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几名日本战俘坐在审判席上,回答有关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问题。法庭记录留下了证词,却没有留下许多受害者的姓名。几十年后,一则关于日本军医日记和八路军战士的讲述流传开来,刺痛人心;但要理解它,既要看见暴行,也要分清证词、档案与后来的转述。
标题所说的“亲笔日记”,常被用来指向筱冢良雄的回忆和证言。关于这名八路军战士的身份、被捕经过、解剖的具体日期,以及现场每个人说过什么,公开材料并非处处一致。流传版本中的细节,有些来自回忆,有些经过后来的叙述加工。若把每一句对话、每个动作都当成已经由档案逐项证实,反倒会模糊历史本身。
能够确定的,是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平房地区设置了第七三一部队,以研究细菌战为名,实施人体实验,并参与细菌战准备。所谓“研究”,不是正常医疗。被拘押者失去自由,无法同意,也无从退出;实验者把人当作可支配的材料,医学术语于是成了遮掩暴力的外壳。
这一点,远比某段戏剧化的现场描写更重要。
平房基地并非一间孤立的实验室。它有研究、培养、检验、运输等不同部门,背后连着关东军的军务体系。研究目标包括鼠疫、霍乱、炭疽等病原体,也包括病菌在人体内造成的变化。与此同时,日本军队曾在中国战场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平民伤亡和长期灾害。人体实验与战场应用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两件事。
人被送进基地以后,往往先失去名字。日方内部使用过带有贬损意味的称呼,把被拘押者归入编号或类别。这种语言上的抹除,看似只是文件习惯,实际却是暴行得以持续的条件之一:只要不再把对方称作具体的人,施害者就更容易把残酷行为说成“工作”。
若从一张解剖台谈起,最令人不安的并不只是刀具,而是周围那套运转如常的秩序。有人准备药品,有人递送器械,有人记录观察结果;命令由上而下传递,每个人似乎只负责一个环节。流程越熟练,人的道德判断越容易被挤到一旁。
这不是替任何参与者开脱。服从命令不能消除责任,军阶制度也不能把罪行变成无主之事。尤其当医务人员明知被试者没有同意、手段会造成严重痛苦,却仍参与其中,“职责”便不再是解释,而成了需要审视的借口。
关于那名八路军战士,流传叙述称,他在感染鼠疫后仍存活了一段时间,后来被送去解剖,筱冢良雄目睹了过程。部分版本还写到注射樟脑液、强心剂以及采血等细节。此类内容之所以反复出现,是因为它把宏大的犯罪体系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但细节若缺少对应档案互证,就应明确标为证词或回忆,而不宜包装成完整无误的现场记录。
战俘的回忆当然有价值。亲历者能补足正式文件没有写出的内容,也能说明实验室里的人怎样执行命令。但回忆形成于多年以后,常受记忆、翻译、审讯环境和传播过程影响。把不同来源分开核对,不是削弱证言,而是让证言经得起追问。
有些网文把故事写成一幕幕精确的对白,连每个人的表情、器械摆放、身体反应都描绘得十分确定。读起来很有冲击力,史料上的问题却也随之而来:哪一句出自当事人笔录,哪一句来自多年后转述,哪一句只是作者补写?如果不作区分,读者就难以知道自己看到的是档案,还是文学化重构。
筱冢良雄的经历,也需要放在准确的背景中理解。他是第七三一部队相关人员,战后曾对部队活动作证。有关他在实验中的具体职务、当时年龄,以及某篇日记是否确为原件,不同材料需要分别查证。把他笼统称作“军医”,或将后来的口述一概说成“亲笔日记”,都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误差。一个人的证言有分量,不代表与他有关的每个流传细节都自动成为事实。
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提供了重要材料。1949年,苏联对参与细菌战活动的日本人员进行审判,公开讯问和庭审记录涉及第七三一部队的组织、人体实验及细菌战准备。相关记录长期受到政治环境影响,也曾被一些人否认;然而,它们并非唯一依据。日本战后调查、参与者证言、中国地方调查与受害者资料,均构成研究这段历史时需要交叉参照的材料。
东京审判没有对第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罪行作出相应审判,这是战后追责的一处重大缺口。美国方面为取得相关研究资料,对部分部队人员给予了免于起诉的安排;这段历史后来成为研究者持续讨论的问题。缺少审判,并不意味着罪行不存在,更不能把未受惩处误读成证据不足。
证据的意义正在这里。它并非只靠一句震撼人心的话,而是由不同材料互相印证:部队编制和工作记录、军人供述、审判笔录、战场使用痕迹,以及受害地区的调查。单一证言可能有局限,材料之间相互吻合时,历史事实便有了更坚实的支撑。
细菌战的危险,也不止于某一处实验设施。病菌一旦被投放到人口密集地区,传播路径难以控制,受害者也不会只限于军人。中国多个地区曾遭到日军细菌战攻击,鼠疫等传染病带来的死亡和社会损害持续多年。对平民而言,病菌看不见,传播又难以预料,恐惧与疾病往往一同扩散。
因此,研究这段历史,不能把注意力全放在某个解剖过程上。那样容易让残酷场面遮住更大的结构:军队如何把科学研究转化为作战准备,基层人员如何在等级命令中分担任务,受害者如何被秘密拘押,证据又如何在战后被销毁、隐瞒或重新发现。
受害者的身份尤其值得谨慎。流传故事称此人是八路军战士,甚至称他来自华北敌后工作系统;如果没有可靠名册、审讯记录或互证材料,就不能进一步补造姓名、籍贯和经历。战争中失踪者众多,许多人未能留下可查的档案。承认不知道,胜过用想象替他们编出一段看似完整的生平。
但没有姓名,不等于没有生命。他可能曾经有家人,有熟悉的乡音,有被抓捕前做过的寻常事情。史料沉默的地方,不能随意填上故事;能够确认的,是他被剥夺自由,被当成实验对象,最终遭受了严重暴行。这样的事实本身,已经足够沉重。
那名战士在流传记述中被称为“顽强”,这个词有它的分量,却也不应被用来美化受害者承受的痛苦。所谓顽强,不是暴行的证明工具,更不是实验者值得称道的“发现”。如果证词确实记录了他在极端处境中的反抗,那首先说明的是一个人没有被施害者的分类和命令完全抹去;同时也说明,强加于他的苦难不可辩护。
暴行的责任不能转移到受害者是否坚强上。哪怕有人因身体状况撑得更久,哪怕有人在临终前仍然反抗,也不能因此把实验描述成对意志的检验。那是强制,是侵害,是把人置于无法拒绝的处境中。医学研究若没有受试者的自由同意,若以折磨和死亡为代价,便不属于正常医学。
筱冢后来谈及相关经历时,若曾表达对被害者的震动或敬意,这种表态可以作为其战后认识变化的材料,却不能取代他在事件中的责任。忏悔和作证有助于揭露事实,但承认罪行并不等于罪行从未发生,也不等于责任已经消失。判断历史人物,既要看其后来的证言,也要看其曾经做过什么。
更要紧的是,证言不能只剩下个别人的良心故事。若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一名参与者如何受到震撼,叙事中心便可能从受害者转向施害者。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谁建立了这套体系,谁批准和支持它,谁执行实验,谁利用所得结果,战后又有哪些人帮助掩盖或纵容相关责任。
第七三一部队并非几个失控人员私下为之。它依托军队组织,拥有设施、经费和人员,研究成果服务于军事目的。把它说成偶然的“个别失德”,会缩小制度性犯罪的规模;把每个参与者都说成毫无选择的工具,也同样不合事实。组织压力确实存在,个人仍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受害者的姓名难以查明,档案也有残缺,这是研究者面临的难题。部分资料在战争结束前遭到销毁,部分供述形成于战后审讯,翻译和转录也可能带来差异。严谨的写法应把证据等级说清楚:哪些有多种材料支持,哪些出自单一回忆,哪些尚待证实。史实不怕谨慎,怕的是把推测说成定论。
标题中的“日记”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私人记录常被视为直接证据。然而日记是否原件、写于何时、是否经过转抄,必须看具体收藏和出版信息。若只知道某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却找不到原始载体与完整上下文,稳妥的表述应是“据其回忆或证言”,而不是轻率宣布已经发现一页日记。这种区分不是吹毛求疵,而是历史写作的基本责任。
关于第七三一部队的研究,早已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回忆。中国学者和调查人员不断搜集地方材料,日本研究者也整理过相关档案与证言,国际学界则从细菌战史、军队组织和战后追责等角度展开讨论。不同国家、不同立场的材料能够交叉检验,才使许多曾被掩盖的事实逐渐清晰。
故事若要讲得有力量,不必给它添上未经证实的台词。可以把有限的史料讲明白,把不确定之处标出来,也可以让读者看到制度如何把医生、军官、记录员和警卫分别安置在一条犯罪链条上。越是沉重的历史,越不能靠夸饰来增加分量。
关于那名八路军战士,姓名或许仍无法确认;关于他面对的暴行,现有材料已经能够说明其性质。被拘押者没有选择,实验者掌握刀具、药物和记录本,命令则来自军事组织。把这些关系说清楚,比虚构一段临终独白更接近历史,也更能让责任落到应当承担责任的人身上。
在平房的实验设施里,人被叫作材料,身体被拆解成观察对象;在战后档案和证词中,这些被抹去的生命又以零散片段重新出现。每一份供述都有边界,每一份档案也有空白。正因为如此,记录必须准确,质疑必须有据,而受害者的遭遇不能被当成渲染情节的道具。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