算犯罪，可尸体本身不算任何人的财产，偷尸反倒不叫偷。家属只能自个儿想办法，雇人守夜、租大石板压坟头、给棺材套铁笼子，爱丁堡格雷弗赖尔斯墓园里至今还杵着那些铁棺笼。尸价随季节浮动，夏天一具八镑，冬天天冷能多放几天，解剖学家抢着要，十镑。城里最缺货的主儿之一是罗伯特·诺克斯，外科医生广场十号私人解剖学校的讲师，滑铁卢战役当过军医，一只眼瞎了，讲课火得不行，自称学生四百多号，一天剖两回。他招生广告里写得明明白白：每门课都用“新鲜的解剖标本”完整演示。新鲜，这俩字搁在这案子里，比刀还利。
威廉·伯克，1792年生在爱尔兰蒂龙郡，当过七年兵，后来撇下爱尔兰的妻儿跑到苏格兰修运河，修完运河跟同居女人海伦·麦克杜格尔流落到爱丁堡，修鞋为生，一周挣一英镑出头。威廉·黑尔，也是爱尔兰人，生年不详，也修过运河，后来给运煤的打下手。1827年秋收，俩人在佩尼库克割麦子认识了，回城后伯克搬进黑尔在西港坦纳巷的寄宿屋，八张床，一晚三便士，经常一张床挤两三个人。俩穷汉，一间破屋，一个嗷嗷待“尸”的名师，就差一根导火索。
导火索是个死人。1827年11月29日，寄宿屋一个叫唐纳德的老房客死了，水肿，欠着四英镑房租，养老金差几天没发下来。这钱眼看打水漂。俩人趁下葬前把尸体从棺材里掏出来，往棺材里填了一层制革厂弄来的树皮，盖上床单，棺材照常埋进西教堂墓地。尸体送到诺克斯那儿，助手啥也没问，诺克斯本人瞅了一眼，定价七英镑十先令。七英镑十先令什么概念？够在那寄宿屋睡六百晚。伯克修一周鞋挣一镑出头，这一趟顶好几周。伯克后来供述里说得透亮：“只有这一具，是我们卖掉而没有杀的。正是这个高价，让我们动了杀人取尸的念头。”打这儿起，十一个月，十六条人命，变成了解剖台上的“标本”。
他们不挖坟，没那手艺。货源就是寄宿屋里的房客。头一个是个磨坊工，病得话都说不利索，街坊传屋里有热病，黑尔怕房客跑光，跟伯克一合计，闷死了事。接着是个卖盐的老太太阿比盖尔·辛普森，哄进屋灌酒，第二天再灌，死在床上。手法一个模子：先灌醉，再捂口鼻，黑尔动手，伯克压人，不留伤口不出血，看上去跟醉死的一样。后来英语里多了个词，就是用伯克姓氏造的：burking。尸体送过去，诺克斯撂下一句：“很满意这么新鲜，但什么也没问。”十英镑到手。
1828年4月出了档子事，搁谁都得心里咯噔一下。伯克在酒馆碰上俩年轻女人，玛丽·帕特森和珍妮特·布朗，请酒请饭领回弟弟家。帕特森喝醉趴桌上睡着了，伯克的女人麦克杜格尔找上门大吵一架，叫来黑尔，俩男人把女人们锁门外，帕特森在睡梦里被闷死。下午尸体装箱送到诺克斯那儿，卖了八英镑。这回有三处不对劲：尸体是温的，从死到躺上解剖台只隔四个钟头，她手里还攥着两个半便士；诺克斯的助手弗格森觉得见过她，问尸体哪来的，伯克胡诌说从卡农门一个老太太手里买的；另一个学生说，她像他在卡农门见过的一个姑娘，“像两粒豌豆一样像”。诺克斯没拿她讲课，专门请了个画家来看，说她“体态匀称”，然后把她泡进威士忌里泡了三个月才解剖。一具还带着体温、被学生当面认出来的尸体，换来一位画家和三个月的威士忌。诺克斯一辈子没公开回答过这个问题。
到了十月，他们盯上了全城都认识的人。詹姆斯·威尔逊，十八岁，双脚畸形，走路一瘸一拐，智力有障碍，靠乞讨过活，街坊都叫他“傻詹米”。黑尔在街上拿一杯酒把他领回家，詹米进门一直问妈妈在哪儿，屋里人告诉他妈妈马上到。这孩子不爱喝酒爱吸鼻烟，所以没被灌醉，年轻力气大，跟俩人从床上打到地上，中午前没了声息。第二天诺克斯掀开盖布给学生看，好几个当场认出来：这是傻詹米。诺克斯脸不红心不跳：不可能，这不是你们认识的人
。然后把这具尸体排到所有库存前头，提前解剖，解剖之前先切下头和脚，那双畸形的脚是全城人认他的标志。到这份上，问题已经不用问了。后来的调查委员会说，没有证据表明诺克斯“知道”发生了谋杀。这话我照录，各位自己掂量：从帕特森那具温热的尸体，到詹米那双被先切下的脚，“知道”和“不想知道”之间，隔的是一层窗户纸还是一堵墙？
最后一个人是玛格丽特·多尔蒂，1828年10月31日万圣节。伯克在街上碰上个中年爱尔兰女人，一聊还是同乡，领回住处。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楼上一个杂货商路过门口，听见一个女人喊“杀人了”，喊了几分钟，然后是“三声像是被掐住的声音”。他出门找警察，没找到，回来又听了听，只剩两个男人说话的声音，就上楼睡觉了。第二天一早，房客格雷夫妇发现不对劲。安·格雷在法庭上说，她看见伯克往稻草上泼威士忌，一个睡觉都离不开酒的人往稻草上泼酒，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她弯腰去床底下拿土豆，伯克又叫住她：别过去，你叼着烟斗，小心把床点着了。傍晚格雷夫妇翻开床脚的稻草，先摸到的是一条女人的右胳膊。多尔蒂一丝不挂，口鼻带血。麦克杜格尔在楼梯上拦住他们，先说给五六个先令，又说只要不声张，“每周能值十镑”。安·格雷的回答记在1829年的庭审记录里：“我不想靠死人的钱过日子。”夫妇俩报了警。警察在诺克斯的解剖室里找到了那只茶叶箱。可麻烦来了：法医检查多尔蒂的尸体，结论是窒息死亡的可能性很大，可没法从医学上证明。其他尸体早就在诺克斯的解剖台上被拆开用掉了，
一具都找不回来。检察总长用了老办法，在嫌疑人里挑一个给豁免，让他供出别人。挑的是黑尔。1828年12月24日平安夜开庭，审到圣诞节早上，陪审团五十分钟就回来了：伯克谋杀多尔蒂罪名成立，麦克杜格尔“不能证实”。
1829年1月28日，伯克在劳恩市场被绞死，围观的人少说两万五，多说四万。能看见绞架的窗户按位置开价，五先令到三十先令不等。2月1日，门罗教授公开解剖伯克，俩小时，没挤进去的学生差点暴动，只好每批五十人放进去看。第二天公开展示遗体，每分钟六十多人从旁边走过，当天超过两万五千人。开头那张用血写的纸条，就是解剖时门罗蘸着伯克头颅上的血写的。黑尔呢？1829年2月5日获释，坐邮政马车往南走，到了邓弗里斯被人认出来，一群人堵着他喊“Burke him！Burke him！”伯克被绞死才一个多星期，他的姓已经成了动词，意思是闷死他。当局动用一百名临时警员才把他送出城。从此再没有可靠记录，有人说他被人推进石灰坑瞎了眼，在伦敦讨饭；有人说他回了爱尔兰；有人说他去了美国又活了四十年。全是传说，没一条能证实。诺克斯从头到尾没被起诉。伯克在供述里还替他开脱，说诺克斯“从来没有怂恿他”。1829年2月一群人聚到他家门口烧了他的人像，可你猜怎么着？他的学生不减反增，创了五百零四人的纪录。真正让他走下坡路的是同行排挤，1837年他申请大学教职，十一位教授宁可撤掉这个职位也不让他来。1842年他离开爱丁堡，后来在伦敦一家肿瘤医院做病理解剖，1862年死在哈克尼。爱丁堡街头流传起一首童谣：“伯克是屠夫，黑尔是贼，诺克斯是买肉的那位。”
1831年伦敦又出了桩类似的案子，两个人杀了个十四岁男孩想卖给国王学院解剖室。第二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解剖法》，解剖台上的尸体终于有了合法来路：济贫院里死后四十八小时无人认领的穷人。回头看看这十一个月，最让人心里堵得慌的不是伯克和黑尔有多狠。他们挑的人，大多是没人会找的：过路的房客、卖盐的老太太、外地来的祖孙、街上讨饭的跛脚青年。可这条链子上不止他俩。有付钱的讲师，有递剪刀的助手，有当面认出死者的学生，有喊过“他们抬着死人”的男孩，还有半夜听见呼救、找不到警察就回去睡觉的邻居。科学要尸体，这没错。错在每个人都默认了一件事：那些没人会找的人，换成钱，也不会有人追问。最后追问的，是一个带着孩子、交三便士房钱的穷房客。有人给她开价每周十镑，差不多是伯克修鞋两个多月的收入，她没要。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这磨推得也太顺了。你说，到底是杀人的人可怕，还是那些看见了、听见了、认出来了却扭头装没事的人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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