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北宋至和年间，宰相陈执中家里出了一桩震动朝野的婢女死亡案。这件事在《宋史·陈执中传》中有明确记载：“久之，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赵抃列八事奏劾执中，欧阳修亦言之。”后来，御史中丞孙抃与赵抃等人不断论奏，最终陈执中被罢相，出判亳州。
《宋史》的记载很简略，只有“嬖妾笞小婢”几个字。但是，赵抃《清献集》卷六保存的《奏状论宰臣陈执中家杖杀女使》，却把这件事情说得更加直接。奏状开篇就是：“臣窃闻宰臣陈执中本家捶挞女使迎儿致命身死。”这里甚至连“家杖杀女使”都直接写进了奏状题目。
“家杖”两个字，很值得琢磨。古代官府有杖，家庭里面同样有杖。主人责罚奴婢，本来是传统家内等级秩序中的常见现象。婢女做错事情，被主人训斥、鞭打，乃至杖责，在当时并不一定马上构成一桩需要官府介入的案件。但是，陈执中家的板子显然已经打过了界。
关于迎儿究竟怎样死亡，当时社会上就有两种说法。赵抃在奏状中说：“道路喧腾，群议各异”，一种说法是陈执中本人“亲行杖楚，以至毙踣”；另一种说法则是他的宠妾阿张“酷虐，用他物殴杀”。赵抃并没有在奏状里武断地认定哪一种一定是真相，而是说：“臣谓二者有一于此，执中不能无罪。”
这句话很厉害。如果是陈执中亲自把婢女打死，他当然有责任；如果是宠妾阿张施暴，他作为一家之主纵容这种事情发生，也同样不能推卸责任。换句话说，在这桩“家杖杀女使”的案件中，追究的已经不只是究竟谁拿着那根杖，而是谁允许这根杖这样打下去。
赵抃接下来的一句话，更值得收入中华帝国杖政史：“若女使本有过犯，自当送官断遣，岂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体，违朝廷之法，立私门之威？”
这里最关键的，是“立私门之威”五个字。赵抃并没有说奴婢犯错之后绝对不能处罚。恰恰相反，他首先承认了一个前提：“若女使本有过犯。”也就是说，即使迎儿真的犯了错误，依然存在处罚的问题。但是，应当怎么办呢？“自当送官断遣。”
这就把一条界线划出来了。主人可以治家，却不能把自己家变成衙门；家里可以有家规，却不能自行建立一套无限制的刑罚体系。尤其是当家中的责罚已经发展到把人杖打致死时，这根板子便不再只是所谓“家法”的工具，而开始带有明显的私刑性质。
所以，赵抃真正反对的，并不只是陈执中家里“打得太重”，而是私人权力对于国家刑罚权的侵入。
从杖政的角度看，这一点非常有意思。我们研究古代的板子，通常首先想到的是公堂。县太爷升堂，皂隶侍立两旁，一声吩咐，把犯人按倒在地，板子随后落下。这种板子代表的是官府权力。但在传统社会中，板子其实远远不只存在于衙门。宫廷里有板子，军营里有板子，学校里有板子，大户人家的内宅里同样有板子。
表面看，都是一根棍杖落在人的身体上；实际上，它们背后的权力来源并不相同。官府的板子，是“公门之威”；陈执中家里的板子，却被赵抃称作“私门之威”。
这两个“威”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紧张关系。如果主人只因为拥有奴婢，便可以自行决定捆不捆、打不打、打多少、打到什么程度，甚至打死之后仍然只是“家务事”，那么这个家庭实际上就拥有了一部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刑罚权。主人俨然成了县太爷，宠妾可以充当刑官，家奴则成了行刑人，而奴婢的身体，也就完全暴露在这套私人权力之下。这正是赵抃为什么要说“违朝廷之法”。
更有意思的是，此案后来还出现了为陈执中开脱的声音。《宋史》相关人物传记记载，有人认为，如果是“主命妾笞婢”，按照法律并不一定应当治罪；也有人认为御史拿一个婢女之死逼迫宰相去职，是“舍大责细”。这说明围绕陈执中一案，当时并不是人人都认为宰相应该因为家中婢女死亡而下台。
也正因为如此，赵抃的态度才更加值得注意。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相当明确的杖政原则：有身份，并不等于拥有无限制的施杖权；有家法，也不等于可以绕过国法。
最后，陈执中并没有因为这桩婢女死亡案像普通凶犯一样受到刑事处罚。《宋史》记载，在赵抃、欧阳修、孙抃等人不断论奏之后，朝廷最终只是罢去他的宰相职位，使其以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出判亳州。
这个结果当然也很耐人寻味。一方面，宋代国家已经有人公开指出：宰相家里的板子不能随便打，更不能以“家法”为名“立私门之威”；另一方面，当这根板子真的打出了人命，对权贵的追究又依然受到身份的限制。国法已经试图伸进宰相家的大门，却还没有完全伸到底。
所以，陈执中家里的这顿板子，真正值得留下来的，并不只是“宰相宠妾打死婢女”这样一个猎奇故事。它让我们看到，在宋代的政治与法律观念中，已经有人开始认真追问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家里的板子，到底可以打到哪里为止？
赵抃给出的答案其实很清楚：家法可以存在，但不能打成私刑；主人可以有威严，却不能“立私门之威”。哪怕这扇“私门”，是当朝宰相家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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